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地方学的“中原学”一诞生就首先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河南作为“中原”主体的合法性；其二，“中原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其三，中原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建构问题。前两者关涉中原学“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怎么做”的问题。必须加强中原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建构，破解合法性质疑。对于当前的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树立正确的学科价值导向，二是选择合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三是确定科学的学科定位和阶段性任务，四是探索综合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五是争取“组织化”的外在支持。
关键词：地方学；中原学；合法性；理论建构
2016年6月，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先生在《河南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名为《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的文章，引发了中原地区学者们的广泛热议，并开启了中原学学科建设的新篇章。但是，一个学科的创建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况且对于很多人而言，“中原学学科”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当下，“中原学”的构建，必须在认真回应“合法性”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建构起自己的基础理论，解决若干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才能逐步走向深入。
一、作为地方学的中原学之合法性问题
（一）中原学的地方学属性
李庚香先生将“中原学”的研究地域界定为“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①，“中原学”其实是“河南学”的代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学”可以归为“地方学”的行列。地方学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迅速发展。地方学在国内的兴起既有“地方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地位的强烈诉求”②等现实因素，也有全球多元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引发的对地方文化特异性的关注等理论和学术因素。这两点也是“中原学”产生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门学科，地方学研究虽然在国内的发展不过三四十年，但更宽泛意义上的地方学研究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早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以地方区域“立学”的传统就已经开始，齐学、鲁学、楚学、秦学等地方学源头就肇始于此时。汉代，经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齐学、鲁学等地方经学传统得以延续。隋唐以来的佛教、道教之学的传播和发展也有极为浓厚的地方性和多元性。真正具有“学统”意义并被学者广泛认同的地方学始于宋代。宋代以来的地方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学术思想传承的地方性学派，如关、洛、濂、闽、湖湘、浙东之学开始形成和发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并成为当前一些地方学和地方文化“合法性”的学理和历史基础。二是传统的方志学在宋明之际得到迅猛发展，地方志、族谱等成为地方文化记录传承的重要载体，并成为当前地方学研究的重要史料。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地方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脱胎于并传承古代学术传统的当代学术研究思潮，如已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巴蜀学、荆楚学、湖湘学、徽州学研究等。此外，还包括虽未以“学”命名但已具备“学”之特征的、以泛地域文化研究为名的区域文化研究，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等。这一类地方学偏重于学术思想文化研究，侧重于地方文化史的挖掘和传播。第二类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地区或城市所主导的地方综合文化研究，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等。这类地方学研究的目标是为了打造城市名片，更好地支撑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在地方文化史基础上更重视当代地域文化建构，更侧重于对地域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回应。第三类是以某一代表性地理标志为中心的综合性、创新性学术研究，如运河学、黄河学等，也可归入广义的地方学研究之中。
“中原学”的前身中原文化研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传统的观点认为，产生和发展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通过不断向外辐射、传播而形成了华夏文化。中原文化不是作为地域文化而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义存在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多源说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④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这个背景下，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头和主体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作为地方区域文化的定位开始被人们尤其是河南学者所提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原崛起”的时代命题，作为地域文化的中原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并结出了累累硕果。一批重要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一批有代表性的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其中尤以出版于2008年的《中原文化大典》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然而在此之后，虽然从河南省政府到各地市、各高校科研机构对中原文化研究越来越重视，但始终没能使其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其间中原文化研究的多元性、分散性等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始终没有上升到统一的“学统”和“学科”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原学”的提出既是对20世纪以来中原文化研究的总结和继承，同时也是将中原文化研究推向深入和高端的必由之路，“是在中原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⑤，标志着中原地区的文化研究进入科学的学科建设新阶段。
