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与中原学是一组关键词，也是一组研究命题，如今已经成为一组文化符合，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众所周知，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崇高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学界针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历久弥新。与此位阶有所差异，“中原学”则是李庚香先生近年提出的针对中原地区学术研究的一个命题，属于较为新颖的学术话语。“中原学”在空间范围上主要是以河南省域为中心，着力于中原文化研究，意图将学界针对中原文化的研究群体整合为“中原学派”。同时，还提出以推进中原文化研究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现实观照为抓手，进而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学术界针对中原学、黄河文化的思考与探讨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能够进一步廓清中原学与黄河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继续推进靶向性研究，对于推进中原学学科建设则具有重要价值。试简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的地域耦合性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之所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在于二者之间的地域耦合性，也即中原学的地域指向和黄河文化的存续空间具有一致性。
顾名思义，中原学即研究中原的学问。从地理空间的意义上讲，“中原”一词作为地域之名意为“天下之中”。《尚书·禹贡》中命名的“豫州”，主要指的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中原学”主要从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立论，其缘由在于河南所在的地域最有资格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不仅仅因为唯有河南全境尽在中原文化圈的覆盖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河南省具有中原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因子，同时还向周边区域辐射。正是在此空间属性的基础之上，中原学形成了以河南为核心的地域底色，并主要致力于研究河南地区文化的嬗变以及服务于现实的需求导向。显然，河南省域是中原学思考的基点，同时是具有现实导向价值的命题归属。也缘于中原学的地域属性，中原文化成为依存于中原地区的中原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正如李庚香先生所言，中原文化即中原地区的文化。它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渊薮。近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在区域文化演进过程中，与荆楚、吴越、岭南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中原文化的相关研究处于滞后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在新时代伴随着中部崛起的发展态势，重新梳理中原文化的意义，以满足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需要。
与中原学的地域指向相对明确不同，黄河文化的地域指向比较复杂。从空间属性上看，黄河文化紧紧依赖于黄河作为自然河流的空间载体。黄河作为自然河流本身具有着发育形成的过程，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的地质变迁过程主要有古黄河孕育期、古黄河诞生成长期、形成海洋水系等阶段，而真正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产生重要意义的时间则是在距今1万年的早、中全新世时期。该时期的黄河沟系发育迅猛，尤其是黄土高原，出现“千沟万壑”，是黄河水系的大发展时期。华夏先民与黄河之间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留下了最早的历史记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远古洪荒时代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华夏先民改造自然条件，与黄河展开文化联结的初始。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黄河的泛滥成为王朝密切关注的问题，甚至是关系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同时，正是因为黄河容易泛滥，黄河流域文化的波及面更加宽泛。因此，黄河形成史、改道泛滥史使得黄河文化的地域指向异常广阔。其地域空间远远大于河南一地，也并非河南一地所能囊括。只是，河南一地对于黄河而言，意义特别重大。首先，河南地处黄河从黄土高原到大平原的出口，塑造了黄河在中下游的区位。其次，人类在河南一带活动频繁，为大河文明和中华文化奠定了地利与人和的基石。再次，河南区域与黄河难舍难分，从一而终。
也正因如此，中原学研究以河南地区为空间指向，其中也瞄准了黄河在河南区域的空间属性。这也构成了中原学与黄河文化内在一致性的地域耦合价值。从文化生成的空间背景考虑，总体上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属于一种大河文明，统摄于大河文明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内在密切的关系，具有较高的世界意义、时代价值。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发生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世界上著名的古文明均孕育于大河流域。同样，中国的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流域，其中河南地区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因此，黄河文化不仅围绕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本体进行思考，同时进一步开拓开展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探讨，也有助于形成更有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研究话语体系。
二、中原学的文化研究指向与黄河文化的耦合性
中原学的文化研究指向与黄河文化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而言，中原文化是从属于黄河文化的一个组成单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从哲学的角度说，可以认为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间存在着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意味，中原文化的特殊性对于黄河文化而言完全适合，黄河文化的普遍性也适用于中原文化。
对于中原学而言，目前学者们的思考点在于学科化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上，多主张以中原文化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在国家倡导文化自信的层面，意图通过挖掘中原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优秀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则主张针对当下中原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出现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提供基本的学理支撑。因此，中原学在发掘与应用优秀传统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需要下大力气，毕竟中原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包罗万象，非常丰富。而针对现实性问题的思考，则需要凝聚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调研和学术研究活动。
至于黄河文化则众说纷纭，一般意义上只要涉及黄河元素的内容均在其中。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在其编撰的鸿篇巨制《黄河文化》中认为，黄河文化是一个自强不息的生命体。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一部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科技、经济与文化、科学与艺术、价值与风俗、历史与地理相互融合的综合体。因此，中原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构成单元是黄河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此种定位，在中原学学科发展之中，李庚香先生也已经有所论述。在他看来，“中原学”自身是在黄河流域孕育的，构成了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河文明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学发挥了重要的价值。
