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导向、推动作用或误导、阻碍的反作用。治国理政，形式上是权力的行使和支配，实质上是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从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没有先进的、成熟的思想作支撑，任何统治都难以存在和持久。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河南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河南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亟须思想的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国学，实现河南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中原崛起，必须探索中原发展哲学，构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原根脉、中原气魄的“中原学”。
一、治国理政与思想力的作用
当前，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支撑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基础。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要求我们必须发挥思想力的作用。思想、权力、利益或“理”“力”“利”，分别对应着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支撑经济、政治体系往往需要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思想体系之中，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思想体系影响着现实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同时也反过来受现实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影响。它们共同开拓了伟大的时代，构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因此，治国理政，形式上是权力的行使和支配，是利益的实现和配置，但实质上是思想的引领和指导。
治国理政，离不开思想力。从古至今，没有思想的统治是不存在的。自古以来，思想文化对人类社会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变革，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势力战胜另外一种势力，而实质上则是一种思想或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或主义。可以说，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先导，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都不可能把大多数人凝聚起来，也不可能执好政理好国。同理，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往往首先是从思想理论上的衰落开始的。正如杜兰特先生所言：“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在这个意义上，聪明的政治家总是善于运用理论这种法宝。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思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也在于人有思想。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提出“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并作出这样的论证：“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人类思想是各民族在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脚印，如果丢掉了，人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去。就世界思想史而言，人类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首先，实现了从“上帝”到“人”的主题变奏。如果说中世纪之前的思想，主要是围绕“上帝”展开的，那么近代以来，则主要是围绕“人”展开的，具体而言是围绕“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围绕人的体力和智力， 以及围绕人的理性、非理性、意识、潜意识、意志、情感、 心灵而展开的。翻看西方哲学史，你就发现，在康德之前， 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争论不休。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在他们看来，只有理性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笛卡尔身体孱弱，躺在床上太久， 一会儿做梦一会儿清醒，似梦非梦，似虚还实。他提出“我思故我在”，并以此来区别梦境和现实。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和休谟，他们认为经验才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而康德则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现象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物自体则是不可认识的。在他看来，哲学有四个基本问题，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期望什么?人是什么?其《纯粹理性批判》集中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实践理性批判》集中回答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期望什么?”纯粹理性讲的是认识问题，实践理性讲的是人的道德行为问题。1790 年，《判断力批判》出版，它试图回答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理性的、完整的人，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三本书，就是后人所说的“三大批判”。黑格尔则指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提出了著名的“二律背反”概念， 对于辩证法的形成贡献甚巨。这些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立足于研究本体论，而人却是有精神生活的，“上帝死了”，孤独、无聊、寂寞、空虚常常布满人类的心灵。叔本华的代表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所以它充满痛苦和狰狞。意志即欲望，欲望总是沟壑难填。意志永远是饥渴的。对于人生，痛苦是基本的刺激，而快乐无非是痛苦的暂时中断。如果你此刻没有被痛苦包围，那么很快无聊就会侵入。叔本华说过：“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人在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尽管叔本华和尼采都认为人生就是悲剧，但二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一样，叔本华诉诸消灭意志，尼采却诉诸强力意志。20世纪是存在主义大显身手之际。二战结束后，世界满目疮痍，道德理想幻灭，人们苦闷消极。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方面提出现实的荒诞，但另一方面又给芸芸众生指出一条出路——自我选择。西方学者马斯洛则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推崇一种健康的人性和超越自我的人。可以说，这些思想体系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其次，现代西方社会展示出“阴”“阳”两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思想的洞察力。如果说西方哲学，包括现代哲学看到的都是工业革命“阳”的一面，那么马克思则看到了工业革命“阴” 的一面。正如杜兰特所言，“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1867年， 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马克思告诉人们，什么是资本， 什么是商业资本，什么是金融资本，什么是剩余价值，教我们看清了历史，看清了社会。马克思的睿智，表现在他看到了工业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早年穷困潦倒的马克思，因为交不起房租，多次被房东撵得搬家，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馆的《莱茵报》的前编辑能有什么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却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影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东西方不知有多少经济学者又开始重读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寻找走出因资本的贪婪而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途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可以说，“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再次，冷战结束后的两大选项：“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后，关于国际秩序问题存在两大预言。其一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全面胜利，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与宁静的未来。在他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对于“市场”的拥抱，体现出摆脱“历史的桎梏”的特点。其二是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预言在美苏对立后，将涌现一股由新的文明竞争和仇恨所推动的冲突浪潮。从目前来看，历史并没有如福山所言而走向终结，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崛起，成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制衡的重要力量。同时，世界也没有如亨廷顿所言而陷入文明的冲突，相反，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各种文明正在加速融合与会通，世界文化的交流日趋深入和频繁，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融的状态正在逐步形成。
