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就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相关情况。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再次惊艳全世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议，考古工作也一下从小众冷门进入大众的视野，热度爆表。夏文化是中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对夏文化考古与推动中原学研究有颇多的启示。
一、三星堆新发现引起关注
三星堆曾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的新发现，同样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一是新闻媒体集中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续4天以最高规格在新闻频道现场直播，并在其他频道播发实时新闻。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等重量级媒体及时跟进，为全世界呈现了中华文明考古大餐。CNN、BBC、《南华早报》等海外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及时的跟进报道，三星堆的全球关注度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并肩。二是海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评价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事业的有益探索。美国加州大学考古学家罗泰、哈佛大学考古学家费正清等人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及亚洲文明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线索。三是海内外网友热议。三星堆迅速开启了刷屏模式，中华文明引起了海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四是参观热潮的出现。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带火了三星堆博物馆，2021年“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的三星堆博物馆共接待游客8万人，比2019年增长3倍多，文创产品热销。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被高度关注，其影响可谓一次对中华历史文化遗产认知的革命，背后反映了国民文化自信的与日俱增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二、三星堆新成果带来考古之问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给我们呈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华物质文明，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考古认知和历史学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重新思考。
其一，中华文明源头问题。三星堆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与中原地区或传统认知的华夏文化核心区的青铜器特征迥异，但是与两河流域及古埃及青铜文化有类似之处，部分学者和网民据此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西来说”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部分学者为服务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而牵强附会而来。夏鼐等前辈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明，中华文明自成体系且包容开放，文化交流过程中吸纳了不同的文明元素。
其二，“黄河流域中心论”“中原中心论”。三星堆出土众多的精美的青铜器甚至金制品，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超越了中原文明，要淡化“中原文明中心论”，提出“多文明中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黄河流域中心论”“中原中心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夏鼐等根据黄河流域考古发现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论”，但并没有否定中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向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凝聚的发展趋势，其时间临界点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三，夏文化问题。夏文化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重大学术问题，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专题之一。学术界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夏文化说、龙山文化夏文化说、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说等观点。由于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文字等可以证明夏族属的直接证据，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被想当然地与夏文化联系到一起，产生了“谁是夏文化”一时难以定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夏文化不存在，即使是20世纪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怀疑的也是历代文献叠加记载的夏文化内容而不是否认夏的存在。《尚书》《史记》等经典历史文献记载与近百年考古探索的成果都证明，夏文化探索的核心在中原。至少目前，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面貌相对最接近夏文化的历史真相。
三、三星堆关注热凸显河南夏文化考古工作短板
三星堆考古带来的谜团，使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有了多种不同的解读，无形中对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原文化软实力形成冲击与挑战。河南各界尤其是历史与考古学界在应对这一问题中暴露了两大工作短板：一是应对缓慢。面对各种质疑的观点，反应迟钝。学术界、媒体甚至政府有关部门没有迅速发声，没有利用现有科研成果讲清辨明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二是话语权缺失。中原地区夏文化研究进展缓慢，缺少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和学术带头人，学术话语权不强，对外交流影响力不够。这两大短板值得我们警惕，应该尽快加以改善。
四、三星堆考古给河南夏文化研究的启示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引起的大众关注热说明考古已经不是传统的冷门与小众学科，而是肩负着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及满足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历史使命。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所说，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当人们面对未知的历史时，考古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挺身而出，大声释疑，最大限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性看待考古发现中的阶段性谜团。这也给河南考古研究工作诸多启示：
一是学术研讨要有新目标。建议由河南省委、省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讨会，邀请国内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就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进行学术交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讲清楚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作的现状、瓶颈与挑战，形成共识与建议，共同推进中原学之夏文化相关研究工作。
二是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新时期考古新发现会越来越多，阶段性的未知考古课题势必会增加。面对新的与中原有关的考古文化现象，学术界、新闻媒体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及时跟进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宣传活动。学术界要根据考古发现材料讲清史实，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坐视不理或继续搞学术小圈子，自说自话，孤芳自赏。
三是夏文化研究要有新进展。河南要加大考古发掘力度，从点到面，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寻找新的夏文化遗址。要加大研究力度，组织科研团队深化二里头夏文化研究，争取早日在前辈的基础上有较大的理论突破，赢得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的话语权，打造中原学特色学科。
四是科研整合要有大力度。河南夏文化研究多年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团队和学术领军人物。要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为核心，整合科研队伍，培养夏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
（本文作者为李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 2021年12月 第29卷 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