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稿
建设“四个大省”的战略意蕴及推进路径 河南省社科联课题组
高层解读
关于中国梦理论架构的几点思考 涂小雨
名家新论
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杨承训
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战略措施 张占仓
热点透视
民间资本投资新兴产业的发展掣肘与政府引导机制 刘变叶
权力结构视域下村庄层面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研究 李群峰
聚焦中原
关于河南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建议 任晓莉
关于河南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思考 毕彦斌
河南根亲文化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陈建魁
新时期河南城市发展的思路、重点与对策 柏程豫
2016第一季度河南经济数据与形势分析座谈会综述
智库观察
用新思维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发展 周文杰
他山之石
城市文化建设的杭州经验 蓝蔚青
硕博论坛
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 吴娜琳
观点集粹
蔡 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
董希淼：正确理解普惠金融需注意三个不等式
夏杰长:中国服务业将发生五大变化
方 卿：多管齐下治理文化市场“低俗病”
刘瀚斌：绿色金融模式的五种猜想
建设“四个大省”的战略意蕴及推进路径
◇ 河南省社科联课题组
近日，省委书记谢伏瞻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指出，要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 网络经济大省。 “四个大省”建设，是河南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具体实践，也是我省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破解发展难题的有力举措，对于确保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 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制造业是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战场。 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 2014年，河南在广泛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 “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的发展战略，以此来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而要实现这一战略，首先要打造创新驱动新优势，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释放从创意设计到生产制造的巨大创造潜能，推动更多企业由产品
代工向品牌塑造跃升，促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其次要打造智能发展新优势，抓住互联网跨界融合机遇，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3D打印技术、个性化定制等在制造业全产业链集成运用，推动制造模式变革。 其三要打造质量成本新优势，增强工业基础能力，攻克一批先进基础工艺，提高核心基础零部件的质量性能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制备水平，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其四要打造绿色制造新优势，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升工业效能和清洁生产水平。
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在以下若干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优先发展市场空间大、增长速度快、转移趋势明显的高成长性制造业，打造“百千万”亿级产业集群，带动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二是要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机遇，争取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三是要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四是要盯紧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新趋势，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推动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变，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完善制造企业供应链和销售网。 五是要通过承接转移、优势产业嫁接等多种方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六是要顺应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趋势，优化发展环境，重视龙头企业培育引进，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和中小微企业在技术、产品创新方面的作用。 七是要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开放合作和技术升级，最大程度推动省内各种生物资源、化石资源向终端产品延伸，终端消费产品向资源加工方向对接，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
服务业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条件。 目前国际上服务业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其增加值占比已经达到70%，高收入国家更是达到74%，就连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都达到了54%，但我国还只有49%左右，其差距非常大。
具体到河南来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更低，2015年只有39. 5%，在全国的发展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 其突出问题主要是传统服务业比重大， 现代服务业基础薄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融合程度低，现代服务业体系还处在构建和完善之中。 要想取得服务业的大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新的举措。
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职能和作用。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政府主要职责应定位在制定规则、保障公平、宏观引导上，即制定宏观政策，制定市场准入、市场竞争规则，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确保市场主体公平有序竞争。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决定性作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推动城镇化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城镇化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作为服务业发展的理想空间，城镇既承载着人口和各种要素集聚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服务需求和规模效应，更通过人口与要素集聚促进经济社会主体彼此学习和竞争，从而提高服务业效率和品质。
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既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的老路，也不能脱离工业孤立地发展服务业，而应在分工与互动中实施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结合河南实际在若干方面深入推进。要坚持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并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把服务业打造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要推动现代物流、信息服务、金融、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加快发展科技研发、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商务服务、服务外包、健康养老及家庭服务等新兴产业，带动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建设。要创新业态模式，推动品牌化、连锁化、便利化发展，激发商贸流通、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活力。要推动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稳定住房消费，发挥好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把服务业培育成我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
建设现代农业大省，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科技、农业经济等，无论在速度上、规模上，还是在效益上，都与世界现代农业有很大差距。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劳动力素质低下。 二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不高。三是农业生产资源短缺。 以上问题，河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河南要保障国家粮食战略安全， 同时又要加快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崭新的战略思维，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建设现代农业大省。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一是要坚持用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要借鉴工业集聚区发展模式，把工业的产业集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化结合起来，以农业优势资源为基础，打造“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集群。 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根据地方情况，鼓励发展规模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推进生产、加工、物流、营销等一体化发展，延伸价值链。二是坚持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规模化、标准化、组织化、集约化。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就要围绕某一产业，从原料生产到加工，再到流通等环节，把相关联的经营组织集合起来，拓展农业生产的广度、深度和精度，尽可能延长农产品的加工生产链条，使之产生经济效益的倍增效应。 三是推进集约化发展。 要进一步深化农业体制机制改革，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拘一格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可探索采取各种方式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如办家庭农场，通过农民入股、土地托管等方式，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保证农民收益，哪种方式都可以积极大胆推行。 四是采取互联网+农业方式。 这是互联网环境下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现代化经营方式，应积极探索，加快发展。 要围绕“种、储、销”三个环节，农业物联网、现代化智能仓储设施、电子商务、农业信息服务“四个关键”， 着力构建运营服务体系、创业孵化体系、人才培育体系、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条件现代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生产技术科学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强化工程建设。一要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严守耕地面积和质量，增强抗灾能力， 强化科技支撑，推进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更好发挥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作用，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要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科学布局特色种植业基地和现代畜牧业基地，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三要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 以“菜篮子” 为主，突出产业功能， 兼具观光和生态功能，在中心城市周边规划布局一批都市生态农业园区。 四要实施“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加大其他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力度，从根本上
解决困难群众脱贫致富问题。 五要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六要鼓励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建设网络经济大省， 开启崛起振兴新篇章
建立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 已成为当前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新兴产业之一，形成了带动全局变革的巨大力量。 河南已深刻认识到，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跨界融合和深度应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深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 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重要的经济大省，发展互联网经济具有突出的地域优势、市场优势和坚实的网络基础支撑、产业基础支撑，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建设网络经济大省，河南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是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重点围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创业创新、先进制造、现代农业、金融创新、便民服务等领域，及环境、交通、养老、医疗等方面，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发展体验经济、社区经济、分享经济，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全面拓展互联网与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河南成为国内“互联网+”发展热点地区。 既要注重引入知名互联网龙头企业及专业优势突出的企业，也要注重发展壮大本地互联网类和“互联网+”企业，培育河南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
二是加强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扩容郑州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省级出口和国际出口，建设通达世界、国内一流的现代信息通信枢纽。 要在光网、无线宽带、云设施建设方面超前发展起到拉动效应，建设“宽带河南”，打造全省免费 WiFi，争取无线局域网覆盖全省重点乡镇以上公共服务场所，把河南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提高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三是推动电子商务大发展。 电子商务是河南的优势产业之一，要坚持引进国内外龙头电商和培育本土特色电商并举，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建设一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示范基地和综合园区，打造有国际市场辐射力的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有金融领域创新力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有国内物流枢纽作用的全国智慧物流中心。
四是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 大力开发大数据应用，推进数据资源汇集、挖掘、应用和开放共享，发展大数据产业链和交易市场。 大力发展云工程云服务企业，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数据中心，深化云计算在重点领域运用，建设一批政务云、公共云、行业云。 推进“宽带中原”建设和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商用，实时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倍增计划， 大幅提高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
五是强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网络经济的重要支撑，要大力发展支撑智慧城市及行业的应用软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消费的软件和应用，大力推进设计数字化、装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营销服务网络化建设， 推动产品与装备制造向智能、绿色、服务、安全方向发展。 积极推进信息消费，大力发展数字生产、新媒体、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家庭等， 打造全国一流的数字媒体基地、数字阅读基地和全国数字内容产业中心，实现数字内容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切实加快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建设统一的公共信息资源平台，全面应用电子政务云和公共云平台。
六是大力优化创客环境。 发展网络经济，除了政府强力推动，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双创”服务平台，其作用不可小视，应大力培育发展。 比如涌现出来的创客空间、创新工厂、创业咖啡馆等众创空间，应积极为他们提供和组织培训服务、创业服务、高峰论坛、路演活动、创新创业大赛等，对于这些众创空间举办的公益性活动和服务， 可考虑由政府购买服务。 当前创客的发展环境还有不小改善空间。比如有初创企业注册、银行开户还时时遇到困难; 由于受投资担保风险屡发影响， 目前我省注册有限合伙制基金尚有障碍，造成本土私募基金薄弱等，政府要进一步在政策和服务方面加强支持。前不久，我省成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政策类科创基金，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为网络经济大省建设搭建金融支撑平台。
七是强化政府支持和服务。一要推进简政放权，调整完善市场准入资质，推进一照多址等住所登记制度改革。二要创新管理服务，开展商务大数据建设和应用。 三要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促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积极推广网上办税服务和电子发票应用。四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发展第三方支付、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 五要规范市场秩序，创建公平竞争的创业创新环境和规范诚信的市场环境。 六要加强人才培养，建设电子商务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开展实用型电子商务人才培训。 七要培育行业组织，建立良性商业规则，促进行业自律发展。