最后，从“地球是圆的”到“世界是平的”。目前，世界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证实了“地球是圆的”。今天，托马斯·弗里德曼则悄悄地说：“亲爱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李光耀指出，“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了互联网的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现在，再也不需要为了获得新思想而长途跋涉。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轻轻地敲击键盘，大量信息就能即时传播。信息技术革命趋势将改变社会的性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休闲方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 中说：“当然，它们还是发展了，在我睡着的时候发展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本书里要论证我们在2000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3.0版本。3.0版本将这个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并且将竞争夷为平地。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2.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公司， 那么3.0版本的动力来自于个人，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这也带来了全球化3.0版本的独特特征。能够让个人自由地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马力，也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和网络。这些应用软件和全球光纤网络的结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变成了彼此的邻居。” 第一个时代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这一阶段肇始于哥伦布远航所开启的新旧世界之间的贸易，它讲述的是国家和实力的故事。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中间曾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这一时代的主角是跨国公司。那么，当前的这个时代，世界变得更小、更平，其主角则是个人。“平坦的世界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新的合作伙伴，也带来了新的危险。我们需要从中找到平衡，需要努力成为最好的世界公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成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改变存在。因此，思想的伟大之处还体现在它对物质的反作用。人类能够自觉利用已掌握的规律认识和改造社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凯恩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结尾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
如今，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与这次复兴相伴随的必将是思想理论的新飞跃。只有对一段时期的历史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思考，并将其知识化、概念化、系统化，才能形成新的理论。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建构“中国学”，让中原更出彩需要建构“中原学”。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必须探索建立中原发展哲学。因此，建构与中国崛起、中部崛起、中原崛起相对应的“中国学”“中原学”正当其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广阔的视角，把“中原学”的建构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放到全面决胜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实践进程中去看。
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发展史
(一)思想的发展推动西方社会历史的演进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思想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推动了世界的发展。
古希腊的盛衰，正与其思想文化的变迁紧密关联。古希腊文化的渊源是神话，古希腊的繁荣正是从超越神话开始的。古希腊经济社会发展至希腊城邦文明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到来是随着智者和希腊启蒙运动而发生的。希腊哲学家用一种理性思辨的方式思考世界的本原，他们提出了一些哲学范畴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如水、火、气、数、种子、原子等，从而取代了早期神话学的宇宙起源论，他们批判希腊神话宣扬的各种神灵和扑朔迷离的命运，开辟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苏格拉底是雅典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象征，他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推进建构了一个充满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超越了希腊神话宣扬的命运决定论。三者可谓古希腊三贤，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奠定了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基础。然而，雅典审判苏格拉底也预示着希腊城邦文化的衰落。后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对外扩张，虽然在地域上扩展了希腊版图，但却是希腊精神没落与平庸的开始，导致希腊在政治上走向了腐化堕落，最终被罗马人横扫。
同样，罗马帝国的盛衰，也与其文化的变迁紧密关联。崇尚武力、好战的民族文化促使罗马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古代罗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大国。罗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追逐功利的精神。罗马人“勇猛、顽强、凶残、忠诚等性格特点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而战，不惜牺牲生命，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二是遵守纪律的德性。罗马士兵培养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同时罗马帝国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威尔·杜兰指出：“法律最足以说明罗马精神的特征。”罗马帝国的衰亡也是从文化开始的，“罗马人最初对奢靡浮华的希腊文化采取一种征服者的轻蔑态度，后来却开始在一种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中模仿希腊文化，最终则被柔性的希腊文化弄得手脚酥软，沦落为像他们当年一般剽悍凶猛的日耳曼蛮族的俎上肉”。此外，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基督教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元凶之一，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摧毁了罗马人的公民精神。
欧洲进入中世纪是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兴起，走出中世纪则是由于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基督教成为欧洲中世纪人们无条件的信仰形式，罗马天主教会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社会的一切弊端都根源于基督教文化。欧洲走出中世纪，正是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开始的，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都把矛头指向了基督教。13—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以感性意义上的人性来反对抽象的神性，以生机盎然的现世生活来反对枯燥冷漠的天国理想，以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乐来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变态虚伪”。16 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局面的分裂，对于“西方文化转型和近代欧洲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欧洲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前提之一”。启蒙运动发生于 17、18世纪，它是一场反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思想家们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重视自然秩序和天赋人权观念，为欧洲社会的政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现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性精神对抗基督教神权的胜利。文艺复兴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 提倡人性的解放，赞美自由的人性与世俗的生活。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排除了神学的干扰，促使西方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本身，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开启了经验主义和实验科学的时代。由于挣脱了基督教神权的束缚，科学的自由精神被释放出来了。此时，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经典名言。自然科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欧洲的迅速发展，使得欧洲的力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综观500年来的西方世界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在其中发挥的巨大引擎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进行的。在杜兰特看来，“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德国在现代的崛起，与马克思、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思想，就没有凝聚力，也就不会有创新精神。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则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的启蒙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同样，拿破仑的战败也是由于思想的原因。惠灵顿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英国人却认为，真正打败拿破仑的不是惠灵顿，而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是《国富论》 使英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国家才有力量打败拿破仑。没有《国富论》，没有牛顿，没有瓦特，就没有“工业革命”，就不会有英国的崛起和富强。拿破仑的名言恰恰是对这句话的论证：“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智慧和剑。从长远看，剑总是被智慧战胜。”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崛起，但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却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物质，而不是思想和学说。这一观念足以引起国人反思。的确，我们到了必须振兴思想的时刻!