（二）河南作为“中原”的合法性
作为新生事物，“中原学”一经提出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部分学者对中原学的身份“合法性”提出质疑。中原学的“合法性”暗含以下问题：其一，河南能否代表中原？其二，中原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其三，如果成立，其作为一门“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前两者关涉中原学“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怎么做”的问题。
先来看“中原”与“河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原学”之“中原”能否和“河南”在地理区域上和文化上达到较高的融合和社会认可度，“河南”这一概念能否有足够的内涵支撑起“中原”的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的确，与齐鲁之于山东、巴蜀之于四川和重庆、荆楚之于湖北、湖湘之于湖南等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域指向性不同，“中原”这一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地只指向河南。历史上的“中原”地区包括了如今的山西东南、陕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和河南大部，是一个广义上的地域名称⑥，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化的概念。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一直是中原的核心地区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从历史和地理层面讲，自古以来“天地之中”的称号就归属于现今的河南地区。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州之中，汝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中。”“汝”即今天位于河南省中部的驻马店市汝南县。相传周武王在此建立土山一座，名曰天中山，并在此地安置土圭，测日影考分数以此为正。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文现今仍在，这是古人对河南天地之中区域认可的最好证明。第二，从现实角度讲，中原与河南之间的紧密联系早已是人之共识。说到中原地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南，只有在少数的严格的学术研究中才会将其范围向外辐射。21世纪以来，河南提出的“中原崛起”“出彩中原”等发展口号早已深入人心，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原城市群规划等也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得以确认。从现实的区域认知和认同方面来讲，“中原地区”与“河南”之间的紧密关系早已得到广大国人的认同，不会有比河南地区更适合“中原”这一名称的区域了。第三，从文化层面来讲，“中原”这一名称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是一个具有浓厚内涵的文化概念。中原之“中”已经外化为河南方言中最具有代表性和识别度的词语，其中蕴含的中庸、包容等内涵正是河南文化精神的鲜明写照。从历史到现实、从有形的区域地理空间到无形的文化精神，“河南”撑得住、配得起“中原”这个响亮的名字。
（三）中原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
中原文化研究能否上升到“学科”的高度？我们需要先从“学科”的定义和标准谈起。“一般认为，‘学科’一是指科学领域或知识分支，二是指教学科目，三是指学术组织。”⑦学科的源头和本质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分类。大学制度建立后，出现了所谓的“制度化学科”，即知识教育的外在组织形式。这样就形成了现代学科的两层内涵：一是作为知识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二是围绕知识的教育和传承发展所建立起来的外在的学术制度和组织。前者构成了学科的内在标准：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价值和定位、研究理念和方法等）。后者则成为学科的外在标准：学科的制度化建构与应用（学科队伍、研究机构、教育体系、知识应用等）。
从学科的内在标准来说，中原学是否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中原学学科脱胎于中原文化研究，中原文化自然是中原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文化代表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主要包含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地方和区域是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形成某种具有独特性文化的重要物质因素之一，并且对制度、精神因素具有一定的影响。东方文化中对西方“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和中国“黄色文明”（大陆文明）的比较就说明不同的空间地理条件对不同文明形成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较为明显地方学特征的巴蜀、齐鲁、荆楚、湖湘、吴越、三秦诸学之间，就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与上述文化相比，河南所处的“中原”也具有地理形态上的独特性：河流冲积平原、多平原丘陵而少高山峻岭，更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这种地理条件对居住其间的中原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农耕文化。从文化的多元性角度来讲，既然巴蜀、湖湘之学可以成立，中原学也应当可以成立。从精神文化层面讲，传统的儒、释、道诸文化和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学的诸派别在中原地区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这与国内其他地区如四川重道教、山东重儒学等相比较而言，看似学统杂乱不纯，但正是这种“杂而不纯”构成了中原之学的独特内涵：中正、包容。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名等诸子百家的相与争鸣，还是汉唐时期儒、释、道并行不悖，抑或是宋明时期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理学（洛学）和强调实用的事功学派（王安石新学）的相互争锋，漫长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包容成为中原精神文化的真实写照，也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知识体系，中原学已然可以成立。我们所要做的是“接着讲”，一方面将中原学中正、包容的历史学统脉络梳理清楚，另一方面将这一学统与当前河南地方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进行对接，赋予这一学统以新的时代使命。
