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黄河文化内涵广深博邃，中原地区文明化成就即是早期黄河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文明化是指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化、开启文明化，到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青铜文明形成、早期文明化完成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3800年至前1600年，持续达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探索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明晰其基本特征、研究路径及价值，对于深入认识黄河文化，保护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人类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项重大的科学问题。古代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份的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古代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最集中，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的中心。同时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诞生及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根与魂，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关键区域。
以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为标志，中国考古学诞生已近百年，中原地区也因此成为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时间最长的地区。经过数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规模甚大，建树非凡，在全国较早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发展体系，成为认识定位其他地区古文化的比照标尺，确立了中原史前历史文化区，从物质文化方面揭示了中原古代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中原地区大约从公元前3800年开始社会呈加速发展态势，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孟津妯娌、陕西高陵杨官寨、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出现了较明显的聚落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的现象，产生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即呈“金字塔”形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中原地区正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仰韶中期豫晋陕交汇“金三角”地区出现的“仰韶古国”，仰韶中晚期郑州巩义一带出现以双槐树遗址为都邑的“河洛古国”，这在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中具有领先地位，以此中原地区已有距今5800年左右的文明史。
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山西芮城清凉寺、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出现中原城址群，是中国史前城址发现最早、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
到约公元前1800年，伴随着由河南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平顶山蒲城店等遗址所表现出的新一轮交流互动和社会变革，最终在洛阳盆地诞生了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王国文明的崭新形态，形成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包括若干次级控制中心如巩义稍柴、山西夏县东下冯，再次级中心如河南伊川南寨、宜阳四岭及一般聚落差别的聚落体系。考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与夏王朝有密切关系，其形成表明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式确立，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完成。因此，上述历史过程也即中原文明化进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公元前3800年至前1600年，持续约2200年，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公元前3800至前2300年，包括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复杂化发展至巅峰、文明化显现及其后调整的阶段。
2.公元前2300至前1800年，龙山时代，包括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等，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大变革和城邦林立、群雄并起阶段。
3.公元前1800至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是早期王朝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定型阶段。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路径
当前，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包括秦晋冀多省份、文物考古研究和大专院校多机构多学科合作，整合优势力量进行的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点要立足田野考古，通过田野调查发掘获得关键考古资料，为这项重大研究项目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中原文明化进程各时期典型遗址是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的重要依据。年代学是所有历史研究的起点，考古学认识古代社会从文化研究开始。文化编年、谱系的分析，不仅可以构建起考古学的宏观时空框架，还可以认识文化的相互关系如交流、融合、分化，甚至能够窥视人群的迁徙和移动，捕获社会的变化。通过典型遗址的发掘工作，深入开展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采集系列样品，开展高精度碳十四年代学研究，建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精细年代框架。同时，中原辐辏四方，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信息流的汇聚处，也是文化传播的中枢地。通过对各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的研究，考察中原文明化进程中外来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厘清中国早期文明的多元性和一体化过程。
第二，代表性或高层级中心聚落是探索中原文明化进程的主要依托。聚落是古代社会单位的依托，又是社会单位活动的物质遗留，所以讨论史前社会要从聚落形态研究入手。单个聚落的内涵和形态体现聚落内社群的生产、生活行为，一个区域的聚落群体承载着聚落个体在区域内众多聚落中的定位与相互关系，而通过更广区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聚落形态对比，则能体现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结构异同和各自社会进程状况。因此，通过聚落考古的系统研究，能有效地探索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区域中心聚落是文化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出现寓示着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发生，高层级或代表性中心聚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选择关键时段关键区域的核心遗址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系统勘探和重点考古发掘，探索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单个聚落形态及区域聚落形态所表现出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复杂化的特征，是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中之重。
第三，科技考古是获取古代人类社会丰富信息的必要手段。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科技占比的显著提升，是近年来考古学科一个突出特点，也是考古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和学科重要生长点。通过多学科、多方面的自然科学手段能够全方位获取古代人类信息，展示多层面的古代社会图景，尽可能多维度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面貌。
自然环境是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对环境的研究包括地貌的演变、气候的变迁以及相应的人类响应策略。中原地区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特点，既有高原丘陵河谷风光，也有低地泛滥平原景观，造就了中原复杂多样的文化和多种社会发展道路。资源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计资源，如土地、动植物、食材，以及文明和复杂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如铜矿、玉料、食盐等。在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展生态经济的综合研究，如中原稻粟混作农业经济的形成过程、特点和区域性差异，不同生态背景下的土地开发模式、不同动植物资源尤其是从中亚新引入物种小麦和牛羊对人们取食经济中的贡献及利用效率、玉石陶器等手工业生产技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生产分配流通管控体系分析及其在社会复杂化发展中所起作用等。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以后伴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出现频繁的人口流动，社会群体之间冲突与对抗加剧，考古发现相当数量的中小型墓葬和大量非正常埋葬的个体。利用人骨材料，借助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开展体质人类学、病理学、遗传学和食谱分析等方面研究，能够全面获取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人口来源、社会基层组织单位人员构成和基础社会关系、人类饮食结构、生存状况等多方面的信息。可见，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需要开展多学科专题研究，包括环境考古学、年代学、体质人类学及相关人类基因、人口迁徙、人群分层，以及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制陶技术与陶土成分分析、玉石器成分与加工技术分析等多方位多层次的专题研究。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价值
文明化是史前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原地区文明化是黄河早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黄河故事”的重要篇章，是阐明中华民族根与魂、延续历史文脉的关键举措，也是文化旅游项目发展的新源泉。因此，深入探索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深刻揭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辉煌历程，准确认识早期黄河文化的核心成就，重建中原早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过程，对于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考古研究方面，通过前期考古调查、勘探获得的线索，对重点遗址核心遗存进行考古发掘，充分运用多学科和多种技术，全面有效地收集古代信息，找到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最能体现和反映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的代表性物化内涵，发掘出各时期最高文化成就的物质遗存，为文明化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实物依据。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从而揭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演进及古代文明诞生的历史过程，深究中原诸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及向文明化迈进的发展模式、嬗变规律、内涵特点等，探析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的古环境气候、经济技术、生业模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等，准确把握中原和周边地区之间文明化道路的异同及区域互动，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解读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礼制与等级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早期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交流等。
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通过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考古发掘出一大批反映社会文化技术发展最高水平的文化遗迹遗物，这些高规格的文化遗存是黄河文化早期成就的典型代表和黄河文明的核心资源，是人民群众观赏游览的理想去处。我们应及时做好这些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把它们打造成为新的文化旅游胜地和黄河文化标志性展示项目，让优秀文化遗产惠泽大众，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