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西汉政论家。年轻时师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学习《尚书》。后任博士、太子家令。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得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信任，号为“智囊”，升迁为中大夫。汉景帝即位，任命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策，并主张纳粟授爵，又建议募民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的攻掠，以及逐步削夺诸王侯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得到汉景帝采纳。后吴楚七国以诛杀他为名，发动叛乱;他为袁盎等所谮，被杀。《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三十一篇，今佚。清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录入其政论代表作有《上言兵事书》《请募民实塞奏》《请立边民什伍法奏》《论贵粟疏》《请入粟郡县奏》《贤良对》等。清马国翰等也有辑本。
论贵粟疏
据清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本
[解题]本篇选自清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卷十二。论贵粟疏，即论述重视粮食的奏章。在《御选古文渊鉴》中，名为《重农贵粟奏》。今按通行说法改之。这些题目都是后人所加。文章论述了粮食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商人兼并和农民流亡的原因，提出了重视和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其主旨在于为统治者谋划长治久安之道，但其观点，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贤良对
据清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本
[解题]本篇选自清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卷十二。贤良，是汉代选拔统治者的科目之一。由郡国推举文学之士充选。也为“贤良文学”、“贤良方正”的简称。对，即对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又称《贤良对策》《贤良文学对策》等。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诏举贤良大学士。此时贾谊已死，晁错在选中，汉文帝亲策诏之，对策者百馀人，唯晁错为高第，因此选为中大夫。文章紧紧围绕“诏策”而对，以“三皇”“五帝”“五霸”治国之得失为例，阐述了为君治国之道。
臣窃闻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于不明，以求贤良，让之至也。臣窃观上世之传，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今臣窋等乃以臣错充赋，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臣错草茅臣，亡识知，昧死上愚。
“对曰：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着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袄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已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诸侯，功业甚美，名声章明，举天下之贤主，五伯与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势，万万于五伯，而赐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法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卹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诏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当之!
“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遗，而贤圣不废也，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传曰：‘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此之谓也。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民贫穷者变其业。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财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