从学科的外在标准看，中原学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性”学科，存在“合法性”缺失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制度化学科和国家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方式紧密相连。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里面，学科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划分方法，与学生的就业、教师的科研产出密切相关。一种新兴之学要想进入大学学科分类体系之中是比较困难的。任何想成为学科专业的“学”必须有一套相对固定和公认的知识体系。如学界对于设置国学、儒学等一级学科的呼吁已经很久，但目前只能在某些高校挂靠在文史哲诸传统学科上进行培养，没能进入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国学、儒学这些全国化程度较高的学科尚且如此，作为地方之学的中原学短期之内更是难以做到。其次，制度性学科设置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现有的学科分类和设置已经不能适应知识增长的需求，过细的学科分化性设置方式已经开始引起教育学界的反思，强调学科交叉、综合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原学学科的综合性特征正是适应了这个学科发展的趋势，未来未必没有在中原高校成为制度化学科的可能。在这方面河南大学“黄河学”学科的建设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与其纠结于中原学的“学科合法性”，不如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一方面，从建构一套独特知识体系做起，这也是从长远角度来讲中原学要进入中原高校的学科建设行列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依托河南地区部分高校已有的相关学科和机构开展制度性学科建构工作，不断推动中原学学科的实质性发展。
二、加强中原学知识和理论体系建构，破解合法性质疑
“地域文化表现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是通过特定地域的人们在继承与发展中创造的。而地方学则表现为地域文化的理论体系，是通过专家学者在研究与构建中创立的。”⑧回应“中原学”合法性的关键在于能否创立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按照李庚香先生的构想，“中原学”“应当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涵盖“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并且“以中原发展哲学为核心”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原学”是一个依托于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交叉学科，需要对以上学科进行整理与综合；二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原学”，应该有着自己独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某一学科的成立必然有其研究范畴，这一范畴涉及形而下的具体空间，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念与范式。”⑩对于当前的“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树立正确的学科价值导向；二是选择合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三是确定科学的学科定位和阶段性任务；四是探索综合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五是争取“组织化”的外在支持。
（一）树立正确的学科价值导向
和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一样，“中原学”学科建构也应该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也有比较清醒的自觉。如李庚香先生就认为中原学应致力于“振兴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提炼中原文化精神、引领河南经济社会建设”11；田宪臣教授则主张用“中原出彩”来统摄“中原学”的价值目标12。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从功能性角度强调中原学要立足河南、服务河南的价值导向，符合地方学一贯的“地方性”和“功能性”的价值定位。
但是“地方性”和“功能性”取向背后蕴含着两种可能的价值冲突。首先是“地方性”和“整体性”的价值冲突。“中原”乃至全国其他地方学中的“地方”的价值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以“中国”的价值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原学的研究价值导向一定不能偏离国家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如果中原学仅仅强调中原和河南，容易陷入狭隘的“地方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视中原与国家、地方与整体之间的价值关联，可能会导致研究偏离国家的整体价值导向。作为地方学的中原学研究，不能仅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价值”；在确立整体价值导向时首先应该跳出中原的局限，立足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基础，建构起“超越的中原观”，时刻认识到从国家的整体观照中原的重要性。其次是“功能性”和“超越性”之间的价值冲突。虽然中原学的“缘起”就在于中原崛起的时代要求，服务也是地方学得以立身的重要条件，但过于强调其“功能性”的价值指向，有可能会使得中原学的研究受到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甚至“绑架”，偏离甚至破坏整个中原学学科建构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学”，中原学还应该保有一定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和超越性。
（二）选择合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地方学是一个产生于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过程的学科。依据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定义，所谓“地方”，不仅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地理区域概念，更包括生存于其间的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13。地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自然的地方、生活于其间的人的活动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地方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物质的区域和方位。然而从现有的学科分类看，纯自然的、没有人类参与的物质自然是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地方学不能也没有必要深入参与其中。那么地方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的活动”和“人与地方的互动”，即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化自然。后者主要指人类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而前者则包括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非物质文明。