(二)思想变革是引领中国发展的航向标
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在这些灿烂的思想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其中，儒 (仁、义、礼、智、信)、道 (道法自然、上善若水)、佛(智慧、慈悲)、墨(兼爱、非攻)、法(法、 术、势)、兵(崇仁、尚变)，都体现出思想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甚至都希望“以其学易天下”。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韩非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史记》记载， 秦始皇十分佩服韩非子，在读到其著作后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直到今天，这些灿烂的思想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价值体系与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18世纪之前，中国更多地给予西方思想界以启迪。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则源于极端专制导致思想创造力的抑制和萎缩，从而使中国陷入落后于世界、被动挨打的境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历史剧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昭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站起来、强大起来，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站起来、强大起来。事实证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为了寻找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 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观点。而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其口号是民主(德先生) 和科学(赛先生)。陈独秀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学，反对独裁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艺，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创了新的历史起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新中国的成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新中国的成立，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战胜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于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学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发动的是人民战争，主张“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
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让中国由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改革开放拥有如此神奇力量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解放。甚至可以说，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系列思想改变了当代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为核心，高度重视生产力问题，强调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共同富裕，包含一系列肯定和支持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突破了马克思、 列宁、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更好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思想的力量越来越重视。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就没有凝聚力，也就没有创新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固然需要物质基础，但也需要精神和思想的力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的政党，要站在世界的高峰，一刻也离不开思想的力量。因此，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物质上富强的中国，还要建立一个精神上和思想上强大的中国。
三、当代中国发展和河南振兴必须重视知识变革和思想引领
(一)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
从我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对思想和理论的轻视长期存在，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根由。就历史原因而言，中国宗法社会依赖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格局就不会改变，新的变革性思想就很难产生。因此，在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国虽不乏训诂、考据、辞章的大家，但很难出现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直至五四时期，因时代变革、制度变迁，才再次出现思想界的百花齐放。就现实原因而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保持一致，而是始终滞后于物质文明的进展。当前人们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空虚，人们的精神力量、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和人生境界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精神、需要文化的时代，一个需要运用思想、理论引领社会实践发展的时代， 一个需要思想家的时代。
1.国家发展的统筹规划需要宏观思想引领
我们需要认识和适应这个时代，但更需引领这个时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力驱动”是其本质特征。自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资本的力量或物质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增强，“物质驱动”是其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由物质资本向创新能力转变，“创新驱动”是其核心特征。在“创新驱动”中，有一种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思想的力量。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先进思想作引领，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2.人民生活的健康有序需要微观思想指导
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正确，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有正确的思想导向。人民的精神生活出现问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就不会健康。因此，必须用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引领人民的生活，并对幸福取向的偏离进行价值纠偏。当代社会变化万千，需要思想家析事明理、引正纠偏。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 人是复杂的，人们的思想从来都需要引导。幸福离不开物质， 也离不开精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一个民族为了在精神上更自由地发展起来，就不应该停留在肉体的需求这一奴隶状态中，不应当是肉体的奴隶，所以首先必须留出时间来，以便能在精神上创造和享受。”现在有些人物质上虽然富有了，但仍然缺乏精神追求，又出现了精神危机。试问，如果民族崛起仅仅意味着物质发达和经济腾飞，而不包括精神凝聚与思想升华的话，这样的崛起又能坚持与支撑多久?这种危机如果解决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凡外重者内拙”。进行思想引导，要多做“归多为一”的工作，要引导人们“求同存异”，深刻理解“和而不同”。
3.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需要创新思想体系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更体现在文化、思想等软实力方面。虽然我国 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思想、文化的竞争力仍有待提升。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需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取得突破，如何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思想等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近年发展很快，但绝不是所谓的暴发户，而是拥有深厚的文明能量的。历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拥有了新的思想资源、新的话语体系、新的思想理论人才。但相比于西方话语的强势输出能力，我们的思想影响力还较弱，创新力也有所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国家创新思想体系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制定战略，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以新思想影响引领世界，推动形势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必须认真做好的事情。