课题主持人:李庚香 王喜成
课题组成员:李新年 聂世军
宋淑芳 齐善兵
关于中国梦理论架构的几点思考
◇涂小雨
一、 中国梦的理论统领价值
理论的统领价值即理论的统率一切、领导一切、指导一切的重大作用，代表着理论建设的方向和理论体系发展需要紧紧围绕的主题和核心。 中国梦的重大理论命题从其破题之 日起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统领价值。中国梦理论统领价值主要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方向与理论建构的逻辑框架上。
从理论创新的方向来看，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遵循的路径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统一; 体现在中国梦的统领上就是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统一; 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就是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的两大社会主义原则的统一;体现在发展格局上就是“三步走”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统一; 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上就是“五大建设”、“四个全面” 的统一。
从理论建构的逻辑框架来看，中国梦的统领意义尤为显著。 第一点，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统领。 第二点，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统领。
二、中国梦的理论创新特质
创新是理论的重要特质，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的理论的产生。 在理论形态上，中国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特征。
在理论基点上，中国梦提出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提出的奋斗 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在理论结构上，中国梦形成了民族、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和理论框架，使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在理论范式上， 中国梦具备独立的概念、判断、推理，具有独立的体系结构和逻辑结构。
中国梦的命题是从中国厚重的历史沉积、科学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生产斗争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概念。 由这个新的概念出发可以推导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目的性和规律性，可以推导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转型(尊重和保障人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有机统一，可以推导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这三个有机统一也是三个重要的时代结论， 这个结论能够转化为中国梦的理论支持、学理支撑以及本源意义上的文化观照。 当然，中国梦的理论范式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梦的内涵与外延还会随着历史的检验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扩展，这是中国梦在理论范式上的开放性的重要体现。
三、中国梦的理论感召意义
中国梦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具有极为强烈的理论感召意义。 中国梦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历史逻辑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理论的强大，不仅仅是指理论的逻辑结构严谨缜密，内容充实丰富，论据充分有力，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精神层面的引领作用， 即理论的感召意义。 这种感召的力量直指人心，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真相，穿透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盼，使民族的梦想、人民的声音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完全契合、有机统一起来，凸显出科学理论的迷人光芒。
中国梦传播中国声音。 伟大复兴梦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表明了中华民族自主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坚定决心， 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是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声音，这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声音， 这是奋发图强、奋力改变民族命运的声音。
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它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目标是统一的，道路是明晰的。 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全体中华儿女，无分男女老幼，都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亲历者、奉献者。
中国梦指引中国方向。 中国梦所指引的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中国梦将失去灵魂和根本动力; 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坚持这个正确方向，根本上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能够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凝神聚气，提升改革共识，形成发展合力。
四、中国梦的理论武装要求
理论灌输和理论武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层次。 在理论灌输阶段，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指导性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和发现，还存在着存疑的态度和试探的性质， 这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并不奇怪，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真理被认识和发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认识上的深化往往伴随着认识上的反复。 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的形成必须依靠后天的培育和学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科学理论武装是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力量，没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从理论灌输到理论武装，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根本标志。 理论武装是自上而下的武装，是全党思想统一的武装，是提高党的生命力、扩大党的影响力、巩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法宝。 共产党能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科学理论的理论武装、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 中国梦作为一种精神感召和奋斗目标，对党的理论武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为凝聚全党团结一致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理论武装要求首先打破僵化的思维方式、摆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和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 理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历进退失据的犹疑、左右摇摆的徘徊甚至痛苦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停滞不前，必须打破僵化的思维方式，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更加坚定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摆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和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坚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坚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坚定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信心，增强政治定力。
理论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必须跟进一步。 因此，理论武装的内容必须明确，即能够武装全党的理论必须是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第一个层次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武装是最根本的武装，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丢掉了马列主义，就失去了根本。在第二个层次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成果是最有力的武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实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形成了一系列以中国梦理论架构为引领的涵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战略部署和重大战略布局，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坚持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为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发展的新阶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加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执政环境新变化、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争取主动、夺取胜利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2015年度院级科研重大项 目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政治体制创新研究》(15ZB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副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博士后
文章来源：长江论坛 2016年第2期
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杨承训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一段时期内，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了，不“时髦”了，而那些看似玄奥实则欠科学的经济观点和分析方法满天飞，尤其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散布，造成许多认识上的混乱，特别需要加以澄清。
为什么要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用邓小平最简洁的语言说， 就是“管用”， 它能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过时了?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 因为它是一个在实践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有人说， 中国不是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一些东西了吗?是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的、包容的，它总是吸收人类的智慧， 对西方的学说也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为我所用、丰富自身，但其社会主义方向、 人民立场、 基本原理、科学方法不会变，不会走上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所期望的道路。 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精神柱石，就会像前苏联那样使社会主义变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不是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是要更广泛地吸纳人类的智慧。
那么，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这是关系到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决定中国的命运。 究竟哪种经济学派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不在于人们如何强词争辩和用什么玄奥的花样去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规律并指导人类经济实践， 指导各种部门经济学。 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经济工作指导的根本方向。 它在我国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不容动摇。
二、立足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念、新判断、新方略，开拓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因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谈三点。
1.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断
这一论断丰富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完善分阶段行进的理论，从纵向与横向辩证统一的高度揭示了现实经济生活中量变质变互相转化的内在规律。 “新常态”的概括，揭示了现在发生的“部分质变”，分析了转折中的一系列新矛盾，需要主动地转型换挡，提高经济质量。 这就在总体上廓清了新的阶段特征，使我们掌握了新常态的整体，处于主动状态，按照“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有条不紊地实现产业升级和全面改革，胜利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2. 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这五大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内容，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以往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 又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规律。
第一，崇尚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引领， 是先进生产力的基因。 我们研究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科学技术主导经济发展的规律，它正在修补扩展社会再生产的轨迹， 即由原来的“四环论”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充实为“五环论” (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 生产力的构成也出现新的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主要基因， 并且形成生态生产力。 还需注意，新时代已使科技创新进一步社会化， 由以往主要靠个人发明创造的方式变为主要由集体化、社会化的研究与开发、尽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方式。同时，鼓励大众创新，全面发展新生产力和扩大就业，也是科技创新的时代要求。 因此，要更加崇尚创新。
第二，注重协调。 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 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生产力发展特点看，小协作产生小生产力， 大协调产生大生产力，全国整体协调产生巨大生产力， 能从发展短板中发掘新潜力。 “十三五”规划中的协调理念就是利用社会主义优势克服不平衡问题。
第三，倡导绿色。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既能够保证人民以合理的方式享用社会发展成果，又能够保证人民享有良好的“自然产品”——优质的生态，逐步消除少数人攫取乃至践踏社会产品和“自然产品” 的不合理现象。 绿色的内涵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即保护和优化生态的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它不仅缔造出新的生态、生产力、生态竞争力、新的城乡关系、新的生产方式， 而且深度创新工农业的经济载体，更适合生态要求的支农方式、链接型产业结构、人与自然和谐空间结构、更加科学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是扩展和提升生产社会化理念，包含了人与 自然和谐的社会化;二是创新工农业新的社会载体;三是提升城乡一体化经济支持理论和方式; 四是创新产业结构理论; 五是创新空间结构理论; 六是提升资源配置理论和方式; 七是育成“绿色化”伦理意识，丰富经济伦理理论。
第四，厚植开放。 这是生产社会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客观要求：一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与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霸权强势趋于衰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GDP 占世界的一半。 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在世界经济中有更大的作为，也是国内更高发展的诉求。 现今中国扩大开放有两大新的特征： 一是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以更大幅度地走出去; 二是增强中国的话语权，提高国际竞争力，同西方国际垄断组织相抗衡，乃至重组外国企业，在产业国际分工格局中由中低端跃上高端。 这两条都必须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其中国有企业仍是主力。