只是，如何在黄河文化的视域之下看待中原文化，如何在中原文化的研究中思考黄河文化，是两个重要的方向和命题。或者说，中原文化对于黄河文化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之魂。中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心，决定了学术界在研究中原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就相当于在研究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原学在探究过程中，从中原视野上升到黄河文化的研究视野，其结果最终上升为华夏文明的视野。葛剑雄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一文中，侧重于理解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生成和地位问题。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不应强调地域性特点，而应该强调共性，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在这里发展，许多地域的文明都是黄河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的，母体依然是黄河文化。黄河曾经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主体，黄河儿女遍布中华大地，并已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必须从“中原学”中重新定位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乃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学者丁素认为，中原学应当是对中原文化和中华文明核心地域、核心问题的再研究、再概括，是对中原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又怎样在根与魂的核心内容上体现中原文化的风采和已有的贡献这两方面互动关系的现代新解、当代新释[2]。同时，在黄河文化研究之中，突出中原文化的地域性、特色性、典型性和价值性，也弥足重要[3]。
在如何处理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关系方面，李庚香先生提出，希望中原学学科建设要以黄河文明、黄河文化为主轴、主体和主方向，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文明、中原文化的科学论断，准确把握中原文化作为华夏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之魂的历史定位。二是抓住农耕文明、家国同构、治理体系三个维度，全方位认识黄河文化的主干性、丰富性、融合性。三是着力突显黄河文化与中原学研究对于“人类起源的一元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河南高质量发展”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所论至当、至实，也为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三、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的路径耦合性
根据目前中原学和黄河文化研究的具体情状，如何凝聚共识，形成力量，成为推进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方法论命题。中原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原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原区域发展现实性问题研究，进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性统一。中原学学科化方向对于中原学自身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庚香先生认为，对于中原学而言，走学科化道路，建设中原学，为大省河南的发展提供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标志着中原学学科建设的自觉。对于中原学自身而言，从学界已有的中原历史文化研究到中原学的提出就属于质的提升，而将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扩展到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研究同样是质的提升[4]。这也契合了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的路径方向。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共同体包括三个要素：共同的文化记忆、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精神。打造文化共同体，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建立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可以有效协调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信；可以强化社会认同，弥合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因此说，围绕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形成一批知识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性力量，推进民众走进社会主流性实践，形成共同的文化生活，践行着文化精神，既有助于学科发展，也有助于弘扬黄河文化。在实践层面，就需要为打造文化共同体而努力。具体路径方面，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双轮驱动、三个工程。
一条主线，即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不管是中原学学科建设还是黄河文化研究，其最终归途都在于顺应历史之大势，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和黄河文化研究在民族、国家层面的终极意义。
双轮驱动即一方面立足于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推进二者的相融互惠。在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建构方面，首先，以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等作为学科支撑，立足中原大地，推进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以夯实中原学的基底。其次，以中原文化专题为主，从物质、制度、精神等领域瞄准“专”“深”“新”等特点，构成专题研究，形成网状研究态势，确保中原学学科的深入发展。再次，以面向中原现实需求为导向，结合重大战略需求，谋篇布局，融入社会主流实践过程中，即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征程。在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方面，首先，挖掘中原地区核心地带的黄河文化谱系，一方面根据时间轴的发展趋向，瞄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系统性地发掘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生态体系；另一方面，以空间属性为重要着力点，从空间角度对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可以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其次，在厘清黄河文化发展基本脉络的前提下，以现实问题为专题开展研究，尝试通过不同学科的支撑，构筑文化服务于现实发展的体系。再次，发掘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研究的精神指向，建立文化主题公园、场馆，设计项目活动，增强民众素养、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文明程度，进而提振民族精神。