(二)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需要建设思想河南
我们始终认为，只有构建能够看透现象背后的战略和哲学，河南的发展才能有大跨越、大格局、大手笔。因此，当前河南发展所缺的不是知识和信息，而是思想和智慧。今天， 河南重视运作，重视实干，重视“术”，这是不错的。当代河南的发展，需要有“术”，要运用好政治策略，但更需要有“道”、有“理”，需要战略性思想家。可以说，只有超越“术”的层面，实现政治家、战略性思想家和实干家的有机结合，河南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式发展。
1.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分量、思维成熟程度和对人类社会探索的广度和深度。任继愈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深感全国上下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放在足够重视的地位上， 这是很危险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立竿见影。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更要及早引起注意。”目前， 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不少领导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不高，这个问题的隐患是很大的。这是因为思想决定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缺少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就难以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不能从总体上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方针、政策。
2.对思想的解放力度有待加强
即将到来的智能化时代需要我们进行“脱胎换骨”的 “质变”，才能成为运作现代经济的真正“高手”。河南之所以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慢了半拍、发展相对滞后，客观上是由于地处内陆，没能进入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统筹布局中;主观上是由于受农耕文明影响深刻，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程度不够，思想观念与沿海地区存在差距。从一定意义上讲，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就是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转化的过程。
目前，工业4.0的高潮就要到来，这项高科技战略计划将使制造业进入智能化时代。什么叫工业4.0?说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就是网络+机器人+自动化，或者叫智能化生产。德国已经开始进入以高智能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4.0时代”。如果说工业3.0完成了“人机对话”，那么工业4.0将实现高智能的“机机对话”。在智能化时代，我们的生活将完全处于智能互联网的控制之中，这将会给我们的生产世界、生活世界、生态世界带来全新的冲击和影响。这就要求河南的干部，特别是抓经济工作的干部，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培养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有现代经济思想，才能使河南在未来发展中真正站在制高点上。
3.建设“中原学”，打造思想河南
加快河南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基本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河南的软实力，特别是迎接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建设“中原学”、打造思想河南是当前河南发挥思想力的重要途径。
当前，在中国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河南省成为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郑州成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积极把握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围绕“四个大省”建设进一步谋篇布局，给河南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在这种情境下，“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如何认清形势、把握趋势、发挥优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善于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总结和研究中原经验，推出堪称代表当代中国水准的扛鼎之作，把“中原学”建设成为一流学科，需要我们格外努力。
四、“中原学”的提出与中原发展哲学的理论架构
(一)“中原学”的提出
“中原”一词最初是平原、原野之意，作为地域之名意为“天下之中”。《尚书·禹贡》定九州，其中荆山至黄河一带是“豫州”。《周礼·职方氏》曰：“河南曰豫州。” 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通常来说，中原在广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 狭义上则仅指河南。本文提出的“中原学”主要从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立论，因为“河南最有资格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因为唯有河南全境，尽在中原文化圈的包括中”，同时辐射广义上的中原地区。
中原文化即中原地区的文化，指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可谓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源头。与荆楚、吴越、 岭南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中原文化“在 20 世纪区域文化研究中长期缺失”，本文提出建设“中原学”学科，意在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从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建构“中原学”，对于振兴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炼中原文化精神、引领河南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将当前以各自的学科方法研究中原文化的专家整合为一个“中原学”研究群体，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高端团队，以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以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构建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建构“中原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中原学”将是在中原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但与此同时，“中原学”不仅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研究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还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中原发展的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构建“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体系。可以说，“中原学”将以古(古代传统文化)、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人(人物)、文(文献典籍)为四大研究领域。在学科意义上，“中原学”应当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这就要求我们加紧完善对 “中原学” 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构建。
(二)“中原学”的建设必须以中原发展哲学为核心
“中原学”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中原文化涵盖了中原地区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其核心是哲学思想。正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思想的思想;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思想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面; 冯友兰先生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中国古代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启蒙读物，这四书正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成果。因此，“中原学”研究必然要以中原哲学为核心。201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曾经要求“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充足的文化条件”，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2015年3月27—28日，王岐山同志在视察林州红旗渠时指出，“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对我们构建中原发展哲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样，文史哲一体化、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进的中原发展哲学形态就具有了初步框架。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中原发展哲学呢?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需要。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与产生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如何推进中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贯通共生，既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建构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发展哲学，不仅具有区域意义，更具有国家意义。