第五，推进共享。 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分量”不断发育增长的历史时段，“共享发展”就是这种发育的体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从制度上说，我们说的“共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共享”，与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主义”根本不同，在那里以“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剥削者“拿大头”、广大群众仅仅可以“多吃一杯羹”，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懒人坐吃懒饭”的社会问题，我们决不是去“克隆”那种现象。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3.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新提法， 是对动力结构的调整。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供给学派，其主要理念是供给自身创造需求，重点是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改革。 我们提出的“供给侧”，强调的是它的结构性改革，即“供给+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优化生产力结构，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产品涌现，推动传统产业、产品升级，并且适应和引导消费需求更新，全面提高经济质量，引领市场高端发展，抢占制高点。 它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再生产循环运行的基本逻辑。从辩证法的高度说， 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带动次要矛盾的并行解决。这一创新，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切中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要害，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具体部署，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具体贯彻。
以上三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范畴，使得中国发展的大逻辑贯穿着一条红线：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统一。 新常态是发展总体的阶段性判断， 五大理念是发展的指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发展和改革的重点。 对这一新的理论系列，我们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一步深化理解，提高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自觉。
三、立足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仅需要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而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分析实践中的各类矛盾，指出化解矛盾的方式和前进的方向。 这正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发展的，整个世界经济是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发展，回答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才能不断强化其主流地位。 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一定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忠贞信仰
搞马克思主义不能仅限于兴趣，更不能只是职业的需要，而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人类的最终解放而奋斗。 只有坚持这样的科学信仰， 也才能对现实问题看得清，不彷徨，不动摇，实事求是地揭示目前经济发展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廓清前进的方向，进而实现理论创新。
2. 要有“唯实”的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
就目前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总体是健康的，但确实在一些地方存在这样那样的脱离实际的现象， 如单纯演绎概念，缺乏对实际经济运行的分析; 在部门经济学中存在不少短板，在不少领域缺少话语权; 教学中不善于回答实际问题，语言比较枯燥等。 要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要更多地面向实际，多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有条件的应深入企业、银行、农村、社区及各类实体，作些调查研究，多占有实际典型经验、统计材料，然后再上升为理论。这里也要克服浮躁之风，不能以蜻蜓点水或抓住个别问题便下结论。实践表明，只有深入下去，更多地占有实际材料，才能创新，而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抄袭文献上。写论著应当实际第一、文献第二，更不能抄袭。
3. 树立整体观，创立整体经济学
实际经济生活告诉我们， 影响经济的往往不是一两个因素，而是很多看似外力的东西， 比如生态、科技、政治、文化、社会等都会制约经济运行和发展。 我们在研究中既要重点关注主要经济因素， 也要考虑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不能像新自 由主义那样走入畸形思维，把一种局部的暂时的因素夸大为支配一切的根本。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复杂多变的，我们一定要把握普遍联系， 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整体经济学。
4. 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敏锐地把握新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见解
面对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应当更大地发挥科技的引领驱动功能，使其进入资源配置机制，完善“两只手”的耦合，形成“政府掌舵、市场配置、科技引领” 的三元机制，即让科技成为“两只手” 的参谋长、粘合剂，创建智能型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机制体系。 这些当然需要进一步探研，不过应有“现代化”前瞻性视力，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时代前沿。
作者：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顾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 2016年第2期
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战略措施
◇张占仓
一、 认真探寻创新发展的科学规律
历史上， 中国是善于发明创造的大国，早期的四大发明 曾经对全世界发展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13世纪开始，中国四大发明陆续传入欧洲，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并因此带来科学、艺术、人本思想的革命，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推动产生了西方近代科学，近代科技的第一个中心在意大利形成， 并随之成为当时世界经济中心。 17世纪初到1830年，伴随英国一批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快速成长和涉及产业发展的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 世界科技中心又转移到英国。 18世纪初到19 世纪初，在英国繁荣发展的同时，法国出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提倡民主和科学。 在牛顿学说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科学家和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实现了第三次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 19世纪后期， 由于德国重视技术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组织，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大批吸收人才，率先进行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均获得重大创新和突破，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第一经济强国。
世界科技中心这五次转移的历史规律比较清楚，都是由人才培养和集中积累集聚并导致重大科技创新驱动的，而在这些重大创新中，青年人才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才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资源。而罗马、伦敦、 巴黎、柏林、纽约等世界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历史也证明： 首先是科技中心，其次是产业中心，然后才是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二、充分认识创新发展的历史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科技创新成为重塑世界格局、创造人类未来的主导力量。 创新发展之所以在我们“十三五”规划中被放到如此高的战略地位，确实是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需要，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需要，更是我们由经济大国逐步迈向经济强国的历史需要。
创新发展是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急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创新的引领和支撑， 经济增长就可能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甚至像南美一些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国经济发进入新常态， 发展动力需要从过去要素驱动转换到创新驱动，要让我国经济发展越过这道坎，跨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
创新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放眼中国，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日益增强，不创新的领域普遍步履艰难。 我们在和平融入全球的过程中，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必须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实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 从供应侧增强创新能力，就是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短缺资源供给水平。 所以，创新发展是一项涉及全局的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坚持创新发展，靠创新塑造增长的新动力、打造发展的新引擎，才能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为我国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创新发展的关键是理论创新。 理论是发展的先导， 创新发展依赖于发展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往往起始于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引发思维“范式”变化，发现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又会开拓出全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发展方式。 所以，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须把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理念作为创新的灵魂。因此，现在开始的新一轮创新发展，将以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历史性地探寻与创新发展中大国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加快创新发展的战略措施
第一， 把创新发展作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全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必须先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而每每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都必须经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社会形成新的发展理念、新的思维“范式”、新的哲学概念、新的价值取向做出历史性铺垫。 所以，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未来创新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在国家创新发展意志支撑下，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一旦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就有条件支持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二，坚定创新发展的信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虽然高端人才不足，但是善于创业创新的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资源非常充足， 为创业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所以，国家把创新发展放在如此空前的战略高度，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坚定创新发展的信心，乘势而上，把创新发展放在整个“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位置，确实让创新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氛围， 让创新的激情激励一代人成长。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做好创新工作，需要强大的价值引导力、精神推动力、体制机制支撑力和创新者坚强的意志力。 因此，在社会价值观取向上， 需要大力弘扬讲究科学、注重创新、崇尚创业、探寻规律的创新文化， 引导适合创新的青年人树立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创造、勤于探索的价值观。 要通过教育引导、树立典型、持续宣传、交流经验、组织创新大奖赛等手段，让创业创新深入人心、形成共识、产生社会共鸣。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要通过打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具体政策环境，特别是财政支持政策和资本激励政策，弘扬全社会奋发进取的开拓创新精神，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愿意投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洪流之中，为创新发展奉献青春与激情，为自己的人生书写青春之花绽放的诗篇。
第三，积极提供创新发展的资本支撑。在全社会鼓励创业创新的宏观环境下，创业创新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客观上风险也是很大的。 而国内外成功的经验表明，能够为这种高风险买单的往往是资本市场，是愿意承担创新风险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 为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创业创新领域，为创业创新者提供较低的进入门槛，我们还需要在建设各种类型众创空间、搭建创新平台、推动众筹普及、创建众包众扶模式、探索“互联网 +”创新平台方面加大力度，建设更多的创业创新基地、创业扶持基金及创业创新指导机构， 为创业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本、平台和政策支持。 从目前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环境分析，金融资源不足、创新型金融产品少仍然是最大的发展障碍之一。 因此，建议在“十三五”期间按照中央加快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大幅度提高高端服务业供应能力，迎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扩充资本市场，破解创新金融产品长期供给不足问题，为创新发展提供补血式的金融支持，为改善创业创新资本环境提供支撑。 在位居天下之中、人口集聚迅速的郑州，创建国际化的金融创新论坛，吸引国际金融资源和金融业大咖， 吸引年轻创业创新人才，让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雨露滋润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干涸的大地，为中国崛起培育新的区域支撑。
第四，全面开展基本的创新训练。 中国进入公众创新阶段，万众创新热潮正在蓬勃兴起，而创新拥有自己的规律。 比如说，35 岁以下的青年人创新的成功率比较高，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精力充沛，敢想敢干，容易取得突破;在时代大变革时期，创新进展比较快， 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对创新需求更加旺盛; 在国家推动实施“互联网+”战略特殊背景下，充分利用互联网这种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创新的成本相对会比较低，起步比较快，成效比较显著; 围绕青年人的实际需求进行创新，市场开拓会比较快，因为青年人的实际需求， 就是未来社会需求变化的趋势，赢得青年人的青睐，就能够赢得未来，等等。 对于类似这样的最基本的创新规律，我们有必要在创新创业指导中，对新进入者、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免费的培训或者训练，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创新的成功率。 同时，创新支持政策非常重要，特别是激发青年人创业创新的具体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并落到实处，促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踊跃投入创新的时代洪流。
作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6年第1期
民间资本投资新兴产业的发展掣肘与政府引导机制
◇刘变叶
民间资本发展掣肘的成因
当前，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P2P借贷、第三方支付、智能理财等一系列新兴产品的兴起，为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民间资本投资新渠道。但是，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我们需要探讨的，就是在取得收益的同时，怎样降低伴随着收益产生的风险，规范民间资本投资行为。 我国多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的支持民间资本的发展政策，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领域，但在现行的相关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诸多内伤，成为了民间资本投资发展缓慢的始作俑者。
(一)支持力度不够弱化了政策的功能地位
一是政策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行业往往具有垄断性的政策保护，这些政策保护带来的好处往往是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民间资本进入有可能产生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问题， 而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则是民间资本发展的关键。 无论是在“新36条”，还是在相关的通知意见中，都有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不同行业的条款，但在具体的实施时都无法针对性地解决这一利益冲突问题，那么所出台的这些政策在操作起来其针对性很弱，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二是政策滞后。在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网络的特点就是更新速度快，而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投资又是非常活跃的，资金的周转速度较快，两者结合之后，发展速度将会非常快，一些新的融资方式和新的金融产品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和风险也会产生。 政府受制于体制的影响，不能迅速做出反应。
