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不韦(?—前235)，濮阳(今濮阳市西南)人。原为阳翟(今禹州市)大商人。战国末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赵都邯郸经商时，他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因娶赵姬并献给异人，又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庄襄王(即子楚)即位，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去世，秦王政年幼即位，继任相国，号称“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秦王政亲政后，他被免职，出居封地河南(今洛阳市)，不久又令他迁往蜀郡，忧惧而自杀。他曾命宾客汇合先秦各派学说而编写著作，书成，命名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节选)
据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本
[解题]《吕氏春秋》，吕不韦主编。因其书中有“八览”，所以后人也称之为《吕览》。其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言，因而其被称为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该书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
异宝
[解题]本篇选自《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第十》。该纪共有十月纪、节丧、安死、异宝、异用五篇文章。异宝，即不同样的宝贝。文章通过孙叔敖戒子不受美地的故事，赞美孙叔敖的“不以利为利”的明智;通过江上老人不受伍员宝剑的故事，赞美江上老人做好事不为名、不为利的隐者风范;通过子罕不受玉的故事，赞美子罕“以不贪为宝”的高尚美德。此三古人的故事，当为今人深思之。文章结尾的“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语，同样发人深省。
四曰：
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敖叔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伍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伍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圭，禄万担，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伍员过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公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察今
[解题]本篇选自《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第三》。该览共有慎大、权勋、下贤、报更、顺说、不广、贵因、察今八篇文章。察今，即详审而今时事。文章论述了古今由于时世不同，在制订法令制度时，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应“效法先王之成法”一成不变。这反映了法家的历史进步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等寓言故事，从时、地、人三个不同的角度，有力论证了“察今”变法的必要性，从而告诫人们客观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八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
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自知
[解题]本篇选自《吕氏春秋》卷二十四《不苟论第四》。该论共有不苟、赞能、自知、当赏、博志、贵当六篇文章。自知，即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文章从正反两方面列举史实，从而说明开明的君主都会采取“自知”的措施，而达到民治国强;昏庸的君主则拒绝忠直，“有掩蔽之道”，如掩耳盗钟，导致国破家亡。其主旨在于阐明君主“务在自知”，“欲自知，则必直士”，认为君主自知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文中所强调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应广泛听取意见，对当今人们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三曰：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
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于不自知。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