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出自中原，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著作。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习近平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大象传》。《周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一部阐述发展与变革规律的智慧宝典，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国学，实现河南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中原崛起，必须探索中原发展哲学，构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原根脉、中原气魄的中原学。其中《周易》与《道德经》值得高度关注。
就形式而言，《周易》是周代卜筮之书。《周易》的作者是谁？传说上古有三本卜筮书：一曰《连山》，为炎帝（神农）所作，炎帝为列山氏，亦称连山氏，故名。二曰《归藏》，为黄帝所作，黄帝为轩辕氏，亦称归藏氏，故名。三曰《周易》，为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时所作，周指周代，一说周指普遍之义，易指变化，周易也就是普天下变化之规律。这样看来，《连山》《归藏》在前，《周易》在后，《周易》是吸取了前二者的成果的，故《周易》出而《连山》《归藏》亡，如同后世司马迁《太史公书》出而诸多史记亡。还有一种更普遍的传说，不承认《连山》《归藏》的存在，认为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重卦（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孔子作十翼（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周易》是三个圣人前后接力完成的，故称“《易》更三圣”。伏羲是比炎帝、黄帝更早的中华民族始祖，所谓“三皇”一般就是指此三人，传说中伏羲为人首蛇身，娶妹妹女娲为妻而创造人类。本来我们应以伏羲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但人首蛇身毕竟不雅，抟泥为人也涉怪诞，儒家讥之为“怪力乱神”，娶妹妹为妻较之西方的亚当夏娃更违背儒家的人伦纲常，于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伏羲就从人文始祖淡出而被炎黄二帝所取代。直至今日，“中国历史纪元表”华夏第一先祖也只列黄帝而不见伏羲。
关于《周易》在六经的地位，汉代以来的今、古文经学的排列顺序不同。今、古文经学都认为六经为孔子所整理，但六经的排列顺序却各有所本。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偏重于考证训诂古书字句的解释。因此，古文经学排列六经以出现与记录的时代先后为顺序，易（伏羲）、书（始于尧舜）、诗（先周、西周、春秋）、礼（即《仪礼》，记西周礼仪制度）、乐（已佚）、春秋，以《周易》“冠群经之首”，这就是古文经学的观点。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偏重于六经为阐发微言大义之书，理解政治要由浅入深，因此六经顺序按程度深浅排列：诗、书、礼、乐、易、春秋（认为春秋讲微言大义最深，比易更难理解）。这一顺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周易》内容本也有今、古文之分，但秦时卜筮之书未焚，故无大差异。所以在今、古文经学中，《周易》有排序之异，而无内容之别。
《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与后世的算命却有本质区别，其建立在古人对宇宙万物阴阳、刚柔、动静相冲相济的辩证认识基础上，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卜筮形式的哲学著作。既是哲学，就不仅有卦形卦象，更要有解说卦形卦象的义理，这就是传说为周文王所作的卦辞、爻辞和孔子所作的更为深入的十翼。
《周易》将万物源流简化为阳爻、阴爻两个符号，并由此组合演绎出八卦、六十四卦的无穷变化，反映了华夏先人对世界与宇宙的认识，对后世的哲学与自然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老子作《道德经》，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受到了易经哲学的影响，以阳为一、为有，以阴为零、为无，以阴柔为上、为万物之母，以阳刚为下、为万物之形。可见老子的思维与《周易》以乾卦为首不同，而更接近于《归藏》，以坤卦为首，这就颠覆了《周易》的阳吉阴凶概念。从《周易》到春秋时老子的《道德经》，再到战国时邹衍的五行学说，基本奠定了华夏民族辩证思维的理念，因此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辩证法思想。可以说，中国人的辩证法思想是由《周易》开创的。
上古的占卜，将万物分为阴阳是有道理的，但将自然界的阴阳与人类社会的吉凶简单挂钩是没有道理的。《周易》继承了占卜理念，同时进一步提出吉中有凶、凶中有吉的思想是一大进步。《道德经》进一步颠覆了阳吉阴凶的理念，提出阴为母、阳为形，阴柔胜于阳刚、无胜于有的理念又是一大进步。邹衍的五行学说再进一步将阴阳学说物质化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又有了一点唯物主义的味道，但他的“五德终始说”则是荒诞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不甘心于只研究天地自然，一发现某些自然规律，总是急匆匆地想将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挂钩，与帝王统治术挂钩，“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以此作为晋升的阶梯，但一挂就错，从辩证法滑向机械论，几乎没有例外。差不多与邹衍同时，两个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和惠施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论，惠施提出“合同异”论、名实论，他们都是站在《周易》开创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探究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的形而上学。可惜随着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代的儒学一统，思想自由被禁锢了，易学就开始流向谶纬之学。一直到魏晋时期，才使易学从卜筮又重回哲学，出现了短暂的玄学盛世。
18世纪末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位制，成为后世电子计算机运行的原理，他给中国皇帝康熙的信中，就明确表明二进位制是受到了《周易》的启发。以阳爻为1、阴爻为0，就可以将八卦、六十四卦都用二进位制写出来。二进位制是人类计数法的最低进位制，当代电子计算机大都采用二进位制，因为电子运行就是通电、断电两种形式，便于运算。今天的电路开关上也以1代表通电符号，0代表断电符号。可见哲学智慧与科学智慧之间是相通的。
《周易》思想之深邃，以至无人可以囊括罗尽，故几千年来，五经与先秦诸子之学，大多有杰出的研究成果，如《春秋》有三传，《诗经》有鲁、齐、韩三家与毛诗，《尚书》有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有孙诒让《墨子闲诂》，但是《周易》的注释，两千年来基本停留在王弼的水平（而王弼最好的成果是《老子注》而非《周易注》）。历代的名家，多有注释《周易》者，仅《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录者就有数百上千，如汉代的郑康成，宋代的张载、司马光、苏轼、程大昌、朱熹、杨万里、李心传，明代的高攀龙、黄道周、董说、梅鷟、李贽、归有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清代的毛奇龄、李光地、查慎行、惠栋等，这些人都是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奇才，但一碰到易学，则成果平平，以至在易学领域至今没有公认的精本，亦可见释读《周易》之难，或者说在研究《周易》上取得共识之难。今存《十三经注疏》本所收《周易正义》十卷本为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已算是较好的注释文本。所以，研究《周易》，关注我们老祖宗的“无用之学”，是新时期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周易》是讲变化的经典，核心思想是以变通求发展。《易传》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此《周易》思想的落脚点是生存与发展，它是一部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宝典。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经典。如果从中华文明中选一部经典，哪一部经典的地位最为重要呢？或者说，哪一部经典能够被所有华人认可，从而让全世界华人有共同的归属与认同感呢？答案一定是《周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建构中国学，让中原更出彩需要建构中原学。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