(二) 效仿银行发展模式压制民间资本活力的迸发
一是传统发展模式与新环境不适。是政府的决策思维，抑或是我国银行业取得的巨大成功，政府依然要套用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来打造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面临的是新兴民营企业，这一特定群体的特点是数量多、单笔资金需求量小、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的审批时间较长，决策速度较慢，已不再适合民营企业的需求。 二是运营载体比较薄弱。 民间资本投资形成的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各项经营业务尚处于探索阶段， 部分企业存在业务不突出、信用状况不佳、经营易受大环境影响等问题，社会认知度仍然很低。 此外，民间资本自身的分散性以及缺乏聚集民间资本的集合投资平台，导致民间资本发展动力不足，一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长期不良资产包袱沉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低，缺乏公众吸引力，使得民间资本缺乏入股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积极性，也削弱了民间资本载体的运营能力。
(三)监管不力加剧投资风险
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民间资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宽松的监管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很多在初期正规经营、运行良好的公司，后来都采取高息揽储、以本付息的运作模式而造成经营不善。这些经营不善的民间金融机构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使得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更为艰难，难以开展正常业务，在人们心里，民间金融机构就是不透明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质的， 即使有人愿意与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打交道，也是带着怀疑的态度。 缺乏了舆论基础，民间资本就更没有了投融资渠道，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就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剧了民间资本投资的风险。
(四) 专业性人才缺乏削弱民间资本的竞争力
一是民间金融机构社会认知度较低， 不能以较高的薪水待遇吸引人才，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金融领域的资深人士不太愿意到民间金融机构就职， 民间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就比较虚弱， 团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足，这样一来，民间金融机构就更难以和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发展也就更加缓慢。 二是民间资本投资于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掌握不够，还是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机制的不顺畅等， 都会致使民间资本对新兴产业的行业发展前景不能很好地把握，最终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的规模效益和利润率都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互联网金融条件下的新型政府引导机制设计
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 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历了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个人贷款、企业融资等多阶段，并且越来越在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等方面深入传统金融业务的核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信息快速传播等特点。 并且可利用其长尾效应，通过政府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可以绕过传统商业银行的强势地位， 在发展的道路上另辟蹊径，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利用政府资源扶持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培养机制
民间资本虽然资金量比较大，但具有管理分散、趋利性强的特点， 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社会各行业中而疏于管理，风险大而难以控制。 需要政府参与扶持民间金融机构，将闲散民间资本归集起来加以引导，为民间资本建立培养机制，规范民间金融机构。 具体的做法，可以由政府利用自身资源，拿出一定的资金，寻找一批专业人士，建立由政府扶持的民间金融机构，就像当初培育国有企业的那样。 民间资本的运行模式， 可以是商业银行模式， 也可以是现有的民间资本模式，也可以是其他模式。在金融机构建立初期，可以是政府出资设立，政府在这当中可以不盈利也可以是微利经营，当机构运转良好，具有良好的声誉，有一套固定的管理办法和改良机制的时候，政府应以股权转让或者别的方式退出，政府可以保留一部分股权，但大多数的股权应交还民间资本。
(二) 健全职能监管部门，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互联网金融条件下，跨地区跨平台的支付交易数量很大，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还是银监会都是以地方作为监管口径，这就对目前的监管造成了不便。 同时，传统监管部门更加倾向于事前、事后监管，而不注重流程的监管，而互联网金融条件下交易速度很快，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很快，仅仅是事后监管已不能满足需求。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完全可以从流程上实施监管。 未来的民间金融机构将会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模式， 它不会照搬现行银行的模式，它所提供的服务也会和银行有所不同，它所提供的业务可能覆盖面很广，会与很多行业有所交叉，所以单纯的由银监会或某个部门监管显得不太合适。 具体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 成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委员会， 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金融办、商务部和工信部等单位组成，形成监管合力，联合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 (2) 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透明度和监管效率。 (3)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处理机构，及时处理违法、违规和发生风险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从而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蔓延。 这样的一个部门要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快节奏， 能够运用数据进行决策，能够预见风险，先知先觉，甚至能够出台政策，让政策跟上时事的发展，能够让民间资本一直在监督下运行， 不会出现政策缺位。
(三) 创新银行发展模式，利用大数据建立中小企业信贷平台机制
在传统的信贷模式中，贷款一般分为抵押贷和信用贷， 抵押贷即需要抵押物作为质押的贷款，一般需要房产、车产、货物和厂房设备作为抵押;信用贷款一般需要贷款人提供租赁合同、购销合同、水电煤气缴费单、纳税证明， 信用贷款还需要借款人提供担保。 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成本很高，风险也很大。
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贷模式： 利用大数据分析借款人财务能力，通过模型建立确定借款人的授信额度，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小企业背后的信用，帮他恢复他的财务报表，根据他的信用为他提供服务，而不是靠人对人的服务、人对人的调查，这样，不但成本低廉，而且更有利于风险把控。 我们可以借鉴阿里模式构筑信贷平台。 (1)建立一个数据平台，上面包括所有的企业信息，例如经营状况、经营范围、经营时间、盈利能力、重大事项、资金周转特点、上下游情况等，帮企业重建财务报表，剖析企业。 (2)依托数据资料，建立完善的模型。 模型建立是核心环节，既能发现有潜力的企业、有优良偿债能力的企业，又能识别存在经营问题的风险商户。 模型建立时有多种参考值在里面， 要做到既能算出授信额度，又能识别风险， 最后给出一个综合的评分， 决定是否授信、授信额度、授信时间。(3) 做好贷后监测。 在传统的信贷工作中，信贷员大多要进行定期的回访，而回访也大多是走走形式， 企业也会在银行回访的时候做做样子，银行也很难控制企业贷款的资金流向，例如经营贷款可能被企业用来炒股。有了大数据的帮助， 在企业拿到贷款后，我们依然可以从数据上对企业进行监测， 因为数据是不会撒谎的， 包括企业的后续经营状况、贷款资金的流向等，都可以在数据监测平台上一目 了然。 发现企业资金流向有问题时，我们也可以及时纠正，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监测。
(四)立足于互联网，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支付结算机制
目前的民间金融机构使用的支付结算系统大都挂靠在银行，转账支付结算费率很高，而且资金到账时间比较慢。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的特点是成本低、效率高，这些特点都符合中小企业的需要。 我国的中小企业利润率本来就很低，我们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种跨地区跨平台转账免费、资金实时到账、闲散资金可以做即时理财获取收益的支付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产生的大量交易数据，同时也可以作为中小企业的贷款依据和贷后检查的依据， 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大数据平台。
建立中小企业的支付结算系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具体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公共资源投入优先。 政府对中小企业支付行业及其关联行业发展具有普遍作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加大投入力度。包括公共信用平台、数据备份中心、公共的光纤宽带等信息基础设施。降低单个支付机构的投入成本，避免企业因这些耗资大、收益低的设施，而使自身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2)带动效应评价优先。选择哪些中小企业支付机构作为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 宜更多考虑从这些机构的客户 网络接入权、行业间接带动效应等方面去评价。 继续沿用传统产业政策把产出规模大、税收高的企业作为主要扶持对象的评价模式，不利于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也不利于带动更多行业，从而推动经济基本面的良性发展。(3)继续实行价格双轨制。第三方支付服务价格一直存在线上、线下双轨制的特点。其一是以银联为主导的线下支付体系，主要从事 POS机、 ATM的刷卡消费、取款。 其二是以支付宝、财付通等互联网企业为主导的线上支付体系，主要是为线上交易提供支付服务或者转账。 目前线下支付服务的价格由国家发改委审批，具有线上、线下价格双轨制的特点。 应当继续实行这一体制，促进互联网支付平台的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085); 郑州市科技创新团队项目(131PCXTD611);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150484)
作者：河南工业大学粮食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文章来源：产业经济评论 2015年第5期
权力结构视域下村庄层面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研究
◇李群峰
精准扶贫强调项目到村和措施到户，工作重心已经下沉到村庄层面， 但是后税费时期乡村治理格局中出现乡村治理的能力弱化和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而这意味着村庄层面的微观权力场域及其运作状况将对现行外部强制嵌入的精准扶贫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恰恰是有关以扶贫瞄准机制的相关研究所忽略的。 精准扶贫政策在村庄级层面实施过程中在“最后一公里” 发生瞄准偏离的现实困境，与乡村社会中的既有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基层村干部的权力结构和村级层面的治理制度缺陷等密切相关。 从已有扶贫政策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而对微观层面政策落地的实际执行能力和实施过程缺乏深入的思考，对于政策执行绩效有着较大影响的微观社会环境则更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对于村庄而言，扶贫政策带有明显的外部嵌入性特征，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和人情关联等既有客观制约力量与政策本身相互影响和塑造，其结果导致政策的实施逐渐偏离原有的初衷。
一、多层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委托—代理关系
从国家和村庄的关系来看， 中央政府并不能够直接在村庄层面行使权力， 自然也无法直接把扶贫资源输送到贫困农户手中，在资源的传递过程中离不开多层级地方政府的合作，这意味着需要借助地方政府的权力配合才有可能实现扶贫目标。 在涉及不同层级政府共同合作执行扶贫政策的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便不可避免。扶贫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授权问题，即下级政府拥有代表上级政府处理问题的权限，也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赋予; 二是激励问题，即上级政府将工作内容委托给下级政府时，为下级政府提供了加入 自身意志和满足 自身利益诉求的空间。 扶贫政策所产生的效益是多元化的，存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但在评价和考核政策绩效时，往往更加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和遗忘其他方面的效益，原因可能在于政策实施的经济效益在实际中最为直观和容易测量。因此，虽然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更倾向于公平性，但是下级政府出于更易测量的经济政绩激励考虑，往往利用中央政府的授权扭曲了扶贫资源的投入方向，更多地倾向于生产型的开发式扶贫项目，扶贫项目的效率性成为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政策目标。 此外，虽然中国的行政架构中村级组织属 自治组织，名义上村干部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但事实上任免权操纵在乡镇政府手中。 在扶贫项目实施中，村干部不可避免地受到追求经济政绩激励的乡镇政府的压力， 这样在决定扶贫资源投向的权力决策链条上，中央政府追求公平性的扶贫政策 目标逐渐偏离为地方政府偏好效率性的扶贫政策实施现实。当地方政府把发展思维作为支配扶贫资源配置的主导逻辑时，瞄准偏离也就不可避免。
二、权力衍生的政策信息不对称效应在扶贫项目的分配中，存在自上而下无
需村庄介入的直接分配模式和村庄申请与上级审批考核等步骤的上下互动分配方式，并且后一种方式越来越占据扶贫资源分配的主体地位。 扶贫项目分配的申请制要求村庄能够及时获取和准确解读项 目 申请信息，然而，在现实中，真正有价值的扶贫项目信息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并非依靠正式的科层体制来传递和解释，更多地依赖村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 大多数研究表明，真正贫困的村庄往往具有政治和社会网络资源匮乏的特征，获取信息资源和解读信息要点的能力相对较弱。 对于村内有县乡干部的村庄而言，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和更真实全面的扶贫项目信息， 同时也可以通过与县乡干部的非正式交流来提升村庄获得扶贫资源的可能性。
县乡干部在故意向特定村庄私下提前透漏项目信息和解读信息要点之后，常常滞后几天再将信息正式通知到其他行政村。后得到信息的一些行政村往往因为时间太短或者对信息要点解读不够， 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全部材料或项目 申报的针对性不够而失去得到项目的机会。 因此，信息获取的时间先后、真实程度和信息解读差异最终决定了村庄申请扶贫项目的成功率，扶贫项目信息获得和信息解读的不对称导致村庄扶贫资源获得的不平等。权力衍生出来的信息控制不仅告知了扶贫资源的类型、数量和性质，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如何能够更好地获得这些资源的具体方式。 扶贫资源的分配事实上由权力所决定而非贫困状态所决定，因而造成瞄准偏离。
三、权力干预的“参与悖论”
参与式扶贫一直被认为是村庄层面减少贫困精准识别偏差的重要扶贫措施之一，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将参与式扶贫的作用过于理想化，事实上，参与式扶贫更多地体现为一个口号表象，其标榜通过“赋权于民”就可以实现扶贫精准瞄准的理念在实际中很难实现。 参与式扶贫在实践中存在“参与悖论”，即参与式扶贫的推行者所拥有的权力结构强势地位与其对扶贫项目的充分参与两者间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相互矛盾。即使我们可以按照参与式扶贫的思路在村庄层面开展工作，但作为带有强烈外部嵌入特征的制度设计，参与式扶贫本身就是村庄外部权力强制干预扶贫过程的结果。在“赋权于民” 的过程中，处于权力结构强势地位的外部扶贫干预者事实上主导着村庄层面扶贫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和项目具体实施，村庄内各主体的充分参与实际上并无法享有对扶贫项目的决定权，只不过是在按照外部干预力量的目标和划定的范围内形式上行使表面的参与权，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被外部干预者根据 自 己的意图有选择性地过滤和采纳。 对于不同类型外部权力干预者而言，其目标未必与村庄内贫困群体一致，政府往往追求部门政绩，非政府的 NGO 组织又往往将重点放在吸引舆论注意力和扩大该组织影响力上，因此，瞄准偏离也就成为自然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中国村庄复杂的社会微观基础很有可能使得参与式扶贫变成一场名不副实的闹剧，完全偏离其借助民主方式制约村庄内的基层权力来扶持弱势群体的本来意愿，可能导致扶贫资源在民主形式的掩盖下流向一些家族势力更大但并非最贫困和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农户，造成贫困群体的识别和扶贫资源的分配瞄准偏离。因此，尽管参与式扶贫方法具有制度层面合理性的特征， 但在实践层面往往沦为获取大众民意支持和外部资金投入的一种工具，在本质上，参与式项目要么被村庄外部力量主导，要么被内部的核心群体与强势人物控制，村民大众和贫困群体现实中即使参与也只是形式上的参与，无法在扶贫项目决策过程发出自己声音。 在大众对扶贫过程参与失效的情况下， 扶贫资源分配事实上由村庄外部权力或内部的精英主导，项目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加入自身意志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特征，而这往往导致扶贫资源分配体现出权力干预的色彩而非完全基于真正贫困，导致资源流向与权力有联系或者能够体现权力意志的农户， 即使这些农户并非最贫困和最迫切需要帮助。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参与式扶贫由于固有“参与悖论”的存在，在扶贫实践中无法在村庄层面有效减少贫困精准识别偏差和瞄准偏离。
四、权力分布的差序格局
由于在村庄内部不同群体与权力中心的远近不同，参与扶贫项目决策及实施的权力分配并不均衡。 村庄内的权力分布可以认为是一个多圈层同心圆的结构， 圆心是村两委，村内其他精英、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围绕圆心依次向外。 处于权力核心的强势群体事实上操控了扶贫资源及其配置， 并对涉及整个村庄发展的事务享有决策权，弱势群体的形式上的民主参与并无法改变其权力边缘化的状态。 精英主导的权力结构在分配扶贫资源时，遵照群体内权力的差序格局展开。 在扶贫项目到达村庄以后，项目的上级决策者首先接触到的是精英群体关于项 目投入方向和实施方案的汇报，权力边缘化的贫困群体在项目一开始就缺乏向项目决策者反映贫困真实状况和自身实际需求的机会，导致扶贫项目的预期目标一开始就已经偏离，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扶贫项目的真实目标群体处于权力的边缘位置更加强化了这种偏离。 这意味着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村庄权力的边缘位置导致其社会处境的恶化，扶贫工作由于被精英主导而偏离其目标，外部扶贫资源的分配不仅没有能够减少贫困，而且强化了贫困再生产这种恶性循环。