二是打通三种哲学范式的关键。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三个不同的范式，是中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智慧结晶。建构现代“中原学”要对三种哲学智慧进行处理与会通，将之在现代中国特殊国情与河南省特殊省情的背景下进行全新的改造与创新，变成指导河南发展的现实思想武器，使之成为构成河南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是“故纸堆”中的东西，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经世致用”的大道， 是“实践”。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三是推进河南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不应沉睡于“故纸堆”当中， 而应该成为活的思想，展现出对当今时代的巨大力量。伏羲“画八卦”之“一画开天”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形成和中华文明生成的影响，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改革与变法对于当今河南改革的启示，南阳内乡县衙楹联对于官德建设的警示，大儒二程“天理与人欲”之辩思想的当代意义，中庸和留余思想的时代价值，冯友兰对内圣外王阐释的现代意义等，其真精神和文化的深层结构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挖掘。
(三)中原发展哲学的理论架构
1.中原发展哲学的历史文化渊源
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圣地，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和生长的沃土。夏商周时期的《易》，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韩非子和庄子思想，历史上的“洛学”“宋学” 都是“中原学”的传统理论形态代表。宋代则是中原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理学成为“中原学”的典型理论形态。
(1)经学在中原
经学兴盛于洛阳，《易经》《尚书》《诗经》皆出自上古三代中原地区。《诗经》中的民歌产生于朝歌、淮阳、信阳等地的有几十首。在朱熹眼里，“恭惟道统，远自羲轩”。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滥觞于中原这块文明福地。《易经》 思想从河图洛书到太极八卦再到六十四卦，再到周易，经过炎黄先祖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而至精至微、博大精深。史传伏羲造易，文王演易，而让《易经》发扬光大的是孔子。他曾精心研易，“韦编三绝”。经过他的阐释，易从卦到辞蔚为大观，从形到意浑然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易经》思想的传播。《尚书》是上古文献总集，记录了虞夏、商、周等各个时期的典传公文，一直被历代帝王视为政治宝典。相传 《尚书》为孔子所编，虽无记载说明《尚书》诸文作者，但其主体内容无疑皆与河南有关。《尚书》中虞夏、商、周等皆为河南属地，《尚书·禹贡》提出九州定天下，豫居其中， 因此河南也叫豫州或中州。后世对研究《尚书》贡献较大的经学家，如孔颖达等亦在河南一带活动，推动了《尚书》在中原地区的传播。
(2)诸子之学在中原
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思想皆发源于中原，儒家思想早期便传播于中原。河南鹿邑为老子故里，老子在洛阳著《道德经》五千言，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故里在河南民权县，庄子师承老子，将道家学派发扬光大，《庄子》 一书成为千古经典。老庄思想具有原生性和独创性，是中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成果。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文化流变的基本格局。西晋玄学盛于洛阳，魏晋时期河南人王弼著有 《老子注》《周易注》，郭象有《老子注》《庄子注》，“竹林七贤”以河南修武县为活动中心谈道论玄，使得道家的思想和生活哲学风靡朝野。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子产、韩非、李悝、商鞅、申不害等皆是河南人。郑国子产自 “著刑书”， 比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还要早一个世纪。李悝编著的《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韩非子》一书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深远。法家设计和缔造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朝一直沿用到清朝，法家的法治理念也是当代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墨家背周道而行夏政， 体现了救世心态、平民观念、实用精神和进取精神，墨家在先秦时期是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名家创始人惠施为宋国人， 其“以善辩为名”，主张合同异。河南淇县鬼谷子王禅著《鬼谷子》，其军事思想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共同影响了兵家的发展。周成王迁都洛邑，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成就了周王朝的千秋伟业。孔子儒学的目标是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十年居卫(即河南北部地区)，其弟子子路、子贡、 颜回等二十多人皆为河南人士。世后诸子，亦多见河南人士。诸子之学对中国影响深远。
(3)佛学在中原
佛教首传于洛阳。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发使天竺，写致经像”，此次从洛阳出发赴印度取佛法的活动史称永平求法。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便于此时建造，此寺可谓中国佛教的祖庭。佛教禅宗最早萌发于河南， 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成禅宗初祖，少林寺可谓是“大乘胜地，禅宗祖庭”。嵩山文化是以少林寺禅武文化为中心而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盛景。开封大相国寺则见证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程度之深。
(4)理学在中原
宋代理学是“中原学”的归宗与典型形态。宋代理学有 “濂、洛、关、闽”四派，洛学以居住在洛阳地区的学者为代表人物，主要有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等。邵雍精研易学，司马光著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为北宋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二人以天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对理气关系、格物与致知、心与性、天理与人欲等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为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确立了形上根源，提出了系统的人格修养理论。洛学与闽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福建人杨时是二程的著名弟子。清光绪帝和慈禧曾题词“伊洛渊源”“希踪颜孟”，并赐匾“二程故里”。二程的天理观是对儒道二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对汉唐以来拘守经注的突破，建立了一套以心性修养为核心的内在超越性的伦理本体哲学。理学后来经朱熹的发扬而成为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可谓“逆源承孔孟，疏派启张朱”。因此，宋代理学是三教合流的产物， 也是“中原学”的精华之所在，是传统“中原学”的典型形态，“中原学”以宋代理学为归宗。
2.中原发展哲学的核心内容与学科形态
构建新常态下的中原发展哲学，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原发展哲学在学科内容上，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中”与“天下”的关系，即要处理好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有传统中原文化，也有各种地区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特色。河南地处天地之中，形成了一种“中”文化。这种“中”文化也是一种“天下”文化，“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因为有容乃大、居中为正、兼容并包，才能天地人和、和而不同、共生共荣。《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发展现代中原哲学文化，必须处理好中原地区的哲学文化与现代中国哲学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关系，要认识到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特点，既不夸大也不贬损，本着实事求是、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原则，构建新型的现代“中原学”。
二是“道统”与“治统”的关系。道统，即“道”的脉络与系统，体现了对知识和价值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或法统一直是相互统一的。春秋战国时期，道统与政统的关系由过去的政道合一转向以孔、孟、朱、王为代表的政道两分。道统成为思想导师，政统成为政治领袖。道统与治统之分，实际上也是“内圣”“外王”之分。“内圣”“外王”在舜禹和商汤、周武王时是统一的。自秦汉到清末，“外王”与“治统”由统治者掌握着，“内圣”与“道统” 则由读书人承担。张载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树立了后者的形象，而在前者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术”的成分，失去了“道” 的涵养。因此，现代“中原学”要重视对道统与治统关系的处理，努力构建二者统一的新形态，注重思想引领力和行为执行力的有机结合。
