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较长时期以来，中原人文与中原学术的衰落被认为是伴随着北宋覆灭以后河南政治中心地位的逐步丧失同步发展而来的文化现象。然而，通过梳理相关学术人物、顶尖人才的消长趋势，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并非线性递减，例如，中原人文以清代中后期最为低落，而到民国时期则相对有所恢复。中原学术大势的此一升降过程，恰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相吻合，中原学术也在此进程中实现了从前近代到近代化的学术形态转换。从经世实学、心性之学的传统学术范畴出发，经受近代西方科学教育的影响，以嵇文甫、冯友兰的学术轨迹、学术取向及学术成就为代表，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近代中原学风。在河南近代学术的建构过程中，“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两种学术风尚的张力，形成了问题意识与理想情怀的两大背景之间、精微求理与宏达致用的两大取向之间、高明传神与中庸赋形的两大风格之间的交相博弈，并形塑了近代中原学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上述特征的反映，是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进程中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域色彩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及其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为进一步更新、发展中原文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河南；学术；中原文化；近代化；学风
中原历史上曾经学术发达、文化灿烂，后来却出现了中衰。这个中衰期是如何演进的？是否出现过重振中原的努力？这些需要具体深入地考究。近代，随着西学的流布，中原学术文化是否把握住发展契机做过时代化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如何协调新旧观念的？能否为建构现代性、独特性的中原新学术文化提供资源和借鉴？这些值得我们回望找寻。
一、何时开始的中原学术文章之衰
民国十六年北京朴社排印了经冯友兰、冯沅君点校的清代小说《歧路灯》前二十六回。在其序文中，冯友兰说：“近几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是‘鲜矣’。”这里所用的几个形容词，虽可从《老子》《论语》上找出本来出处，然而冯氏在此引用，显然是直接从《歧路灯》文字（见原书十八回、七十四回等处）脱胎而来，别有一番可玩味的戏谑。冯友兰先生的“近几百年”说，无疑是较早直面“中原学术文章之衰”这一历史现象与现实问题的尝试性解答，不啻为一个对河南、河南人“文化自信”的不薄不厚的论断。
流风所及，晚近以来，凡提到中原学术文章之衰的，无论学者、作家、记者、官员，均善用北宋以后、靖康以来的说法来作中原学术递变的时代划分。此说较“近几百年”说，时间跨度上更为含混，持论却更为坚固，似已成分析中原学术发展史的不刊之范式。绎其立论之基，完全在于靖康以后，中原丧失国家政治中心地位这一绝对事实。似乎随着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中原人文的衰势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每况愈下。自北宋覆亡以后，中原人文的浮沉之势，很难笼统地说呈现随时间而线性递减的趋势。到底经历了哪些升与降的大关节，“中衰”究竟自何时而起，应结合历来河南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变迁、河南不同时期学术活跃程度的升降、中原学术与其他地域的相对比较，进行一番综合的审视。
（一）宋以来中原人文盛衰之势
金元时期的河南与理学极盛的南宋“声教不通”，乃至于许衡间接通过姚枢得赵复所传程朱学说，感慨“今始闻进学之序”。而到了明代结束时，中原名士周在浚则俨然称“我中州称文献之邦，三百年极人物之盛”；流寓河南的孙奇逢也盛赞“两河山川，灵秀所钟，才固无限”。再与清代既亡之后中州学术领袖李敏修先生喟叹的“有清一代，言考据则不能抗迹于顾、戴、秦、王，言词章亦不求义法于方、姚、曾、恽。介介焉自葆，朴僿以不失其本真”相对照，至少有明一朝的中原人文，相比元、清两代之衰，不可谓之不盛。
以同为统一王朝的元、明、清三代而论，河南的进士人数及其占全国进士数的比例分别为49人（占4.1%）、1729人（占7.0%）、1721人（占6.4%）①。进士产出这一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文活跃程度的指标，明代河南的表现胜于元、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人才质量、相对人口占比等因素，则更能看出有清一朝中原人文的衰颓之势。
以明代阁臣、清代大学士两组中央级政治人物的分布来对比，明代河南籍阁臣数为12人，占全部162名阁臣的7.4%（列全国第六），清代河南籍大学士人数则仅为3人，占全部119名汉人大学士的2.5%（列全国第十二）②，尤其可见有清一朝河南政治人物的鲜见。
（二）宋以来中原学术人物消长之势
回到学术人物上来，将宋以来历朝学案（即《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民国学案》）对河南学人的收录情况进行爬梳，结果如表1所示③。