三个工程即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方面，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倡议成立“中原学派”[5]，形成学术风格。一方面，继续凝聚学科共识，在学者群体中形成稳健的概念体系。特别是在中原学概念、范畴、研究方法与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增进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依托已经形成的研究基础，以省内科研院所为基本力量，依托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省内高校有关特色优势学科的支持，以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中原学科建设，以后备学科梯队化助推中原学学科建设，最终打造一流学科生态体系。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方面，首先要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立体化宣传平台、多层次交流平台，通过众多平台的搭建，夯实研究基础，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第八次思想重构中去，继往开来，形成有力的平台支撑。其次要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平台。将中原学学科建设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学学科建设进行交流，将黄河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样态进行比较和交流，增强中原学学科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继续增进黄河文化的普适性价值参与，为构筑人类优秀文化共同体提供坚实基础。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方面，一方面，将构建中原学视为一项系统工程，争取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支持，实施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项目，打造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中原品牌，启动中原学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而在政府供给层面给予政策制定、经费投入、项目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帮扶。另一方面，积极借用社会力量，发挥社团作用，增进国内外交流，设立交流基金，完善奖、评、助制度体系，出版研究资料和成果，建立推广应用基地，进而推动中原学学科的发展，推进黄河文化研究的深入。
四、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互为张力，同频共振
文化在历史中产生，可以看作历史的内涵。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说过，一个民族的详细文化清单，几乎完全是历史在传播中积累的结果，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总是历史上种种行为形式的博物馆。不管是中原文化还是黄河文化，均是如此。源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具备了同频共振的时代契机。
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具有互为张力的基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从华夏民族演变到汉民族，进而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以黄河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含着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的嬗变。黄河文明承载的内容基本上贯穿了华夏五千多年文明的始终，到今天依然体现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自古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族类观”，中国不同族群间的整合与融会是通过文化吸引和价值包容来实现的。中国之所以能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其核心就在于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顺应“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叙事，遵循了一种“民族构建国家”的文化致思逻辑。这种“民族-国家”的构建范式不仅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的话语超越，也隐喻着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内在的文化聚合力[6]。而之所以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美美与共”式中华民族的家国建构，就在于长时期形成的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底蕴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富民安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思想文化因子的生发。黄河文化更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具体的地理环境是黄河文化的物质存在，聚散式的网状结构是黄河文化的发展活力。
如果从文化样态方面考虑，黄河文化有很多的流域文化单元，而且每个文化单元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意义。不同文化单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确实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和集大成者。”[7]与周边其他区域相比，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8]。中原地区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在制度层面形成了基本传统体制，构筑了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制度基础，后期的中国基本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并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相互作用，从而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因此说，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体两面，互相依存。
中原学和黄河文化研究同频共振，共同发展的时代契机已经呈现。中原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是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等为研究对象，重在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征程的新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脉河、幸福河的黄河将会进一步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进一步激活中原文明，努力实现中原崛起、中部崛起、中国崛起[9]。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黄河的相关指示精神，为谱写新时代中原学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10]。
目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为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对于学界而言，其意义在于鼓励专家、学者努力加强对于黄河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研究，进而从黄河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当下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奏响出彩的河南乐章，需要继续扎根中原大地，讲好黄河故事，在建设高质量现代化河南的进程中凝聚力量。显然，通过聚焦黄河文化、在黄河文明的研究范畴中思考中原学的学科建设，最终“不断推动中原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4]。
五、结语
中原学致力于从不同学科各自的路径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合力，发掘中原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服务于中原大地的现实需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原学学科发展需要与黄河文化研究进行结合，找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从地域空间、文化向度、方法路径等方面进行思考。要围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这条主线，一方面立足于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综合运用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学科平台创建工程、体制机制建设工程，完善中原学学科建设体系，推动黄河文化研究；瞄准黄河文化问题，增强中原学学科发展优势，最终实现二者同频共振、互融互惠。
（本文作者为王明钦，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岳鹏星，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 2021年12月 第29卷 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