三是“入尘”与“出尘”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神圣性与世俗性交织交融甚至纠结，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现实性，也要有超越性，既要怀揣梦想，也要现实地活着。当前， 转型社会存在“过度现实化”“泛物质化”、人被物化的隐忧，中国古典生活的浪漫情怀渐行渐远，长期下去，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就会处于“拣尽寒枝不肯栖”“绕树三匝，无枝可倚”的状态!这就迫切需要中原发展哲学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我们必须开拓新路，要重新认知灵性和感性，要注重引入诗性和创意，来对抗功利和平庸。冯友兰认为，哲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用来提高精神境界、 训练思维方式的。如果没有中原发展哲学的指引，我们可能 “挣的钱越来越多，幸福指数可能越来越低;吃的越来越好， 身体可能越来越差;住的房子可能越来越宽，心胸却可能越来越窄;沟通的方式越来越便利，可是我们的心灵可能越来越孤独”。这也正是中原发展哲学看似“无用”，实质上有 “大用”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它体现了超越性，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形式而言，中原发展哲学的学科形态应包括以下三个体系：
(1)知识体系
在思考中国崛起、中部崛起、中原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都是知识体系， 强大文明的核心是强大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其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特别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你不能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自身，让人家来认识你。中原发展哲学的知识体系应当以中原学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基础，涵盖中原经学、易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理论形态，同时立足当代中原发展实际，形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对国外的发展理论、概念、话语要有分析、有鉴别，逐渐超越片面借鉴现代西方学科门类划分和知识体系架构的局面，逐渐形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原发展哲学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
(2)思想体系
不同的理论产生于具体、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秦朝统一中国以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体系，不能也无法简单地挪用到现代，必须对之进行批判性继承，去其糟粕，并对其有益成分进行现代转型。现代“中原学”要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与西方思想体系的传承、吸收与创新，致力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会贯通，致力于用符合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的特色实践与文化对古今中西思想体系进行系统化、概念化、理论化的现代重建，努力建构“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原思想体系。具体而言，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原思想体系的灵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质。第二，以中国文化以及中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原思想体系的主体内容，以此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民族性、民间性。第三，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中原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而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世界性。
(3)话语体系
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知识体系缺失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同志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上述中原发展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推进中原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争夺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只有以开放性的态度阐释传统“中原学”的现代内涵，同时打造有足够影响力的现代中原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才能向外传出中原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升与“他者”的沟通能力，获取他人的认同，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3.中原发展哲学的基本范畴
王岐山指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主轴。”“中原学”的建构也必须有自己的主轴。我们认为，中原发展哲学应重视研究和解决以下八大范畴或八大矛盾。
(1)公与私
公与私是一对社会治理领域的基本范畴。无论中西，均很早就开始对公与私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就强调公私分明，建立了明确的司法制度。中国自周朝开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谋划未来公有社会的远景。这些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2)道与德
道是德之本，德是道之魂，其核心思想就是“中道”，或者 “中庸”。中，即要把握分寸，“过犹不及为中”“中正以观天下”。“执中致和”是人生之处世要点。如果说西方哲学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中国哲学或中原哲学则强调关注和发挥主体的道德能动性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具有伦理本位的特点。探讨传统理论中道与德的关系，将是现代“中原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3)礼与乐
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礼乐文明。周朝建立的礼乐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礼记·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主外，乐主内;礼主异，乐主和;礼主敬，乐主心。现代“中原学”应当积极研究传统礼乐文化，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提出建构现代礼乐社会的新形态、新方法。
(4)天理与人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论题。天理与人欲讨论的核心是人的道德本性与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讨论了人的自然本性问题。《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讨论了人的后天教养问题。宋学把“天理”与“人欲”割裂开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在道德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在经济层面上则是违反规律的。天理与人欲本为同源同流，应该水乳交融，而不应该水火不容。哲学的价值和使命在于使二者互为根基，各得其所、各尽其用。现代“中原学”应当积极研究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本性之间的关系，探索天理与人欲相结合的合理模式。
(5)王道与霸道
王、霸之辨，与现在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重培养内在心性，重内圣而轻外王。如何形成“内圣外王”的平衡境界，还需要在中原发展哲学研究中不懈探索。
(6)知与行
知与行的关系类似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循环共生，知之为难，行之维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须知，不应把二者强行分拆，机械地分为先后，而应该专注于求知、求真、求善，坚毅地笃行、践履、探索。
(7)体与用
近代洋务派开始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熊十力的体用哲学最为典型。当今中原发展哲学如何形成“马魂”“中体”“西用”的形态，并将之有机统一起来，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8)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当前一对重要的矛盾体。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社会主义强调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则追求价值规律之下个体利益的差别性;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而市场经济则可能加大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性”。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进行引领，以确保它的正确方向。具体而言，可以为市场经济提供方向引领的社会主义发展策略包括：第一，践行中国梦，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市场经济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以人民为中心; 既要解决以人为本的问题，也要解决以自然为本的问题。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真正树立起“共生”和“共赢”的理念。第二，坚定“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四，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第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坚持以劳动为体、以资本为用。