上述入选历朝学案的河南学人，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中原学术的大致风貌。结合入选历朝学案的河南学人数及其占比，与相应时代的河南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进行对照，如表2所示④。
不难看出，河南在宋元、明时期的学术人物占比，分别约为九分之一、十九分之一，均高于同期的人口占比；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物占比，约为十四分之一，几与同期人口占比相埒；而清代的学术人物占比，则仅约为二十六分之一，远低于同期人口占比，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河南在明、清两代的人才产出上具有较明显的差距。
（三）清民之际中原学术人物升降之势
通过以上分析，大略可以响应前文提出的中原学术自何时开始中衰的问题了，显然由明入清，相较于宋金之交，更能显现出中原学术之衰的颓势来。
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观诸清代的中原学术，在《清儒学案》正案所收录的河南学人之中，只有武亿一人与代表清代潮流的朴学有关，其他几人宜乎“不入流”之谓也，这也基本反映了中原清代学术的大略风尚。
及至清民之际的学术更新中，河南的表现却显然胜于前清，与终清一朝朴学在河南未能成为显学不同，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近代新学的大部分门类中大都有所参与，对于部分学科也做出了较高水平的贡献，基本跟上了与时代同呼吸的节奏。举其荦荦大者，河南学人在哲学、生物学、考古学等领域涌现了冯友兰、秉志、董作宾等领军级人物，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研究、地质学、化学等现代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人才队伍，广泛参与了殷墟发掘、陆相生油理论的发现、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等代表当时前沿水平的学术活动。
再就顶级人才的化育而言，单纯从人物产出数量来看，明、清、民国三代⑤波动变化不大，但考虑其在全国的相对占比因素，以及同时期河南人口在全国占比的因素，可以看出清代与明代相比，已有较大落差，而民国河南两项顶级人才的产出占全国的比重，又较清代有较为显著的起色。
二、经世实学的百年伏脉
从清代的“不入流”到民国时期“得预此潮流”，中原学术在清民之际递变的枢机，仍应从中原学术自身发展渊源上找寻伏脉。
（一）明代：实学的兴起
自元代许衡重塑程朱理学在中原、北方的一尊地位之后，中原学术基本能与此后主导时尚的显学之间声教相通。到了王学充塞流行的明中晚期，以王廷相为代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州特色的实学思潮。以高拱、崔铣、何瑭、吕坤等为代表的中州士人在政、教两界躬行实践，李濂、陈耀文、朱载堉、吕维祺等博物君子的治学探索，均促进了经世实学的发展。
（二）清代：宋学、汉学夹缝中的实学思潮
河南学术发展史进入低谷的清代之后，虽然以孙夏峰苏门讲学为发端，在清初作育了汤斌、张伯行、耿介、张沐、窦克勤等一批理学家，但在乾嘉朴学兴起的背景下，其学术影响迅速消散。中经马时芳，到鸦片战争后形成了以倭仁、李棠阶为代表的中州理学的再度复兴。要之，在程朱、陆王之间的损益、平章，仍是清代河南学术的主线。按照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分期，不论是在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河南学人皆无与焉，宋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清代河南学术似乎从未进入梁启超所概括的“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的阶段。
相对于宋学在清代河南的垄断，作为当世显学的汉学在河南学术上的反响几乎可以说是死水微澜了。不过寥寥如武亿的金石学以及刘淇《助字辨略》、刘青芝《续锦机》等数部小学述作。乾嘉以往，胡煦的易学研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四库全书总目》语），蒋湘南与龚、魏交游所受经今文学的影响，或可反映汉学在河南学人中的一点回响。
与清代作为河南学术主流的宋学、作为全国学术主流的汉学，同时并存于中州学人之间的，仍有经世实学思潮，如清代前期杜知耕、李子金的算学成就，杨璇的《伤寒瘟疫条辨》等，可视为明以来实学影响的余绪。乾嘉朴学晚近的流弊，以及中外交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进一步促进了面向近代新学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为代表，郭云升的《救荒简易书》、陈元勋的《天文节略》《禹贡考》等，都成为近代河南自然科学的先声。即使持“修身为本”的中州理学名宿李棠阶，在鸦片战争后，也在日记中对《日知录》中有关“金银铜钱”“水利”“河渠”“雨泽”等实政内容有所措意。
（三）实学根基上的新学更化：北李南张的学术渊源
