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河南实践，3月3日上午，河南省社科联组织召开全省社科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河南实践”理论研讨会。11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的研讨方向谈认识、提对策，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本网站将陆续刊发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今日刊发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郑小九的发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历史虚无论企图割断历史，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代表着贫穷、落后、愚昧、专制、封闭，这样的土壤上长不出先进的现代文明，必须跟过去的历史做个了断。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赖以成长的依托，能够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坚实的思想支撑。
一、我国管理超大型国家、超大规模人口的历史非常悠久、经验非常丰富，能够为现实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治理智慧
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央政府对越来越庞大的人口、越来越广阔的土地实施有效的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大一统”特征，这得益于我国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文化凝聚力。
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认同家国一体的整体主义，搭建德法兼治的政治构架，遵从宽猛相济的治理原则，有非常独特、非常丰富的政治智慧，实现了对数千万以至数亿人口长达数千年的有效治理。作为对这一治理经验的继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制度安排保证我国在当时非常落后、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能够集中、整合全国的人力物力，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推动工业化等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历史给予的启示是，我国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建立起一个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领导力的政治力量，才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另一方面，文明教化的广泛推广，有统一的文字、礼仪、价值观，形成了一个有巨大凝聚力的“文化场”，让遍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们产生强大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文化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在幅员辽阔的区域内，尽管各地风俗有别，但人们普遍以黄帝、尧、舜为先祖，呈现出大同而小异、多元而一体的格局。
二、我国有以民为本的政治传统，能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深刻的思想支持
儒家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丰富、深刻。《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孔子认为要实践以民为本的理念，重视民众的力量和诉求，关心其物质利益。国家要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生的安定奠定物质基础。孔子明确将“富之”（《论语·子路》）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主张让民众富裕起来。“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如果普天下的民众处于穷困之中，那么，上天赐予统治者的利益就会永远终结。同时，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考虑，统治者必须节制贪欲、减轻税负，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指导，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有益成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真实、全面、彻底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我国有崇仁尚义的精神追求，能够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充足的道义资源
中华文明有鲜明的伦理品格，强调士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在“富之”的基础上“教之”（《论语·子路》），在“仓廪之实”的基础上对民众开展“礼仪之教”，曾创造出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等软硬实力兼备的历史辉煌。数千年来，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伦理共识，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道德自觉和行为习惯，得到最普遍、最有效的遵守，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
西方近代以来物质主义膨胀，陷入利己主义深渊，走不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怪圈。我国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就要引以为戒，警惕市场经济的趋利谋利的导向，引导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
四、我国有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能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想的生存方式
天人合一观念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一致的，人的生理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应遵从于自然的状态和规律。《易传》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季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相适应，人们普遍树立尊崇天地、顺应自然、敬畏生态、崇尚节俭的意识，自觉抵制掠夺性的生产方式和浪费性的生活方式。
西方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自然的管理、征服、控制。根据《圣经·创世记》，人和自然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让人掌控鱼、鸟、牲畜、昆虫、土地等。肇始于西方、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文明遵循的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其结果是对自然的破坏。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主要表现为对本国环境的破坏，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展开，越来越表现为对广大殖民地、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
中国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传统，尊重自然、敬畏生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致力建设美丽中国。
五、我国有以和为贵的交往伦理，能够为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文化保证
中华文明具有尚和合的特质。农耕文明所依赖的自然环境是较为优越的，不需要以战争方式对外掠夺，其战略上是以防御为主，如长城的修建。我国历来倡导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国度之间的和谐相处，彰显出和而不同的宽厚品格、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立人达人的博爱胸怀、以武止戈的和平取向，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追求“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根基，也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泉。
西方文明在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关系上秉持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零和博弈思维，表现为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希腊联盟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表现为古罗马的以战争方式展开的征服、掠夺、殖民，还有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直至现代毁灭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实质是西方对抗思维在当今时代的顽固性的延续，是其文化基因和制度痼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我国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就文化基因而言，中国有“和为贵”为价值导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追求和谐、包容、共生。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文化基因与现实制度的结合，就会产生真诚的、强烈的和平诉求，形成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力量。
（作者：郑小九，系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