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都今新郑市)人。战国末期思想家、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子。曾多次上书韩王，希望韩国变法图强，终不被采纳。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馀万言，秦王政见而悦之，因发兵攻打韩国，目的在得到韩非。韩非奉命出使秦国。不久因李斯、姚贾谗害而下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他自杀。等秦王要召见他时，才知道韩非已身死狱中。他的学术综合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慎到的“势”而加以发展，主张因时制宜，强调法治和君主集权，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
韩非子(节选)
据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
[解题]《韩非子》，韩非撰。《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今本《韩非子》共二十卷五十五篇。其文章以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见长，又善于用浅近寓言说明抽象的道理。他的思想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上以矛与盾的故事为蓝本，提出和阐述的“矛盾”的哲学思想，对人们分析问题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主道第五
[解题] 本篇选自《韩非子》卷一。该卷共有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难言第三，爱臣第四，主道第五等五篇文章。主道，即做人君之道。文章阐述了治国御臣的“人主之道”、“明君之道”。其中所阐明的“散其党，收其馀，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对于理政不无借鉴意义。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馀，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孤愤第十一
[解题] 本篇选自《韩非子》卷四。该卷共有孤愤第十一，说难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奸劫弑臣第十四等四篇文章。孤愤，即愤孤直不容于时。文章反映了作者认识到“‘重人’执柄独断”的严重性，指出法家与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不可两存之仇”。并进一步指出“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的危害之大。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辩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人”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蠹第四十九
[解题] 本篇选自《韩非子》卷十九。该卷共有五蠧第四十九和显学第五十两篇文章。五蠹，即五种蛀虫。文章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论证了法治的合理，把无益于耕战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和工商五种人称之为“五蠹”，而主张养耕战之士(农民、军队)，除“五蠹”之民。本文可谓是《韩非子》一书的总纲，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饟;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距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之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