在民族危机面前，西学或近代新学的引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学术趋向，以兴办新学为嚆矢，河南学术近代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经古文学、经今文学之争的格局也渐失去了现实意义。在经历清代的发展低谷之后，河南的学术、人文也逐渐恢复元气、时序日新。1933年教育部督学戴夏、周邦道对河南教育概况的视察报告称：“该省教育经前人努力，成绩已大有可观，只以连年灾祸，未能得到较大的进展。效率参差，瑕瑜互见。”这一考语大概可以反映民国河南教育的实绩。
清民之际的河南教育界，素有“北李南张”之说，即汲县之李时灿（敏修）、南阳之张嘉谋（中孚）。这二位先生在河南学术递变的进程中，实在具有承旧启新的重要地位。通过梳理他们的学术渊源及其影响，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清民之际河南学术递变的图景。
李时灿先生的学术传人嵇文甫备述了李时灿在教育史上兴办新学的地位：“各省开明士绅，竞起以新学新政相号召。若南通张季直先生，天津严范孙先生，其冠冕也。于时先生亦起自中原，纠合同志，作桴鼓之应。”就私学而言，以李时灿、王锡彤为中坚的河朔学人，“依照外洋大学堂之法”酝酿成立的求仁集义、培养“有用之通才”的经正书院，被誉为“卫辉文明之权舆，河南学堂之嚆矢”。就官学而言，李时灿历任河南学务公所议长、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河南教育司长，创办了河南多所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河南第一批人才。
关于李时灿的学术渊源，嵇文甫先生在《读〈毋自欺斋文字纪年〉》一文中，有十分明晰的绍述：
早岁从武陟王少白游，笃守洛闽矩矱。既而出入诸经，博观约取，特心折于船山之学，故其教人，由船山以上溯洛闽，而归宗于洙泗。然志在经世，通达时务，不屑文于门户之见。其于远西新来诸说，亦未尝不虚心研求，斟酌去取。迥非顽固一流者比也。
由孙夏峰而上及洛闽的理学正脉，自然是李时灿学术的渊源所自。而这里所说“由船山以上溯洛闽”，如理解为由船山上溯浚川的实学，乃至横渠之关学，似更为允洽。正是由于李时灿在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出入几无畛域，形成了其“志在经世”的学术风格，进而为河南近代学术全面吸纳“远西新来诸说”奠定了基础。
张嘉谋先生在清末民初河南教育界的贡献，相较于李时灿的全局擘画之功，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办学实践、奖掖后进方面。从清末主讲于各地书院，到民初创办十余所新式学堂，其间不遗余力地提携了徐旭生、董作宾、郭宝钧、冯友兰等知名学者，近代南阳籍学人几乎都与其有师弟之谊。
与深受中州理学正脉影响的李时灿相比，张嘉谋的学术渊源似不够明朗，受其诱掖的冯友兰曾说：“其学非友兰所素习，亦不足以知之。”据其哲嗣张清涟的《显考中孚府君行述》对其早年学行的记载，与之有师承关系的有南阳南荫棠、湘潭黄曙轩、曹县徐又稚、荣成孙佩南等人。其中，南为南阳名士，黄为明道书院山长，徐为提学使，在学术上较有影响的是孙葆田（佩南），为同治甲戌进士，曾任宛南书院、大梁书院主讲山东通志局总纂，著述有《校经室文集》《孟志编略》等。孙擅桐城派古文，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修志，代表作为《山东通志》（《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四有案，附于东甫学案后）。孙葆田为《南阳县志》更定凡例，对张嘉谋日后致力于乡邦文献、古迹的学术趣向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张嘉谋的学术渊源较为广泛，通过与外省学术先进的相互砥砺，学涉益进，而其学问根基仍在于“不以制举时艺自囿”，也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
除了北李南张之外，清民之际河南学界尚有王锡彤（筱汀）、杨源懋（勉斋）、时经训（志畬）、吴肃（忆鲁）、王敬芳（抟沙）、胡汝麟（石青）诸人致力于兴新学的运动。考其学术，大致与李、张二公声气相通，引为同调。吴、王、胡诸人复有游学日、欧的背景，也加速了新学在河南的流布。
考索近代新学与河南明、清以来实学思潮之暗流相合符的契机，应是理解在中州理学最盛的格局下近代新学能以燎原之势对旧学开展全面更化的机杼之一。
三、心性之学的近代投影
经数十年生聚，中原人文、学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达到相当水平，所培养人才在部分学科门类已渐居于中国前列。传统国学的学术面向、治学路径，在现代人文学术的发生过程中影响较为深远。河南在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哲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一时俊彦多承其余绪，于会通中西之际颇有发明。而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引入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流风所及。作为理学最盛之区的河南，清代中州学人每以洛学后继而自期。心性之学的近千年惯性在中原学术近代化过程中也留下了一道悠长的投影。
（一）旧、新之间：标榜与彷徨
在中西文化交通急速加深的背景之下，以李时灿等为代表的一代中州学人，虽然对新学的提倡不遗余力，但也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河南自身的学术统绪深怀自信。
