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会议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这不仅是党中央应对疫情冲击的暂时策略，也是在较长时间内顺利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长期要求。
准确认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系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概念。就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以及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而言，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互为前提的。
一方面，保障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是提升其竞争力的前提。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规模看，我国制造业规模2010年就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从产业链供应链的种类看，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升级和技术迭代速度看，我国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经历了从最初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到消费品、工业品，再到近来大力发展以娱乐、金融、软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的过程。因此，只要能够确保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趋势和发展基础的稳定性，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也就有了最大保障。
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也是其稳定性的前提。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内部的成本和外部的需求因素。成本的上涨和需求的降低都会冲击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不仅能够保证市场需求份额的不断增长，也能够为消化生产成本上涨所导致的利润下降提供动力。因此，不能用静态眼光、孤立视角看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这一问题，而应该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因素
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就必须找准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成本优势、技术水平和路径依赖是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三大核心因素。
成本因素方面，无论是土地要素、还是劳动力要素，近年来上涨较快。以土地要素为例，2008年—2019年，全国主要35个大城市房价的平均涨幅超过3倍。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减税降负”等减轻企业负担的措施，但是从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和当前的营商环境来看，我国企业仍然面临较高的制度成本。
技术要素层面，基于同发达国家技术层次的比较，可以将我国的技术类型分为平行技术、优势技术、短板技术。前者指的是中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技术，优势技术是我国具有更强比较优势的技术类型，而短板技术则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目前我国的短板技术既包括集成电路、芯片、发动机、精密仪器、高精度机床、新材料等实体产业的技术，也包括金融、投资、文化、娱乐等虚拟产业中的技术。补强短板是未来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
路径依赖方面，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产业上下游紧密联系产生的协同经济、产业高度集群所产生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过去40年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布格局中塑造的强大吸附力。因此，要高度重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如果忽略了已经开始出现的轻微“早衰”如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等，一旦这些负面冲击累积到一定程度，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就会面临解体风险。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途径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当前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基础和升级势头，今后要不断提升平行技术的研发水平从而增强竞争优势，加快优势技术的迭代速度从而增强比较优势，完善各种不同类型的短板技术从而增强长期优势。
短期“补”链与长期“延”链相结合。短期来看，应该针对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短板环节，制定补链计划，掌握特定产业、特定环节、特定企业的核心政策诉求，完善响应机制，加强资金、用工、原材料、用能、物流、订单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长期来看，应该在保证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引导、政策鼓励、市场开发、技术创新等多种手段，不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上下游环节延伸。
成本“固”链与技术“强”链相结合。一方面，控制甚至降低成本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要确保土地要素的使用份额和使用成本向研发和实体部门倾斜，金融体系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要加快简政放权改革，不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推动减税降负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因素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瞄准学科领域前沿，提升创新研发实力。同时，要推动大中小企业、产学研主体、上中下环节的高度协同发展，最大程度提升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内部“托”链与外部“促”链相结合。要充分释放并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居民层面，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力度，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社会层面，要引导全社会形成优先消费国家自主品牌的氛围；政府层面，要构建有利于国内同等质量产品优先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体制机制。与此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外部力量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鼓励更多的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增加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路径依赖“稳”链和路径创新“优”链相结合。要通过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的集聚程度、要素质量与产业门槛的匹配程度、上下游产业的协同程度、政府服务企业的能力，尽可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向外流失的机会成本，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布格局中的向外吸附和自我锁定能力。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具体到河南就是要充分利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探索更能满足全球前沿技术、顶尖企业、高质量要素发展需求的路径，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奠定更稳固的基石。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