上述八大矛盾是中原发展哲学必须解决的八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 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 在他看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上古时期的演进包括公与私、道与德、礼与乐三大矛盾，中古时期的发展包括天理与人欲、王道与霸道、知与行三大矛盾， 近代是体与用的矛盾，那么当代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具体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二是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矛盾，三是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矛盾。这些古今矛盾，共同存在于当前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是“中原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矛盾。
4.中原发展哲学的精神
任何学说、理论都有其基本精神，中原发展哲学精神包括中原人文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从实践、矛盾到改革开放、和谐再到创新，这是中原发展哲学的当代演进脉络。其核心精神可以提炼如下：
(1)上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是其表达形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 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这一论述生动地说明了“上进” 是一种精神状态。
(2)包容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象传》)是其概括。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大。包容既是天地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基本精神，更是执政者应当具有的基本素养。
(3)改革
《易经》专设革卦。革的内涵即去旧以图新，去秽以求洁。《周易·革·彖传》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宋代范仲淹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今天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更需要加强改革的力度，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4)开放
中原文化的开放性，是其具有文明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华夏文明，特别是中原文明，是世俗的文明，而世俗的文明应该是开放的文明。从先秦到唐代，华夏文明都是开放的，特别是在唐朝，较好地吸收了佛教文明等异域文化。现代河南的崛起，尤其需要开放的心胸，这也是现代“中原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5)和谐
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家则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特征，现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传统和谐思想为基础，努力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6)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对于中原而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河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创新”二字，突破以往的懒汉思想和传统的惯性思维，勇于创新。
(7)协调
《庄子·外篇·骈拇》中说：“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中原发展哲学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是出于立足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
(8)绿色
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天人合一是我国最古老的智慧，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建设绿色生产体系和绿色生活体系，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的有机统一。
(9) 共享
唐太宗李世民在《晋室帝总论》中称“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强调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呈现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0)法治
《韩非子·有度》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因此，要构建法治中国、法治河南，必须走“善治”之路，努力实现“德治”“法治”“自治”的统一，做到“德法双治”。
(11)实干
《世说新语·言语》曰：“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有的哲学方法，都可以简化为六个字，即“怎么看”和“怎么办”。不解决“怎么看”的问题，“怎么办”也做不好。这就要求河南未来的发展，要有“大道之行”，要有中原发展哲学的指导，要弘扬理性，要尊重规律，要遵守规矩。当务之急，就是从忙、急、快、躁中解脱出来，不被眼前功利所困，从而正确处理好从而正确处理好“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要“辩证看，务实办”，踏踏实实干工作，一心一意谋发展。
五、打造“中原学”、建设思想河南的三大载体
上述“中原学”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精神，落实下来需要切实的思想载体。概而言之，发展“中原学”、建设思想河南可以重点打造三大载体，一是建设中原智库，二是实施创新工程，三是打造中原百家、思想家群和中原学派。
(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原智库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成大事者，不可不用大谋。商鞅一策变法强秦，诸葛亮一对三分天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帝王，如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成就大业，都有强大的智囊团辅佐。“现代智库”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它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应用的是一种集体智慧。现代智库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政策性的，强调实用性、对策性的经世致用研究，为相关问题提供最优化的理论、策略和方案。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年初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当前，建设中原智库，正是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建设地方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更加正确的战略、更加巧妙的策略，从而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建设中原智库应从以下两方面来抓：
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具体包涵：其一，要有“江山” 意识。中原智库是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地方性智库，是国家发展地方特色智库的重镇，对于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建设中原智库一定要树立品牌意识，明确中原智库与其他智库或文化建设之间的界限，明确中原智库的内涵与外延，打造河南的区域文化形象。其二，要树立和谐发展的目标。中原智库的建设要高举绿色与和谐的大旗，确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发展目标。中原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都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出发，倡导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发展理念，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投资心理。其三， 要有世界眼光。建设中原智库，要从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的视角，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河南特色的文化发展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文化输出能力还较弱，文化仍是中国崛起的短板。在中原智库的建设中，可以重点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加强中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输出能力。