从学界关于地方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的地方学是“以特定地域里的人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活动，以及所创造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成果作为研究对象”，而狭义的地方学则是“以特定地域里的人类形成发展历史中创造成果所表现出的精神因素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科”14。对于应该选择哪种定义，学界见仁见智。不过，两种界定方法都有一定的问题：广义的界定过于宽泛且与现有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较多，不能体现地方学的独特性；狭义的界定偏重于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研究，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恰当地确定研究对象和内容。
“中原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物化的中原，作为空间地理区域的中原地区自然特征及其物质文化风貌；第二，历史与制度的中原，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史；第三，人化的中原，主要指中原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对于“中原学”的具体研究内容也可以从两个维度、四个视角的结合展开。首先是从空间维度上来讲，坚持主体性视角与比较性视角的结合。主体性视角强调以河南、中原区域为主体，将“中原”视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对象，探讨其内部的历史发展、现实问题。比较的视角强调“跳出中原看中原”。一方面，从“中原”过渡到“中国”，探讨中原区域与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原的角度讨论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将中原学与其他地方学和地方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其他地方学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中原学研究领域并突出中原的独特性。其次是从时间维度上坚持历史性视角与发展性视角的结合。历史性视角强调对中原地区发展历史的观照，寻求中原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总结和提升中原地区文化精神。发展的视角则强调以史为鉴，从中原的视角对中原乃至全国、全球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观照，凸显中原文化的时代特征。
（三）确定科学的学科定位和阶段性任务
每个学科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一般的学科有三种：理论型、应用型、综合型。那种将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等同起来的观点是偏理论型的学科定位，有的学者则强调地方学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的应用型特征15。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地方学应当持一种综合型的学科定位。如有学者指出：“区域文化研究既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也不是纯粹的现实问题研究，更不是纯粹性的文化学的学理探讨，它应是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对话、联动和合作。”16还有学者认为“立足地方、研究地方、服务地方”应该是地方学的学术追求17。其中“研究”侧重于学理的、理论的建构，而“服务”则具有强烈的应用性、现实性指向。李庚香先生提出中原学“应当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18，也意在强调中原学的综合型学科定位：一方面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还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前者以深入研究中原历史文化，打造“思想河南”和“中原发展哲学”为核心内容和任务；后者则强调综合多学科研究，致力于为中原崛起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综合不等于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之间的调和，而是强调根据学科发展的进程，合理地确定阶段性任务。中原学学科构建中的“研究”和“服务”两个定位和功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对学科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任务的指称。有地方学学者指出：“内在知识体系的建制永远是学科建构的起点和动力所在。”19本质上中原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理论研究是服务的基础和驱动力，在本质上也是服务的前期工作。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中原学学科来讲，理论性研究无疑是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要侧重于借鉴文史哲等基础理论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构建中原学的理论框架，总结中原学的精神内核。我们需要通过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整合省内外相关基础学科的研究机构和队伍，围绕中原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开展攻关，争取产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原学基础理论丛书”，为第二阶段的应用型、综合型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综合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对于一个学科的建构和发展非常重要，甚至是判断一个知识体系能否上升到“学科”高度的主要标准。和地方学一样，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原学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现有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立场而来。由于学科之间的话语差异性问题，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各自表达的状态。学者们呼吁要打破学科壁垒，在学科交叉、综合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目前“中原学”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三个：一是文化形态学进路，二是政治学进路，三是哲学进路。这三个进路依托的文史哲诸传统学科，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和方法，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被广泛地借鉴和使用。然而，这些研究方法在之前的中原文化研究中业已存在，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原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也不能形成对“中原学”学科的方法论支撑。这与当前的中原学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史哲诸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参与度和热情较低有一定的关系。在国家大力提倡“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要想抓住这个学科发展的机遇，必须重视多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和综合。有两种方法可以重点考虑：