自元、明河南建省以来，省籍意识渐起，前代河南学人并不乏对中州学术的祖述。到了清初，汤斌在孙奇逢影响下，有意识地标榜中州学术的《洛学编》，虽上溯汉唐，但仅以其为前编，而以宋学兴起、两程以来为正编，尤其突出两程在道统复兴中的尊崇地位。虽是一部河南地方视角的学术史，实则更具有梳理宋学在中州之流变的学术取向。道、咸以后，河南学人如苏源生《中州文征》、杨淮《中州诗钞》的整理，则偏向艺文，于清代中州学术较少措意。至于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更是以正学卫道而强化程朱道统，虽与倭、李声气相求，但于中州学术自身的盈虚消息较少发明。
在民族危机加重和清代中原人文极衰的双重影响下，李时灿等人在兴办教育、整理文献的活动中所体现的对于辨章乡邦学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是迥出于前代的。李时灿等人在创设经正学舍时期，“正室曰绍闻堂，中祀蘧（伯玉）、史（鱼）二公及圣门弟子之属。于卫者仲子、端木子、卜子、高子，配以汉汲淮阳先生、杜君公先生，晋孙公和先生、唐甄秘书先生，五代郑逍遥先生，宋邵康节先生，元赵江汉先生、姚公茂先生、王秋涧先生，明张太仆先生、贺忠节先生、孙夏峰先生，清郭孝子先生，示所仰也”。上述人物谱系基本构成了一条卫辉府（兼及整个河内地区）历代人文发展的清晰脉络，也体现了这一代河南学人对于区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兴起。与前一代的倭、李等人以修心之理学为因应世局变化的学术诉求有所不同，显然李时灿、王锡彤等人对乡邦名贤的标榜，并非将维护洛学道统作为阐扬河南学统的主线，其所尊崇的人物并非俱是理学纯儒，而更多的是取其功名、志业可为时人治学、事功的砥砺之资。
联系李、王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过从，其在北洋初期政、学、商界的悠游权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于“以学翼道”传统的扬弃。一方面不再强调对固有道统的株守，而是更具开放性地采择、折中新旧学术。另一方面，这一代河南学人在学术、教育上的诸多实践，又每以再造乃至重振中原学术的学统为指归。
对以往中州学术的标榜，和对近代新学的大力提倡，既矛盾又合理地体现在这一代河南学人的学术追求之中，并引出了其对新旧时代变易之际学术更替大势的彷徨。相较于李时灿，更多地参与了北洋初期政治活动的王锡彤曾说“新人嫌我旧，旧人嫌我新”，大致可代表当时从旧背景而进入新时代的一代学人的普遍情态。到晚年致力于中州文献整理时，李时灿曾多有感叹，“读泰西近儒重译所发明，而知周官多未阐之旨”，“及欧风东渐，融会殊难，而余已垂老矣”，莫不透露出处于近代新学知识与传统治学路径的夹缝之间的复杂心境。
（二）道、术之间：南冯北嵇的学术取向
在河南近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继“北李南张”而起、蜚声民国河南学界的代表人物是“南冯北嵇”——冯友兰与嵇文甫。从学术背景上看，他们已经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同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翌年适逢蔡元培主北大校政，其间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此后冯友兰留美，完整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嵇文甫亦曾游学于苏联。二人在民国时期，俱已在中国哲学、哲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累积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贡献。作为几乎完整接受近代教育的人文学者，他们的学术制作自然应归为现代学术的范畴，然而，在他们身上仍体现出中国固有学术的深厚影响，以及经以“北李南张”为代表的上一代河南学人所传承的中州学统。
冯友兰学术的核心取向，大致可以其晚年自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来概括。以旧邦新命为指归，贯穿“三史六书”为代表的冯氏述作之中的是“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坚定的信念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首先体现在冯氏将“哲学史”作为其专业工作的中心，以西方近代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所进行的三次重要的整理。构建和揭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统”，并非纯从客观角度整理文献、史迹而已，不容忽略的是这一学术抱负中所蕴含的历史的同情。在《新理学》的绪论中，冯氏以“接着讲”而非“照着讲”作为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则表现出对于“学统”所承载之“道统”的深沉关切。“新理学”之“新”不仅在于完成对宋明以来心性之学的现代的分析和研究，还包含了在发展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学术转型中“保持中国性”“发展中国特色”的要义。在中西文化交通背景下治学路径的转变方面，冯并没有将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视为与西方近代科学发生关系的准备，反而将清儒对宋学的批评反了过来，认为宋学的问题不是玄虚，而是玄虚得还不够，这是哲学家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所做的哲学的批评。冯友兰学术在学统、道统、治学门径等方面所表现的学术面向，自然是在中国学术总体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然其与河南素为“理学名区”的治学好尚之间亦有不可不察的相当关联。
