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一生的光辉写照。他穷尽毕生的精力在中国研究、讲授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最初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是第一个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是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并成为孙中山指定进入国民党一大主席团唯一的共产党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却未曾担任过什么重要领导职务。他是献身革命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人。
一声炮响与 一场爱国运动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他长期求索的“理想的中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为现实。他兴奋而如饥似渴地搜集着有关十月革命的一切信息。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着）世界的革命之采（彩）色。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迴非可同日而语。”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已经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了，但当时仅仅是在介绍一种学说而已。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些正在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俄国，从此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正是李大钊。
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向中国人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新的斗争方向。此外，还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社团组织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俄国的革命经验使李大钊认识到工农的革命力量，他不断告诉青年知识分子，“要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在讲坛上、报刊上和通信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帮助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培育过众多的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却没有感觉到任何胜利后的喜悦，反而成为列强谈判桌上的筹码。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迅速引起了国人的愤怒。
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五一节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这无异于给即将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出了战斗号令。
5月4日下午，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李大钊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5月4日当天，31名学生及1名市民被捕，他和蔡元培等人积极设法营救，组织北京学生罢课以声援被捕学生，迫使当局于两日后释放学生；5月9日，蔡元培被逼辞职出走，反动派阴谋改组北京大学，李大钊便联合其他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奋起抗议，与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始终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他的办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常与学生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研究深入的办法，给青年以直接指导。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捍卫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贡献更主要体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并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1919年10月、11月，他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会议前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报告。其间，毛泽东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亢慕义斋”里找寻真理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李大钊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始有了可能。五四运动以后，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初，李大钊就曾与邓中夏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党组织的问题。
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报道《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北大教授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事略，言及：“（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
1920年2月8日，陈独秀从武汉回到北京。陈独秀是经同乡和好友保释出狱的，擅自离京、回京自然要引起北洋政府警察当局的注意，警方迅即派警员到陈独秀的北池子寓所查看，并布置暗探监视其行踪。
2月12日，正是阴历“小年”，李大钊雇好了一辆骡车，和陈独秀都乔装成商人，如同商号经理出外讨债，身边还放着一些账本，趁着晨光悄悄从朝阳门出发，离开了北京城，经廊坊直往天津。旅途中，二人相约在北方和南方筹建共产主义组织，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护送陈独秀安全地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船只后，李大钊并没有立刻回家乡唐山乐亭县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而是在天津会见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联络员柏烈伟，主要是商谈建立一个统一目标的、团结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后，也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找蔡元培校长要了两间屋子做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他们还给这两间屋子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
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经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这时，李大钊开始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够，必须筹建无产阶级政党。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0月，由以李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仅3人——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随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等人加入。
建党初期，陈、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8月，陈独秀就党组织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准，特地致信李大钊征求意见。最后，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缺席一大的谜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在建党过程中作出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人回忆的日子各有不同，最后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与实际的日期相差了22天。
当时，正好是暑假时期，在前一个学年和后一个学年之间，有很多教学工作安排，工作比较繁重。此外，李大钊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北京市教职工的索薪斗争。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8所北京国立专门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致使这些高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
3月，8校教职员举行罢教罢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8校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后被指定为代理主席。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南海，李大钊就带着大家去了中南海，北洋军阀对他们进行了迫害，李大钊被打晕了，但还继续索讨教育经费。
这次索薪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李大钊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多方奔走。最终迫使北京政府于7月24日派员慰问教育界，并答应部分条件，斗争告一段落。
这时，中共一大已在上海开幕，最终李大钊未能参加。当然，李大钊是社会名流，他的一举一动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很关注。陈独秀也是一样，如果突然到上海，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社会影响会很大。
执行中央决定 力促国共合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李大钊十分尊重他。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最初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马林后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了孙中山。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奔波忙碌。
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林伯渠陪同下，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会晤，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两人畅谈国内国际形势、政治建设、中国问题症结等。宋庆龄曾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李大钊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此后，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5个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李大钊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成为北方国共两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加入，国民党内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在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全力开展革命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北洋军阀政府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为名通缉李大钊，随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家进行逮捕。有多年斗争经验的李大钊十分机警，被迫剃掉胡子，再次装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的当天早些时候，带着儿子离开北京……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6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员不幸被捕。28日，神态平静的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时年38岁。
李大钊就义6年后，才入土为安。22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告慰李大钊的是，当年他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在中国实现。
（本文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