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伦理思想史是关于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因而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更加丰富而别具特色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涉及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深邃思考和智慧达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执着于探索世界万物的起源，不偏执于外在物质条件的满足，不过分寻求人们自身的享乐，而是以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气象，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索伦理规则和个体美德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概而言之，可以将其发展归纳为五个主要问题。
　　一是义利之辩。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问题，也称道德原则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以“义利之辩”探讨道德起源、本质、功用和规律等问题。“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仪之行，在谷足也”“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等思想，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道德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道德水平和物质条件的关系。另一方面，“义利之辩”探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兼相爱，交相利”等思想，厘定了社会道德体系的道德规范原则和价值标准，进而上升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个人幸福的关系视角。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看，以国家和社会的形式强调重“整体精神”和重“公私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共同心理的最高价值，一切道德价值目标都以与其相一致为唯一标准。
　　二是人性之争。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伦理思想家都对人性问题较为关注和进行过研究。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以告子为代表的“无善无恶论”，回答了人性的主导倾向和性质问题。围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以及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升人的价值等内容，从人性视角探讨道德的起源和本质。对人性善恶之别的研究，解答了人作为道德主体，有为善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种为善的本能是人的精神本能，和生理功能一样是人的本能和需要。这种精神本能是人的高尚的道德之心，也就是仁爱、互助、同情之心。这些研究对伦理思想家们的政治主张和提倡的社会治理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是理想人格。道德理想人格追求人生最高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认为道德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和最高尚的需要。人为万物灵长，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人的“理智”，而是人有高贵的道德品质，人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脱离动物界，成为人且成其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人的道德是人从事一切活动最主要的精神动力。由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个体道德修养为起始点，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个体修养，在个人与整体、个体与社会的道德关系上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在个体道德主动性的发挥中完善个体道德人格，享受至高无上的精神幸福。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家们通过长期的摸索、总结认识到，那些外在的、客观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只有通过人们的良知，通过人的认知、体验，才能内化融汇到人们的思想品质之中。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不忘“初心”、发扬“本心”、高扬“良知”、涵养“良能”，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是道德评价。道德评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普遍和经常的道德活动。而道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则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争论较多。孔子明确将义和利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将其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唯一原则。墨子将“志”“功”结合，孟子认为应分不同情况有所侧重，董仲舒的“原心定罪”则是依据道德动机进行判断。强调“志”“心”“意”的动机派和强调“功”“行”“迹”的效果派，构成了道德评价问题上的两大对立阵营。
　　五是命力问题。命与力的问题，其实就是道德的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命力问题的第一个层次是道德行为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命或天都是人必须服从的一种力量，同时人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实现事情。墨子则提出命与力相对，人们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乃至改变命运。命力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是在同一情况下面对多样的道德冲突，是否有道德选择的自由以及这种选择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道德选择的取舍问题。命力问题的第三个层次是人们是否必须受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的问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体现了人们是基于所在等级安分守己、以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加以教化，还是保有人的本真和自然状态。
　　由此，在断代史、人物史、流派史、范畴史和专门史等方面拓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方向，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前瞻未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趋势，对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博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促进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伦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