在国家权力主导的扶贫过程中， 多层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政策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对称效应、权力干预的“参与悖论”和权力分布的差序格局等构成了隔离国家权力和贫困者的无形“篱笆”，使得扶贫资源无法与贫困户有效对接和公平传递， 导致扶贫资源在“最后一公里”发生瞄准偏离。纠正扶贫项目与资源在到村入户过程中出现的瞄准偏离现象，则需要制定更符合精准扶贫导向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增加贫困项目信息的透明度来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权力干预，在强势的基层精英与弱势的扶贫对象之间更注意倾听弱势者的声音， 引入 NGO 等第三方扶贫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督等，从而改造扶贫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利于贫困者的微观村庄权力结构。
基金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JL026);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CJJ060)
作者：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文章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第2期
关于河南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建议
◇任晓莉
2016 年经济最大的主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希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南可采取以下五项具体措施：
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环境
完善的市场体制是促进创新和推动经济质量与效率提升最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河南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来推动供给侧改革，为此，应加快建设与完善规范市场行为的市场法制体系，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加快明晰土地产权，完善要素市场改革。 同时，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 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企业家能够有创新、创业激情的激励机制和环境。
建立促进生产力发展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增加有针对性的、有重点的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 目前，科技管理水平不高、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以及管理体制落后等是一些河南企业效率与质量较低的更为重要原因， 建议整合现有资源， 从协助和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员工技能、技术能力以及协调三者发展的能力出发，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构建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
在财政上加大对基础研究与产业基础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 坚持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以市场为手段，完善监督机制，建立一个科学、有效、规范的利益分配机制; 同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税负，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疏通过剩产能退出机制
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为此可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 , 完善破产制度，硬化破产约束，减少“僵尸”企业，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 与此同时，要建立辅助退出机制，重点做好失业职工的安置与社会保障工作，并做好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信息服务甚至必要的资助等政策托底工作。 对于产能过剩行业集中的地区，省政府还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失业人员的安置与再就业，并在土地开发利用等方面提供支持。
建立多层次的产业人才培养体系
在实用型人才培育和职业教育方面，河南已经出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政策，今后要注重构建由企业、技术学校、研究型大学和改革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高校与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合作，培养既懂科研又懂管理的实用型创新人才; 充分发挥全省各类教育机构的功能，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鼓励职业院校与企业紧密合作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技术工人;鼓励重点院校调整学科与专业设置，培养与先进制造相适应的高级工程师与知识型员工，加强企业、职业学校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全社会“爱学习、终身学习”的氛围和制度。
作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河南日报 2016年2月19日
关于河南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思考
◇毕彦斌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交融， 引发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大数据浪潮，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河南省越来越重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而在河南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意义重大，将有利于探索应用大数据打造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有利于探索在重点领域率先形成大数据开放共享的新机制，有利于探索应用大数据促进区域开放合作的新途径。
一、发展基础
从河南省情分析，河南发展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具备相应的发展条件和基础。
1.具备丰富多样的大数据优势。如经济运行大数据、交通物流大数据、人口大数据、农业大数据、环境治理大数据等。
2.河南省大数据市场潜力巨大。巨大的人口基数、经济体量对大数据带来巨大的需求。 尤其当前河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改进，更将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
3. 信息社会快速发展，为大数据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环境支撑。 2015年，河南省信息社会及其重要领域发展迅速，信息社会指数及信息经济指数、网络社会指数、数字生活指数的同比增速在全国和中部六省中均居前列。
4. 试点示范成效初显。 河南在信息惠民、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物联网、宽带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均列入国家试点。
5.政策支持。河南省为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如出台了《河南省云计算大数据开放合作建议方案》、《河南省“互联网 +”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
二、存在问题
河南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机遇， 为大数据产业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基础，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管理体制不畅，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存在政出多门、政策打架现象; 数据中心重复建设，小而散，利用率不高; 数据资源共享程度不高，数据应用规模较小，数据价值挖掘不足; 大数据服务尚处起步阶段导致相关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未出现关键性突破; 在机构设置、人才激励、财政预算等方面缺乏统筹规划。 这些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也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中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将对全国和其他省市发挥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建议
河南省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宜坚持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安全有序的原则，加强与河南省国家战略规划的紧密结合，以实现大数据创新发展为目标， 以破解大数据发展瓶颈制约为主攻方向， 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路径，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强大数据战略资源储备，着力构建适应大数据发展的创新体制机制，着力统筹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提升大数据应用创新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着力打造协作共赢的大数据产业生态，积极探索试验新形势、新条件下促进大数据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为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公共服务创新，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提供有力支撑。
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可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试验。
(一)探索推动大数据运行管理架构改革
要努力形成集中高效的管理体制，解决政出多门、政策打架等问题。 可建立一个领导小组，统筹规划河南大数据发展;制定大数据发展顶层设计; 出台一系列大数据发展纲领性文件。在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专门机构具体统筹推进全省大数据发展，由其组织制定大数据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 组织制定大数据收集、管理、开放、应用等标准规范; 引导企业参与大数据相关工作; 组织编制电子政务发展规划;组织协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 负责统筹协调政务信息网络系统、政务数据中心建设的管理工作; 协调推进大数据信息安全相关工作。 另外，在领导小组领导下， 组建全省大数据应用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政府信息系统整合，数据交换共享、利用开放的技术实施工作; 承担全省大数据基础设施、分析挖掘、关键技术研发、增值服务等的建设和应用。
(二)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设
1.统筹数据中心布局建设。创新共建共享新机制， 充分利用现有政府和社会数据中心资源和云计算技术，依托省信息中心暨省电子政务外网网络管理中心整合规模小、效率低、能耗高的分散数据中心，构建形成分布合理、规模适度、保障有力、集约绿色的政务数据中心体系。 分批推进省直部门 14 信息系统工程数据中心整合，鼓励省辖市政务数据在全省统一政务数据中心部署， 不提倡省辖市建设政务数据中心， 不新建县级政务数据中心。 已建政务数据中心，要与全省统一政务数据中心技术衔接、开放接口，实现互联互通，逐步形成政府数据中心、社会第三方服务数据中心并存的数据中心体系。
2.推进全省统一政务云平台建设。依托省电子政务网络，基于“中原云”构建全省统一政务公共云平台，推进省级政务公开类信息系统集中部署，推动市级政务云平台与省级公共云平台互联互通，加快政务云服务向基层街道社区和农村社区延伸。 支持行业主管部门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建设行业云平台，鼓励政务公共云平台与行业云平台互联互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原则上不再审批各部门、各市县新建不协同、不共享、孤立的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
3. 建设省市两级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围绕提升全省政务大数据分析挖掘能力的总体目标，结合省市两级大数据应用实际情况，搭建省市两级分布式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 通过定制开发和外部采购等多种方式，推进建设相应的公共组件和应用组件体系，形成大数据存储和处理基础平台。重点推进分布式索引和查询、高性能查询中间件、集群监控、跨数据源集成对比、数据可视化、页面数据抓取采集等大数据采集分析挖掘基础组件库建设。 逐步构建完善省市两级大数据应用支撑体系， 为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提供统一的基础支撑和管理环境，有效降低大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复杂度、提高系统可靠度。
4.加快基础数据库建设。建设完善人口、法人、空间地理、宏观经济、文化等五大基础信息资源库，逐步整合健康、社保、就业、能源、信用、统计、城建、质量、国土等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加快建成跨部门共享校核的基础信息资源库，实现与各领域信息资源的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应用。 有步骤、有计划地运用市场化手段，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信息资源库建设和运营，逐步建设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库，形成全省政务大数据资源体系。
(三)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及利
用应加快启动整合数据资源的地方立法和
一系列标准体系建设，使大数据发展有规可循，推进信息互通和数据开发应用。
积极应用云计算技术整合改造现有电子政务信息系统， 并向统一政务云平台迁移。通过政务系统上云，推进政务业务协同，推动政府部门间数据开放共享。开通政府统一开放服务网站， 率先开放一批社会亟需公共信息，并统筹推进部门全面梳理政务信息资源，制定数据资源开放清单和开放计划。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 通过财税融资优惠政策和成立大数据产业发展基金， 引导专业企业参与大数据建设。加快催生大数据收集、增值服务、大数据高端产品制造等企业群，形成大数据企业蓬勃发展的 良好势头。吸引社会上不同的大数据资源拥有着，聚合更加完整的大数据资源。 吸引扩大不同的大数据创新参与方，不断开拓新的大数据公共服务模式与商业运营模式，打造全国范围内的标杆性大数据创新环境。
(四) 实施重点领域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
可积极实施一些示范工程， 为大数据应用树立良好的标杆，并发挥以一带十的带动作用。 如实施健康医疗示范工程、智慧旅游示范工程、便捷交通示范工程、电子商务示范工程、高效物流示范工程、农业精准生产示范工程、制造业智能化工程等; 推动政府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建设我省宏观经济监测预测、重大政策综合评估、政府网上公共服务监测等大数据应用平台，推进征信服务应用，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应用示范，建设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五) 创新大数据信息安全保障支撑机制
加强大数据安全立法定规。 研究出台大数据信息安全保护细则， 从内容安全、技术安全、交易安全三方面加强防范。制定不同级别大数据采集、存储、备份、迁移、处理和发布等关键环节的安全规范和标准，配套完善相应监管措施。 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对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加强大数据关键技术、产品和服务自主
可控和应用。 积极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优势企业等采用 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品(服务)，培育发展河南信息安全特色产业，积极开发和提供具有核心自主技术的产品(服务)，提升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安全可靠水平。加强大数据环境下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的监测、控制、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应对网络攻击，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驱动型安全模型，把被动的事后分析变成主动的事前防御。
作者单位： 河南省信息中心
文章来源：信息系统工程 2016年3期
河南根亲文化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陈建魁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 中原历史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根文化，具有人文始祖之根、中华姓氏之根、古国古城之根、名人名家之根。
打造河南根亲文化的“圣”字品牌。 河南是中华文化圣地， 洛阳是中华文化圣城，嵩山是中华文化圣山，黄河(河洛)是中华文化圣河，因此，要对博大精深的河南根亲文化，从更高层面上进行定位，叫响寻根文化，实施寻根战略，发展寻根经济，高扬中原文化的“根”文化大旗，以此为纽带连结中原与海外，加快河南走向世界的步伐。 要利用根亲文化这一河南最大的文化优势， 从战略的高度提高认识， 加大开放力度， 并以此发展以根文化为特色、以文化旅游为主干的文化产业，在中原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打造根亲文化的品牌与基地。 要围绕伏羲、黄帝、颛顼、帝喾、大禹等人文始祖圣迹，在每年进行集中公祭，以形成轰动效应，并以此为龙头带动相关姓氏的开发，形成始祖品牌、名人品牌、古国品牌、郡城品牌、固始品牌等多个系列的根亲文化品牌， 吸引海外华人、闽台人等不同群体到河南寻根，投资兴业。
制定根亲文化发展战略。要建立完善的根亲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实现由分散研究向集中研究的转变， 由被动研究向主动研究的转变， 由原发性研究向对策性研究的转变; 要建立系统的寻根文化资源的保护体系， 在寻根战略的总体框架下构筑寻根文物保护与开发的战略构想， 形成寻根文物的保护与展示体系; 要建立特点鲜明的根亲文化对外宣传体系，加大对河南根亲文化亮点的宣传力度; 要建立全面系统的网络性的海内外华裔联谊体系，利用各种途径宣传河南的根亲文化， 吸引海内外侨胞回祖地寻根创业;要建立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体系， 促进以根亲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
与“一带一路” 战略与南水北调工程融合发展。 “一带一路”成为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国家战略，南水北调沿线纵贯河南多个重要城市，在河南省内陇海与京广的大十字交叉线上， 根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人流、物流、资金流充足，而且较易与其他资源对接，是根亲文化发展的战略重地，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做到根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河南日报 2016年2月3日
新时期河南城市发展的思路、重点与对策
◇柏程豫
