[作者]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郡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陈相朱颉之子。他少小聪慧，五岁时便有孝称，父母有病，便不饮食。及壮年，锐意诵读，有时思至不自知，丢失衣冠，颠坠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马足几条。初举孝亷。大将军梁冀素闻其名，辟为大将军掾。他多次直言劝戒梁冀，后拜侍御史，出任冀州刺史。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因触犯宦官，被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颍川（今禹州市）刘陶等数千人上书鸣不平，才获释归居乡里。他五十岁时又向隐于武当山的赵康叔奉书称弟子。居家数年，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于是征拜为尚书。他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要求罢除宦官，遂遭排挤诋毁。于汉桓帝延熹六年（163），愤懑发疽疮而去世。他做官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馀财，公卿共表其立节忠清，追赠为益州太守，蔡邕与门人谥为文忠先生。《旧唐书•经籍下》著录《朱穆集》二卷，今已佚。
崇厚论
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本
[解题] 本篇选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崇厚论，即崇尚敦厚的论述。论，是一种以议论为主的文体。文章是作者有感于当时世风刻薄而写的。首先，文章指出“风化不敦”的社会现实，继而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并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了“薄”与“厚”的利弊，从而呼唤“崇厚”的世风到来。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兵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已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厖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
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首道，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稜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馀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绝交论
据唐李贤注《后汉书》本
[解题]本篇选自唐李贤注《后汉书•朱穆传》。绝交论，即与人断绝交游的论述。朱穆曾写有《与刘伯宗绝交书》（见前《与刘伯宗绝交诗》）。《后汉书•朱穆传论》说：“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此说交待了其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宗旨。本文指出了当时“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的社会现象，从而揭示了“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的交游目的和“事替义退，公轻私重”的交游后果。此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时，便引起了蔡邕的共鸣，于是作《正交论》，以“广其志”。南朝梁刘峻又撰有《广
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曰：“人将疾子，如何？”曰：“宁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者，则孺子之爱也；其甚者，则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居劳于听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赡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渎并决而莫敢之塞，游豶蹂稼而莫之禁也。《诗》云：‘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后生将复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规此。实悼无行，子道多阙，臣事多尤，思复白圭，重考古言，以补往过。时无孔堂，思兼则滞，匪有废也，则亦焉兴。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奏 记
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本
[解题] 本篇选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奏记，即汉魏以来臣下或属府向长官的进言。时任大将军的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叹恨。朱穆因曾任其属掾，惧其过多招祸，于是上此“奏记”。文章开篇即讲明君贤臣的道理和梁冀的地位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继而说明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形势，并指出“将军结怨天下”的严重后果，从而劝诫梁冀休恤国事。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
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
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
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