嵇文甫学术的核心取向，也可用其自况的一副对联概括，即“寝馈六经三史，瓣香一峰二山”。按其弟子任访秋等追述，嵇平生专力于“中国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史”，曾就这副联语解释：“余近年来所祈向者孙夏峰、王船山、全谢山三人也。盖立身尊夏峰，持论宗船山，学问门径出入浙东诸老，而尤近谢山。夏峰平实，船山邃密，谢山淹贯，三者兼修，其庶几乎！”由此自述可以看出，嵇的学术渊源与明清之际以来中州所传夏峰北学关系密切，对船山、谢山的服膺，亦显示其在程朱陆王之间、理气之间、汉宋之间的出入圆融。由于亲炙李时灿先生的关系，嵇对中州学术统绪素为留意，如高拱、马时芳等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皆经其发覆而为人所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冯友兰侧重于通过纵向整理中国“哲学的史”而构建中国现代哲学理论体系；而嵇文甫在其学术述作中有关民族哲学遗产的分析，更多的是从横向对思想史上各家学说加以平章，而从政治社会思想、历史人物评价等角度归旨于“史的哲学”。关于嵇文甫的治学门径，赵俪生称之为“宋学的路子”，“他常说，他不是不会做考据的，但对清中叶以后许多江南的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而嵇自谓“治学要有条贯，要明源流”，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对思想史上诸学说分析的治学实践，亦含有以“道统”贯穿学术的意味。
除了学术风貌而外，南冯北嵇的出入行藏也颇受“内圣而外王”的道学气象之影响。冯友兰将“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作为“中国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把“讲‘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中国各家各派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现实中，冯对政治的关切、参与，也是影响他一生坎坷心路的外在原因。而嵇文甫积极投身时代大潮的社会活动，除了意识形态信仰因素之外，夏峰诸人学术思想中躬行践履的影响自然也不能忽视。由嵇首倡的“政术学”，起自对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务从中国自来的“上自王霸大略，下及宰邑牧民之道”究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流变，也体现了其为学的淑世情志。
以冯、嵇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西学兴起的大趋势下，一改清代“恪守前轨不为时风众好所转移”的自锢学风，以多方面的建树推进了中原学术的近代化改造。然而，传统心性之学框架下的道统、学统、治统等固有观念，仍在这一代河南学人的学术创造及政学关系中发挥着惯性影响。
四、中原学风检讨：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巩固，新的学科体系的确立，实现了对旧有学术疆域的彻底改造。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术的产出均需依赖于教育、研究机构的建设，而河南教育史上数次错失重大机遇，造成了中原人文、学术的再次低潮。舍宏观的政治、经济诸因素而外，由前文梳理的中原学术近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原学风，亦有可讨论之处。
嵇文甫在总结王船山的易学及史学方法论时，曾使用《易经》中的两个术语进行分析：
如果说他的易学，就天道以明人事，是“极深研几”之学，同时也是“开物成务”之学；那么，他的史学，乃就是就人事以明天道，是“开物成务”之学，同时也是“极深研几”之学；所谓“《周易》自微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者实互相表里。
“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这一对相互之间有机关联且具有极大张力的学术取向，也可以用于分析在因应新学输入的大环境下，河南自有学术传统中实学思潮和理学观念对近代中原学术的交相、错综之影响。
（一）背景：问题意识和理想情怀
从时代需求来看，从旧学到新学的学术转型，首先离不开现实层面严重、紧急的问题意识的产生，而与之同步的，是前近代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中理想情怀的一次重构。就问题意识而言，针对河南积贫积弱的危局以及保守落后的学术环境，需要痛下针砭，并开出济世之良策，这就需要以“开物成务”的现实诉求为目标，大刀阔斧地构建全新的学术体系。就理想情怀而言，长期以承继宋以来理学道统自居的河南，在面对外来的近代新学之时，以“规律”“主义”这些可以替代旧有“道统”的新范畴为指归的“极深研几”之“几”，就难免成为一时学人鹜赴之趋向。