一是问题引导法。选取若干涉及学科发展的重大基础理论或现实应用问题，分别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设计选题，采用招标、公关、委托等多种方式，鼓励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组织学者进行多学科对话，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对话和交叉的过程中可能会促生新的视角和方法，逐渐形成中原学自己的特色研究进路。
二是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许多不同的比较形式。中原学的比较研究宜采用“多维比较法”20。首先是横向的比较方法，又包括两个维度：基于问题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和基于空间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前者与上述的问题引导法基本一致，后者则强调对相似或相近问题与其他地方学研究的比较。其次是纵向的比较方法，主要是基于时间维度的跨历史比较，强调对同一问题的古今话语体系比较。通过多维度的比较研究，逐渐发现、凸显中原学的学科特点，进而形成具有中原学风格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路，为中原学学科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五）争取“组织化”的外在支持
虽然内在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建设是中原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它也离不开甚至有赖于外在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建设。一个新兴学科的出现无外乎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学科，即一种专业知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稳定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并被广泛认同后，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教育或科学研究体系和机构之中，通过科教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传承和继续发展；另一种是“外在性”的学科发展模式，即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了某方面专门研究的需求，在没有成熟的理论基础的时候就前瞻性地在科教体系中给予其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确认和支持，从而促进该学科的加速发展。回顾当前的中原学研究基本处于一种无序、自发的初创阶段，如果要走“内生性”的学科建构之路，学科发展根本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节奏。必须借助“非常规”手段，借助“组织化”的力量催化中原学的学科发展。这方面“广州学”和“杭州学”给了我们一定的借鉴。广州学的发展采用了“分层双轨”式：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社会机构的深入参与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实际介入，成立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学科发展平台，发布“广州学”招标课题，成立“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依托相关高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自主设立“城市发展与管理”二级学科方向硕士等。通过机构设置、平台打造、项目研究、人才培养等外在途径，促进了广州学的快速发展21。杭州学除了以上途径外，更是成立了有近100个事业编制的专门性研究机构和500余人的兼职研究队伍，甚至开始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城市学博士后研究基地，开展城市学、杭州学学子培养项目，培养了一批青年研究人才，后继研究力量十分强大22。基于此，中原学的学科建设也必须打破陈规，由河南省社科联牵头，依托河南省社科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尽量争取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组建“中原学协同创新中心”，一方面在省内外各高校招标项目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依托相关学科开展研究人才培养。通过外在的“制度化”“组织化”力量，加快中原学一流学科建设步伐，争取早日成为出彩中原的高端智库！
注释：
①⑤⑨11.18.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16、123页。
②17.张勃：《概念、视角与追求：中国地方学的兴起》，《“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论文集》，2015年9月。
③李民等：《中原文化大典·总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④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⑦王建华：《大学与学科规训——以教育学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14.刘开美：《关于地方学构建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3年9月。
⑩吴欣：《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12.田宪臣：《“中原学”研究范式初探》，《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13.成志芬、张宝秀：《地方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地方”和“地方性”视角》，《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3年9月。
15.杜洪涛：《试论中国地方学的理论建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6.朱从兵：《区域文化研究话语辨析与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19.21.涂成林：《地方学学科建构的路径探索——以“广州学”为例》，《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
20.杜洪涛：《试论中国地方学的理论建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2.马智慧：《现代智库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范式创新——以杭州学与鄂尔多斯学为例》，《探索收获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017年9月。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儒家政治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实践异化研究”（2018BZX00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北宋中后期儒家政治哲学的义理转型研究”（2019-ZZJH-678）；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问题研究”（2018B175）
作者简介：赵炎峰，男，哲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