一、新时期河南省城市发展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通过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谋划推动中原城市群发展、推进产城融合、建设复合型城市、加大旧城改造力度等一系列举措， 实现了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城市形象不断优化。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理念、方法、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城市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
1. 城市规划的指导性不强，约束力不足;
2. 城市建设注重外在形式，忽视功能的完善;
3. 城市管理简单粗放，难以适应现代城市发展需要;
4.大城市过度膨胀，县城与小城镇发展较慢;
5.城市历史文脉不受保护，个性与特色缺失。
二、新时期河南省城市发展的总体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为中心，在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的思维规划城市，以严格的标准建设城市，以法制的方式管理城市。改革城市规划，从整体上提高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水平; 改革城市管理，建立科学、高效、民主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继续完善城镇体系，着力培育中原城市群，建设郑州都市区，提升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效吸纳农民工市民化人口; 增强城市宜居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生态城市; 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塑造城市特色与个性;努力培育开放包容、和谐共荣的城市社会环境，促进河南省城镇化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河南省未来城市发展应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
——尊重规律，因地制宜;
——绿色低碳、集约高效;
——改革创新，激发活力;
——统筹协调，和谐共赢。
三、新时期河南省城市发展的工作重点
针对存在的问题， 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新时期河南城市发展工作应围绕以下几个重点展开。
(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实现人口与生产要素的有序集中与分散
当前河南遏制大城市过度膨胀的势头，关键需要转变城市建设的行政化取向，统筹空间、规模和产业，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在保障基本公平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机制主导人口和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以中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极三圈八轴带”的空间格局，以都市区的思路建设大郑州，打造城市群核心增长极; 提升其他省辖市发展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推进错位发展， 增强其对所在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强化城市群节点城市支撑;依托铁路、公路线所形成的综合运输通道，有重点地支持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城与中心镇发展，带动人口和产业小范围的集聚，打造城镇产业发展轴带。 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协同协作， 构建开放高效的资源共享网络，最终形成郑州(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河南其他省辖市(地区性中心城市)、县城( 以及县级市)、中心镇相互促进、互为依托、有机共生的城镇体系， 实现人口与生产要素的有序集中与分散。
(二)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无论是大城市出现的“大城市病”，还是中小城市人气不足，归根结底是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有待增强。 夯实产业基础，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继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以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以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指导城市发展全过程，通过推广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等途径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强化生态修复，构建强调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在既有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容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此即相当于提升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三)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彻底摒弃以往只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外延扩张式的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上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城市创新能力建设，推进城市产业创新，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进程，促进产业创新集群发展; 树立“精明增长”和“紧凑城市”的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坚持集约发展，建设节约型城市;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构建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根据本地资源环境调整城市规模、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推行绿色规划、设计与施工标准，建设绿色城市;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践行智慧城市理念，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新科技手段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以人文城市理念为指导，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结合自身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和时代要求，打造河南城市精神。
(四) 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矛盾与风险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各种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社会矛盾和风险因素日益增多，特别是城市作为大量人口的聚集地，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因此，必须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 以防范风险、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坚持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强化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规模，实现供给主体和方式多元化;推动城市管理重心向社区下移，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组织，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加强城市减灾防灾能力建设，强化责任追究和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四、促进河南省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按照河南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 做好上述几项重点工作，须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 系统谋划设计，确保科学的城市发展导向
强化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国情省情意识，确立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相统一的效益意识。调整政府考核与评价方式，把资源、环境、人文等因素切实纳入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综合考核，彻底改变政绩观。 正确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准确衡量城市发展状况。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能力。 完善制度建设，切实推行公共决策的社会公示、公众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强化监督，有效约束政府行为，从而确保城市发展沿着科学的方向推进。
(二)完善城市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把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绿色低碳、传承历史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科学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 统筹规划城市空间功能布局，推动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规划。 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确保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各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衔接， 形成相互协调的规划体系。 严格规划程序，全面推行城市规划公开公示制度。 强化规划管控，严格实行规划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防止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保持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连续性。
(三) 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城市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形成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 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创新土地保障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实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管住总量、优化结构、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从而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合理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 改革财政和投融资体制，加大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增强对县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创新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的融资通道与机制; 加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争取更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健全生态环保制度，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污染的全防全控，建立高效的环境执法体制。
(四)改革城市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坚持以人为本，以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取代以往的单一城管执法， 强调多元化、均等化和开放包容，确保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都能享有适宜的生活环境和公平的发展机会; 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落实责任主体，构建高效协同的城市管理运行体系; 培育行业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等城市管理主体，积极拓宽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引入市场竞争，加强社会合作， 形成主体多元的合作型城市管理网络; 加快城市管理技术手段创新，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城市应急管理和安全防范能力，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试点创建工作并逐步加以推广。
(五)推进“双创”工作，增强城市发展动力
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政府服务创新创业的效能，丰富服务内涵、畅通服务渠道，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向社会特别是创新创业者免费或低成本提供知识产权基础信息。 完善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和要素支撑，在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人才培养、优化融资环境以及提供财政支持等方面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包括领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人才、科技资本、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以及创新创业文化的城市创新创业体系。 结合河南中低端企业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深入挖掘中低端企业巨大的创新潜力。 创造宽松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强化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价值观念和多元化的文化包容，着力采取措施降低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成本，吸引和留住创新创业的潜在人才。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河南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机制构建与对策研究”(2014CJJ049);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河南省城镇化的产业、就业支撑问题研究”(2015B173)
作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6年第2期
2016年第一季度河南经济数据与形势分析座谈会综述
4月26日，省社科联组织召开了2016 年第一季度河南经济数据与形势分析座谈会。 会上，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谷建全， 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喻新安， 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统计师王作成，省统计局党组成员、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队长刘明宪，河南日报理论部主任孙德中等专家全面解读了我省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对经济实现“开门红”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结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深刻分析了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并对下一步全省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现将与会专家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总体特征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一季度，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高于全国均值，高于去年同期，高于年初预期。 全省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稳、进、好、忧”。具体来说就是整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稳中存忧。
刘明宪指出，所谓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主要是相比较今年一季度前两个月的历史数据而言。 从近几年或较长一个时期来看，我省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从一产来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但一产增速有所放缓。
从二产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落，但工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
从三产来看，服务业增速加快，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但三产比重依然偏低。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缓，但投资结构不断改善。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去库存政策显效，但回暖基础尚不稳固。
总的来看，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形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良好开局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
二、首季"开门红"背后的深层原因
喻新安认为，从更深层次上来看，2016年我省经济能够实现首季“开门红”主要得益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得益于我省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和服务业“两区” 建设所释放的“集聚红利”。
二是得益于我省实施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所产生的“先发效应”。
三是得益于我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所产生的“补短效应”。
四是得益于我省持续发挥交通区位、历史文化等综合优势所产生的“势能效应”。
五是得益于我省全面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网络经济大省等四个大省建设，既使得经济平稳增长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又在发展新经济方面赢得先机。
六是得益于我省濮阳、周口、商丘、南阳等传统农区近年来实施的跟进与赶超战略。
三、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办
与会专家认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虽然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开局良好，但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下行压力。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办?