近代河南教育史上的几次关键性转变，也可视为“问题意识”和“理想情怀”在河南学人身上的反映。河南最早的近代教育机构“河南高等学堂”正科，只办过文科和理科，属于高中性质。到了民国三年该校被迫停办时，校长时经训提出补救方案，将其改办为农业专门学校，主要理由是河南地区适宜农业的发展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李敬斋（李鹤）在留学预备学校的升级中，力主将其改为工业学校，计划不成愤而辞去校长之职，后来他成功地领导了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的大发展。及至创办河南中州大学前，梁启超在对河南知识界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我当希望我国各省均要办一个大学。唯他省须尚可缓，可代表我国五千年文化之河南，则万不可缓。以文明最古之地，连一个大学都没有，宁不令人失望？我很希望各专门之外，赶紧办一个大学。……河南偏又郑重其事，特设一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试问留学欧美，必要如此预备吗？我以为最好将这不经济的教育费合在一起，办成一个大学。”⑦中州大学倡建人凌冰是师从哲学家杜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中州大学筹办人张鸿烈是留美哲学硕士。中州大学后来发展成文、法、理、农、医五科的综合性大学，理学院还设有化工、土建等工科专业。
（二）取向：精微求理和宏达致用
虽然“极深研几”所涉为宏远的理想情怀，但必以精微之态度以探求，方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爱智求真”之谛，然而，“开物成务”虽以迫近的现实问题之解决为目标，恰需宏达地广采博收，才能够实现经世致用之效。从治学门径上看，“极深研几”之学虽然偏重普遍性质，但深入尤难，可将其名为“精微求理”之取向；“开物成务”之学虽更具专门性质，但易致广大，可将其名为“宏达致用”之取向。在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年会所提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案》中指出：“科学研究，本不当专以应用为目的，若干具有最大应用价值之科学事实，每于纯粹科学研究时无意得之。”民国时期的现代科学及学术体系对基础科学及应用科学尚未明确界分，大致可将人文学术、自然科学中的数理科学视为“精微求理”之学，而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具有较强应用性质的学科视为“宏达致用”之学。
考诸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科学、学术发展上的贡献，大致可以看出，从事“精微求理”之学的文科学者，如冯友兰、嵇文甫、徐旭生、董作宾、姚从吾等人文学者，相较于从事法律、政治、经济等可谓“宏达致用”之学的学者，具有更重要的学术成绩和影响力⑧。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其情形却恰恰相反。民国时期河南较有贡献的学者多集中于生物、化学、地质等偏实用性质的基础科学（如秉志、高济宇、孙健初等）以及建筑、农学、医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如杨廷宝、赵连芳、张静吾等），大致可谓自然科学中的“宏达致用”之学，而遍数数学、物理、天文这些可谓自然科学中“精微求理”的纯粹科学，却少有知名学人⑨。从这一组现象来看，民国河南学人在文科领域的“宏达致用”与自然科学的“精微求理”方面有明显的短板，并进一步影响了之后河南科学、学术的发展。
（三）风格：高明传神和中庸赋形
“极深研几”之学着力于揭明自然、社会、人文的内在规律，故其学术风貌应具严密整饬、谨慎有序的特点；而“开物成务”之学的指归在于增益人伦日用，故其学术风貌应更多体现明白晓畅、简易平淡之气象。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讲法，一方人文、学术的地方性风格，如能呈现出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域的鲜明、深刻，可谓以高明传其精神，约言之“高明传神”。而这一风格如能以通用、浅近的话语加以表征，传达于外域而引起其他地方人文、学术之共鸣，则可谓以中庸赋得形象，约言之“中庸赋形”。
就中原近代学术的表现形式而言，大体上还是居于后发之势，在引入外界新学的背景下缺乏鲜明的学术风格，更多地表现为亦步亦趋。然而，旧有学术传统的遗存，以及区域文化自觉意识的兴起，这一代河南学人也体现出欲以“高明传神”的方式来形成中州特有学术风格的诉求。例如殷墟的科学发掘，始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其事，而以何日章、关百益等为代表的河南本土学者，也于史语所第三次发掘时自行发掘，并形成了《殷墟文字存真》《甲骨文录》等研究成果。由此事所导致河南地方势力与中央研究院之纠葛，最终也达成妥协，“中央研究院切愿借殷墟发掘之机会，为河南学术作百一之帮助。……即由河南中山大学借此充实其史学系”。经此风波，得以参与科学发掘殷墟的河南大学学生石璋如、尹达、尹焕章等，日后均成为知名考古学者。
此外，中原近代学术风格在“中庸赋形”方面的体现亦具有相当复杂性。例如，针对顾颉刚等人所推动的疑古史学思潮，冯友兰多次阐述了他的“释古”观：“释古便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中。”“‘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部推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释古”说的提出，是对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然而，在这一颇具中州学术特色的旗帜之下，除了冯友兰自身对中国哲学史的改造，以及徐旭生先生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调查，相对于疑古学派的汪洋恣肆，因折中而欠鲜明的“释古”说，作为学派尚难与之匹敌。