二是要做好理论与实践结合、信息共享、协同创新研究三篇文章。具体包涵：其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只有看到问题，勇于面对问题，才能为积极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最终走出一条新路来，理论才能有的放矢，才能与实践相结合。其二，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共享平台旨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整合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努力建设一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大型专业数据库，用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其三，协同创新，主要是解决跨界融合问题。要积极探索协同创新联合攻关机制，打破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壁垒，深入探索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高校之间的科研合作模式，建立跨界融合的学术团队。要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以优势学科为重点建立协同创新体，集中不同学科的力量，建立选题沟通机制、队伍共建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和项目评估机制等，进行跨机构、跨地区和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研究，逐步形成集群效应。习近平同志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二)加快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结合河南社会科学实际，应探索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优化学科布局。其一，加大对河南知名学科和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科的扶持力度，比如史学、法学、逻辑学等，力争实现部分研究领域和方向的研究水平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其二，要加强具有特色优势的重点学科建设，加大工作力度和经费投入，增强科研的后发优势。其三，重视跨学科研究。全民族创新思维，离不开跨学科研究。局限于一种学科之内，对其他学科内容不甚了了，是不利于提高民族创新能力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 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 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二是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工程。理论观点是否有创新、科学上是否有新发现，并不在于文章有多长、部头有多大。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字，《论语》也不过一万五千字，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理论的文章也不过几千字，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天，我省理论界并不缺乏研究成果，而是缺乏足够多的原创性、严肃性的东西，缺乏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品成果。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和引导学者潜心研究重大问题，写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著作。一代学术大师郭沫若、 孙冶方、 范文澜曾经提倡“一本书主义”，即主张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多年，最终写精一本书。他们提倡“一本书主义”，本意并非只是写一本书，而是为了做到宁缺毋滥。司马迁写《史记》用时20年，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耗时19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40年，方才形成传世巨著。这种能量积聚，是勾践的“十年教训，十年积聚”，是楚庄王的“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何打造这种“心系一处”的“聚焦”功夫，需要我们加倍努力。
三是实施名家工程。习近平同志指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大军，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 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这就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具体到河南省就是要实施名家工程，要培养造就一批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优秀社科人才，争取每年在省内、国内推介3—5位学术名家。理论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关键是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入心入脑。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作为大家，要把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而不是浅入浅出或者深入深出。在实施名家工程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培养理论大V，努力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加强正面的网上理论引导。
(三)努力打造中原百家、中原思想家群和中原学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代需要人才， 更需要天才。因此，在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如何推介中原百家、推出中原思想家群，打造中原学派，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河南历史上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不少大家、名家，但当代还缺乏具有时代影响力的思想大师。打造中原百家、中原思想家群和中原学派就是要通过打造学术团队的办法为河南名家、大家的培养奠定基础。随着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现代人才的竞争已由单个人才的竞争上升为团队的竞争。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提高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就要先推出学术团队或学派，通过团队建设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通过团队建设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种培养模式符合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是人才培养的现代模式。而打造中原百家、中原思想家群和中原学派的目的就是培养、推出河南省各个学科的名家、大家，就是要培养人才和凝聚人才，为河南省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源支撑。
打造中原百家即塑造河南思想界的名人、名家形象，集百家之力推出河南的文化名片，打造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强省。打造能够代表河南思想与文化成就的名人百家集体，既要宣传河南历史上的思想名家，更要培养与打造当代思想大家。历史上的名家如伏羲、黄帝、老子、庄子、韩非子、贾谊、韩愈、二程、范仲淹、许衡、冯友兰等，都是中原百家的代表人物。
中原思想家群主要指中原思想的板块和团队。中原思想家曾经在不同时代以集群的形式涌现，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河南在历史上是出思想家群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 庄子和韩非子，汉代的贾谊，北魏的拓跋宏，唐代的韩愈， 宋代的二程，近代的冯友兰等都是中原思想史上的精神恒星。正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引领历史上的中原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形成了中原地区不同的思想流派。建构现代“中原学”，一方面需要梳理传统河南哲学发展的脉络和派别关系，推出传统中原思想家群，另一方面也要构建现代中原学派。当前，南振中、张海、二月河、王立群这些人文专家学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一批全国一流的法学家，如张文显、赵秉志、樊崇义、王振民、付子堂、刘海年等，构成了中原法学家群，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大， 与中原历史上的商鞅、李斯、韩非子遥相呼应，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法学力量。思想家是社会进步的晴雨表，是社会的智者。他们与时代同呼吸，代表着群众的愿望，反映着时代的期冀。他们纵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家、法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美学之间，能够提出一般学者提不出的思想，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原学派是相对于全国而言的，是指有着河南地缘关系的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方向或相同、相近学术主张的学术团队。古今中外的经验说明，实现理论创新需要活跃思想，而思想的活跃需要健康的思想流派的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学派建设不是某一个机构或者学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要求。河南历史上的宋陈学派中的道家和郑卫文化中的法家两派， 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结合河南优势学科的发展以及河南学术发展缺乏大家、名家的现状，可以打造学术团队，以此来代替推崇个人发展，要重点打造中原法学学派、史学学派、文艺学派等中原学派，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在全国有鲜明影响力的中原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