第一个方面，着力“稳”，防止经济快速下滑。
王作成认为，着力“稳”就是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一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重点投向需求旺盛且有效供给不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兴产业、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领域。 二要把促进工业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保住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大头。三要进一步激活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 如大力支持我省民营企业“走出去、鼓励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
谷建全认为，保持目前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一要不断深入开拓消费市场，多渠道扩大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拉动作用。 二要依托郑州航空港、郑欧班列等开放平台，落实好国家各项外贸稳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全面稳定外贸进出口，发挥外贸进出口的支撑作用。
孙德中认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最主要的还是主攻薄弱环节，夯实发展基础。 一要以推进“四化同步”为抓手，加强薄弱环节，补齐发展短板。如公共服务等。二要适应当前全球化新趋势，推进城市国际化，尤其是人才的国际化和企业的国际化。
第二个方面，着力“改”，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王作成认为，着力“改”的核心就是结合我省实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精准对接、用好用活国家新近出台的有关政策，突出抓好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突出抓好房地产和农业领域的去库存， 突出抓好金融领域的去杠杆，特别要注意防范用加杠杆的手段来稳增长。二要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加快中原城市群规划编制，加快提升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四要协调推进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着力“转”，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王作成指出，着力“转”就是要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切实把发展动力转换到开放带动、创新驱动、四化联动上来，实现经济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一是强化开放带动。要深入研究如何加快转变招商方式，持续优化开放发展环境。 要深入研究如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加快创新驱动。要加快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中部地区经济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要创新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三是推进“四化”联动。 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很好的结合起来，拓展发展的新空间，培育发展的新动能。
第四个方面，着力“抓”，抢抓六大历史机遇。
喻新安认为，着力“抓”就是要把河南的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和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中来审视、谋划和推进，抢抓六大历史机遇：要牢牢抓住加快发展新经济的历史机遇，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要牢牢抓住国家布局区域发展新棋局的历史机遇， 主动对接国家新棋局，谋划发展新空间。 要牢牢抓住新常态下后发赶超、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要牢牢抓住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历史机遇。要牢牢抓住运用“互联网+”重构经济格局的历史机遇。要牢牢抓住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文章来源： 河南省社科联研究中心
用新思维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发展
◇周文杰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全国各省市区因时而动、顺势而为， 陆续出台贯彻落实文件的实施意见，从上至下呈现出百舸争流、百策并举的智库建设新局。 从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实际来看， 相对国家智库和省级智库而言，市级智库是智库系统的基础，属于基层智库范畴。 用新思维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建设，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紧迫课题。
建设难点在于补“短板”
基层智库处于智库系统的“末梢”，虽然层级比较低，起步比较晚，研究力量比较单薄，但与国家智库、省级智库相比较，依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优势。 首先，基层智库非常“接地气”。 无论是组织形式、运作方式，还是研究成果都紧密联系实际。 鲜活的实践样本，生动真实的数据，为基层智库建设提供了不竭源泉。 其次，基层智库饱含“智慧富矿”。 正所谓“智慧在民间”，人民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改革发展所经历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群众智慧和力量的结晶，都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带领群众接续奋斗的结果。 再次，基层智库极具“灵活性”。 市级智库选题参照面广，研究周期短，进入决策程序简单，智库产品比较容易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基层智库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境、难题、“短板”，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决策模式深受传统思维影响。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家长作风”根深蒂固，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够严格，听取意见不够广泛，特别是汲取群众智慧做得不够， 决策中有议而不果决、决而未立行、行而不到位的情况，“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建立重大决策专家评估机制和决策者终身责任追究制， 无疑为补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块“短板”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制度保证。 二是基层智库低水平建设现状堪忧。 基层智库“库”的数量不少，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很多， 目前“智” 的质量却要大打折扣，许多基层智库退化为领导文稿的“撰写者”、方针政策的“点读机”，缺乏有见地、有思想、有高度的“金点子”。 智库的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成为基层智库发展绕不过去的一块“短板”。 三是利益固化直接制约基层智库健康发展。 基层治理体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一些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秉持着重要话语权， 一些重大决策常常是相关利益集团或部门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基层智库本身先天发育不足，加之在参与决策和影响决策方面存在边缘化倾向，“说上话”、“说上管用的话”是基层智库发展的“软肋”所在。 因此，认清自身软肋、短板，对于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建设基点在于强“角色”
市级智库作为基层智库， 发展还处在初步阶段，智库系统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智库资源主要散布于五大领域：隶属于党委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序列的社科联、社科院、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行政学院、专业研究机构及所属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 隶属于市县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室或发展研究中心; 隶属于教育系统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 隶属于科技局的科协及所属研究院所、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 以及尚处于发展中的民间智库。
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发展的基点在于找准自身定位，强化自身“角色”。 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应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 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智库的功能定位，“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正是基于上述发展实际和当前形势要求，市级智库主要扮演的“角色”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建设成为地方党委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一要勇于亮剑、敢于发声，充分发挥思想理论引领作用。 马克思强调：“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职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培养和壮大意见领袖力量，掌控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宣传好、阐释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梦的思想理论，推动科学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达成思想共识，形成行动共为，实现成果共享。 二要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真正发挥咨询决策参谋功能。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基层智库推出更多理论成果， 深入研究一系列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重大问题。要始终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站在时代前沿，侧重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研究，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拿出具有超前眼光和带有全局性的研究成果，主动为党委和政府各项决策提供服务。三要挖掘资源、形成特色， 致力于彰显地方智库品牌效应。智库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对外竞争力。 要立足区域特点，注重地方特色，围绕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潜心研究，把学术研究与文化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外学术交流范围和规模，精心打造基层智库知名品牌，逐步增强基层智库在重大学术问题上的话语权，扩大本土文化的外界影响力。
建设着力点在于换“脑筋”
推进基层智库健康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 当务之急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创新思维、转换“脑筋”上，这是基层智库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唯有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早见成效。
首先，要不断深化改革，切实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型。 由于长期受“人治思维”的影响，基层政府领导层和职能部门在决策中借助智库的理念不强，对智库建设重视程度不高。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工作机制，把专家咨询作为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咨询制度。 有些“较大的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适时将民主科学决策和决策责任追究上升到法律层面，助推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从“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型，加速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建立成果评价第三方机制和应用转化市场化机制，形成各类智库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在社会服务中成长、在决策咨询中壮大的人才涌流、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其次， 要科学整合资源， 切实从“散兵游勇”向“抱团组队”转型。 良好的研究机制是快出成果、出好成果的重要保障。 要冲破机构性质框框、打破单位合作条条，运用组织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联手，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互动，探索组建基层智库联盟，跨学科组织科研团队，跨单位形成科研网络，从“散兵游勇”向“抱团组队”转型， 突出抓好同一课题不同学科和多个课题组的研究会战， 以结构优势强化整体优势，尽力形成上下联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社科研究机制。
再次，要善于借力发力，切实从“孤岛模式”向“多元合作”转型。 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国家智库、省级智库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基层重大课题研究和重大决策咨询。 如株洲聘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5位院士担任株洲·中国动力谷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起点谋划“中国动力谷”发展战略，目前株洲·中国动力谷已成功纳入省部共建项目，并上升为湖南省发展战略。 同时，加强与兄弟市州的横向联系，建立资料信息交流渠道和课题研究合作机制，从“孤岛模式”向“多元合作”转型，通过借力发力，更好地发挥基层智库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咨政功能。
作者:株洲市社科联(社科院)党组书记、主席(院长)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3月24日
城市文化建设的杭州经验
◇蓝蔚青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把文化作为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的三大动力之一，要求“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在世界上第一个以城市整体区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 杭州秉持“文化的本质是生活方式” 的核心理念，把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用文化倡导时代精神，引领产业发展、提高生活品位，在发挥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方面，积累了具有普适性的经验。
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和互动的。 城市是文化资源的聚集地，也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枢纽。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随着总体小康的实现和城市的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经济转型升级也要求大大提升文化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发展更需要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增强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这都使文化发展和文化内涵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居于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杭州市高度重视城市的文化发展和文化特色， 自觉保护和充分利用、开发城市的文化资源，把它作为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城市文化对全市人民的凝聚力，而且大大增强了对人才的吸引力，为集聚高端人才，发展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杭州能够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承办 G20 峰会的首选城市，富有鲜明特色、深厚积淀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城市文化建设要注重无形的文化精神。城市文化建设不能只注重有形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等，能够对城市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是城市的文化精神。 新世纪初，杭州提出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 的城市人文精神，把传统特色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为杭州的发展注入了文化内涵、文化动力，增强了精神凝聚力，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城市的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它引领着广大市民的精神追求，对市民的行为起着普遍的指导作用。 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文化认同，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杭州在全国率先组织各行各业提炼和实践“我们的价值观”， 形成了鲜明的城市文化特色，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具体化大众化生活化，提升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培育社会文明风尚， 增强文化认同，引领城市发展。
城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文化是一条河，源远流长，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充满活力地流向未来。 历史文化城市都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但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就要努力保持其活力，使其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展示，满足新时代的文化需求。