在“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之间蜿蜒发展的中原近代学术，虽然取得了超越清代的诸多成绩，推进了学术体系的更新，但囿于政治社会环境、教育科技制度等多方因素，民国时期的中原学术从全国范围来看仍属后进。正视中原学风中的守旧、空疏之弊，标榜中原学风的笃实、致用之效，正待后来中原学人之发扬蹈厉！
注释：
①元代河南进士人数49人，参见《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元代进士总人数1192人，参见郭万金：《明代科举与文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页。明代河南进士人数1729人，明代进士总人数24814人，参见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134页。清代河南进士人数1721人，清代进士总人数26747人，出处同上。
②明代河南籍阁臣人数见吴琦：《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清代河南籍大学士人数见马子木：《清代大学士传稿（1636—1795）》，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③历朝学案编写体例未尽一致，统计人物时以学案正案中出现的案主为标准。其中《宋元学案》以87个正案和2个学略作为研究总体。《明儒学案》考虑正案所涉及人物过少，以正案中出现的全部201人为总体。《清儒学案》以正案案主179人为总体，未计入诸儒学案中的人物。《民国学案》则以全部254人为总体。
④各时期人口资料变动极大，依据袁祖亮所推算数值，分别以宋崇宁元年、明天顺五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代表宋、元、明、清的河南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大致状况，资料分别见《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页、第357—358页、第378—379页。民国时期人口资料按1936年全国户口统计推算，参见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6页。
⑤明代状元总人数为90人，巍科人物数为394人，清代状元总人数为113人，巍科人物数为531人。参见沈登苗、杜士玮：《进士·巍科人物与人才》，出自《科举百年》，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数为81人，教育部部聘教授人数为45人，参见沈卫威：《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出自《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⑥张邃青：《记河南高等学堂》，见《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版，第74—78页。
⑦梁启超：《对于河南教育之三点希望》（续），见《规训与书写：开放的教育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⑧此处似应考虑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亦不及人文学科。在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28位人文及社会科学组院士中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仅为8位。
⑨据第一届中国数学会董事会、理事会和评议员成员的社会结构分析，其中仅有1名河南籍数学家，见张剑：《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上海学》（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而在代表人才产出的院士层面，更是至2017年尚未有一位河南籍中国科学院数学部院士。有数学背景的院士如张景中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崔俊芝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物理学方面，直到1959年“中央研究院”（已迁台）第三次增选院士，物理学家袁家骝的当选才产生了首位“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的河南籍院士。而中国科学院则更迟至1995年才有核物理学家魏宝文当选为首位数理学部河南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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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Editor’s note: The study of central plains embodies the high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responsibility of Henan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After three years of growth it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As an emerging subjec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level.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both to build on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put forward by predecessors, and to fully explore and highlight those that are not covered by them but fit with the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be deep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study from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to summarize the struggle process of the people on the central plains sinc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interpre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s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to elaborate on the advantages in the Socialism road, system and cultures behind the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contribute their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basic theories in this issue. The Legitimacy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y Zhao Yanfeng starts with some doubt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furth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ose doubt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its basic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Central Plain Studies by Song Chaoli and Wang Zhenjun, reflects on and expounds comprehens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central plain studies from six aspects: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several relations t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Plains school.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entral Plains Stud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Its Atmosphere to the Studies by Chen Xi mainly analy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Central Plain Studies, argues that it is concomitan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and thus formed the style of study: the interaction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ideal feelings, subtle principle and general application, contents and form, which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reality, and strong revelation to the central plain studies.
作者简介：陈羲，男，博士，江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思想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