杭州在城市化高速推进中高度重视发掘和保护杭州的文化基因， 不仅保护名胜古迹，对河道、桥梁、工商业建筑等能够保留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元素都注意保护，既有效延续了城市的文脉，又努力使历史文化传统和遗存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保留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与各种现代文化元素自然融合， 让市民随时随处都能提高文化素养， 开拓文化视野，获得丰富的文化享受，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
城市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文化事业产业。 城市文化建设要注重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避免照抄照搬、跟风模仿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品牌打造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围绕城市的文化精神，保持和发扬本地文化特色，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科学规划，整合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民俗文化、自然生态文化等各类特色文化资源和各方面力量，使富有特色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互动共进，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内部结构，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使特色文化产业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
杭州市广泛挖掘并融合历史和现代文化元素，整合城市特色文化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创新能力强、产业规模大、文化品位高、产业特色鲜明、创业环境一流、专业人才聚集、知名品牌众多、产权保护严密、公共服务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把城市的产业发展和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城市品牌、行业品牌与企业品牌互动，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
作者： 浙江省咨询委委员、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 2016年5月16日
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
◇吴娜琳
农业产业区是指以生产区域内主要农产品、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业户为基础主体， 以加工区域内主要农产品的企业为龙头， 以银行、科研单位、政府机构为服务主体，联合农业流通企业、农业中介组织、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基于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和其他区域比较优势，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所形成的空间上专业化特征显著且具有范围经济和持续竞争优势、地理边界明显的农业生产地域空间系统。农业产业区是产业区理论在农业产业方面的创新性应用， 与其他产业区一样，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是农业产业化的网络化形式，是解决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出路之一，并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作为农业发展方式快速转变的重点路径，实现“三化”协调与“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实践的开展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 目前有关农业产业区的理论研究较少。
本文在借鉴了相关概念——产业区与产业集群、相似概念——农业产业集群后，界定了农业产业区的概念，提出了其辨识方法。从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形成机制及形成过程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按照“就业人数”及空间规模的变化，将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专业项目的引进阶段、农户的参与阶段、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阶段、农业产业区的成型阶段。结合企业家精神理论、农户生产行为理论、空间扩散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产业分工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等，分阶段阐述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机制。 最后，鉴于河南省在农业产业区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利用实践调查获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河南省西峡县香菇产业、河南省郏县大根萝 卜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项目选取、农户的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产业分工网络形成等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农业产业区的形成始于优势农业专业项目的选取，在此阶段，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均具备敏锐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相当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组织能力，是不同区域背景条件下成功引进具有比较优势农业项目的关键所在。
(2) 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在于区域内部分农户的参与。 农户在选择是否参与新专业项目的过程中，并非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是受其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深刻影响。 当农业项目比较优势下降时，农户会决然选择放弃继续参与。 农户参与专业项 目之前的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与强度。
(3)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是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受专业项目 的扩散方式、接收地与扩散源的空间距离及区域内交通道路的深刻影响。 农户生产信息及技术的来源方式与专业项目推广模式中信息及技术的传播途径较一致的情况下，易于实现专业项目 的区域化扩散。 以针对当地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特点的科研机构为首的技术传输网络的构建，对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距离扩散源的远近深刻影响着不同村域的参与程度，距离扩散源越远的村庄， 参与种植的时间越晚，种植的规模也越小，符合“距离衰减”的地理学第一定律。 不同的农业项目受不同级别道路的影响不同。
(4) 就专业化生产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地形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习惯相似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相当。
(5) 农业产业区成型的标志在于从事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各类经济主体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各类网络联系。 产品属性深刻影响着自身销售网络的范围及相应产业的民间经济组织运行方式。 作物比较优势不足或下滑，是农业产业区形成缓慢或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此外，政府对传统农区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
(1) 能人类型多样，并非所有类型的能人均能够促进专业村的形成。在农业专业项目的引进过程中，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拥有相当的资源组织能力的农业企业家的作用极为重要。 但是，就村内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致富能人而言，其对农业专业项目的扩散则起着阻碍作用，不利于农业产业区的形成。 此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
(2) 农户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追求者，农户 的生产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决策本质是一个规划求解的问题。 农户是否参与、何时参与专业项目或退出专业项目，是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权衡的表现，是其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并受自身风险偏好的影响。 此结论与以往认为农户盲目跟风、模仿的发现不同。
(3) 除了农民个体因素外，深刻影响其参与专业项 目 的因素是反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礼金消费水平、信息消费水平、社会活动情况(资金、信息、技术等的来源网络，日常来往频繁的群体类型等)等。 这与以往仅停留在农民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个体因素及农户家庭特征上的研究不同。
(4) 提出将“相似相溶”化学经验理论用于解释区域内不同村庄参与专业项目的现象。 实证研究证实，同质性越强的村域，参与同一专业项目的程度越相似，符合“相似相溶” 的理念。
结合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政策性建议：
(1)积极培育本地型农业企业家;
(2) 重视具有地域特色、价值含量高的农产品开发;
(3)创造良好的竞争合作制度环境，促进内部行为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
(4)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建立技术创新与传输网络，促进产学研结合;
(5)注重农民经济组织和地方专业市场的建设。
此外，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 不能只扶持某一个或一类行为主体;
(2) 不能忽视农户的主体地位;(3)不能越俎代庖;
(4)不能盲目借鉴;
(5) 不能忽视环境问题。
本文系河南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14届吴娜琳博士论文《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 目 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内容摘要
导师：李小建
文章来源：中国知网
蔡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
在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树立信心同时又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一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般会经历如下四步：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减速; 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 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 造成既得利益集团。二是经济减速原因在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2011年的长达33年里实现了平均9. 9%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 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就减弱了， 导致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 GDP潜在增长率下降。 三是对症施治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共享发展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防止过度福利化的倾向，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挠， 保持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参考消息 2016年3月14日
董希淼： 正确理解普惠金融需注意三个不等式
第一，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并不是号召全社会都去从事金融服务活动，更不是鼓励全民都投身金融创业。 普惠金融更加强调服务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及残疾人士，客观地说，这些敏感群体限于金融知识与能力，更容易被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犯罪分子所蒙蔽和侵害。 一哄而上、全民干金融， 容易引发金融失序并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金融监管部门尤其要重视的，即要重视发展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的权衡问题。
第二，普惠金融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全部。 各类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组织应该各司其职，协调合作，落实好普惠金融规划。
第三，普惠金融不等于慈善金融。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不仅是低收入和困难群体，而是所有人。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低收入和困难群体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少，因而普惠金融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就是针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群，最后与“慈善金融” 画等号。国际经验与研究表明，仅仅依靠慈善、捐赠等公益性措施发展普惠金融，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要么很快遇到发展瓶颈，无法将普惠性深入发展，使得普惠金融停留在表面上，这是印度的教训; 要么产生“使命漂移”，形成道德风险的温床，以致危及金融稳定，这是孟加拉国的教训。
来源：经济日报 2016年1月19日
夏杰长:中国服务业将发生五大变化
在“十三五”时期，服务业的显著变化更是高概率事件，它甚至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体系的重构，并通过这种重构引发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上的划时代的颠覆。
第一，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大背景下， 在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的背景下，依靠服务业维系中高增速就尤为重要。
第二，服务业是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我们预测到2020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的比重将达到47%左右。
第三， 服务业是利用投资外资的主方向。 我们预测，到2020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还将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结构将可能变成1. 3%、30. 1%和68. 6%。
第四，服务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 我们预测，到2020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很可能是5%、36%、59%，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必然是服务业。
第五，服务业是生活方式的主杠杆。 当我们的生活摆脱贫困， 迈入小康或更高层次，就必然要追求三个重要的目标：安全、便利、智能。 要实现便利化、安全性和智能化，如果没有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粗放的、生活效率是低下的， 既不便利也不安全。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6年2月19日
方卿：多管齐下治理文化市场“低俗病”
根治文化市场“低俗病”，要从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加强对健康文化消费需求的培育、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综合治理。
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需要坚持党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导作用，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企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创造的基本遵循。
加强对健康文化消费需求的培育，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媒体以及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教育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氛围，引导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对低俗文化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 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文化市场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健全文化市场监管法规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努力提高文化市场管理能力和水平。这些方面都抓好了，市场化就能更好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而不会导致文化市场“低俗病”。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 02月22日
刘瀚斌： 绿色金融模式的五种猜想
模式一，以碳交易为基本模型的泛节能环保权的交易。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用能权、用水权等初始分配的构想， 未来将构建包括排污权在内的节能环保权利的一揽子交易平台。规模化的交易将带来规模收益递增，带来交易成本的递减。
模式二，自然资本证券化模式。 如果说之前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是资本被动寻找企业，那么自然资本的证券化，将刺激企业单元主动寻找资本。而绿色金融的活力正在于资本与企业双方的寻找。 企业意识到自然资本的货币价值，转而寻求环保技术的变革，寻求资本市场的帮助。 当然这其中需要环境会计的介入，企业报表也将由三张表变为四张表，增加一项企业的自然资产负债表。
模式三，构建全产业链融资模式。 节能环保产业本性中有外延性扩展趋势， 即与各传统行业的环境治理环节息息相关，并且企业的最终效益须从服务对象处得到。 因此，绿色金融的模式应以全产业链为投资中心，即将绿色金融模式从生产端向消费端的全过程延伸，让各阶段的市场分担者参与绿色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过程，进行收益共享或风险共担。
模式四， 实现阶梯化的绿色金融模式。不论绿色债券还是绿色信贷，切忌一次性发放，而应对不同对象实行差别化、周期化投资。 建立阶梯信贷体系，力求动态支持环保力度大的企业。
模式五，构建环保利益相关方的股权投资模式。为避免环境治理在决策中的失效，应让利益相关方参与项目的全过程。 让环保机构或受污染者以投资者身份进入，让环境利益相关方在决策层发声，使环境考量在决策中的作用最大化。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16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