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提到复工复产，反复强调“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持国际供应链畅通，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在这些论述中，“畅通”一词格外引人注目，是实现复工复产的前提。
畅通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客观要求
现代国民经济是由社会各生产、流通部门与其他组织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而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则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无论是组成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与产业间的“大循环”，还是企业与居民间的“微循环”，都要通过畅通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来实现。
从宏观上看，保持经济运行畅通，既需要国民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上衔接顺畅，又需要实现商品、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有效配置，更需要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要素市场体系，促进要素市场的“结构化”升级，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从中观上看，保持经济运行畅通，需要建设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求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间保持一定的内在关系，要求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有机衔接。基于国民经济运行的维度，要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人力资源发展为支撑、以顺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生机制，促使我国产业体系形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从微观上看，保持企业经营活动畅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的经营活动，无论是购买、生产或销售哪个阶段受阻，生产经营过程都可能被中断。企业的资本形态，无论是货币、生产、商品哪种资本形态，都要求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若货币、生产、商品等多元形态同时并存，既要求资本形态的并存性、比例性，也要求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否则资本运动就会停止，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难以进行。
保持经济运行畅通关键要解决“梗阻”问题
目前经济运行不畅通，复工复产出现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产、供、销脱节问题。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难以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需求，导致一些产业产能过剩，也存在一些有效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
二是流通交易环节受阻。因国家、区域间的疫情隔断，管制多、审批多，导致正常的商品、要素流动被阻断，造成交易困难，货物、商品贸易难以实现。
三是产业协同发展不够。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衔接配套不够，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产业链不完整导致虽实现了复工，但难以复产，供应链不配套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服务链不衔接影响生产或消费活动。
四是体制机制缺陷导致经济运行不畅通。现实中各部门职能职责分工不同，若以强调“制度所限”“职责所在”“考核所要”为由，似乎都有不可违背的程序和规则，致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僵化，资源错配矛盾凸显，导致推诿塞责，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泥潭之中。因此，必须突出问题导向，在经济运行“畅通”上做文章、下功夫。既要围绕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解决好影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问题，又要聚焦市场主体，解决好目前企业经营存在的流动资金不足、产业链不配套、供应链不衔接等问题。
实施企业纾困、打通产业链的政策措施
实现经济运行畅通，就要以市场主体经营活动中存在的“瘀结”“梗阻”为切入点，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指出的，“对地方和企业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抓紧梳理分析，及时加以解决，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打通‘堵点’、补上‘断点’”。
首先，保障企业经营畅通，实施企业纾困的组合政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促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企业、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循环。交通、物流是先行官，只有交通、运输、快递等物流业畅通，才能实现企业所需材料、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流动，实现企业产、供、销的有效衔接。解决好企业原材料来源、劳动力、销售困难问题，对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流通、销售中的各环节进行优化，是企业经营的内在要求。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脉，要帮助实体经济更加精准地畅通上、下游企业的资金链，缓解当前上游企业产品积压、下游资金短缺的矛盾，解决好中小企业资金融通的困难，解决好金融“脱实向虚”或“资金空转”的乱象，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推动财政出台减税、降费、补贴、出口退税等一揽子财政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完善数据共享，在信息通报、航空运输、口岸检疫、注册申请、税收缴纳等方面做到手续简单、环节少、成本低、效率高，实现“一链办理”“一网通办”。
其次，实现国内外供应链、产业链与服务链畅通发展。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相互性、依赖性。经济越开放、越发达，嵌入全球分工的程度越深，相互连接与依赖性越强，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轻易地与全球化“脱钩”。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的重要环节。疫情暴发后，中国工厂停工、零部件供应不上，产业链就会停止运行。比如，苹果手机因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不能提供零部件面临断供危险，不得不临时调整生产、销售计划。韩国现代汽车因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不能到货，不得不大幅减产。同样，国际疫情形势严重，导致国家之间的联系被阻断，首当其冲的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我国一些企业虽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但外部停工停产使得供应链上企业的订单没有了，或原有的零部件供应因为物流中断而消失。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开放、互联、交互的，必须保持国内外供应链畅通，支持企业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以龙头企业复产带动全产业链复产，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配套，抓好关联企业的产供销整体配套，促使大中小企业分工合作、协同经营，进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和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指出的，“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进一步打造数字经济，运用互联网渗透到产业价值链，对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环节进行改造升级，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通发展、互促共济。
再次，解决体制缺陷和结构性矛盾，破除“梗阻”困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政府要做好畅通体制安排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政策的集成，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破解市场竞争制度中的“碎片化”“冲突化”“非规范化”情形。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则和做法，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进行市场配置。以“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放到位、放无可放”，减程序、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做到“减无可减”，给市场主体放权，促使市场主体享有法律下的自由。破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隐性壁垒，最大限度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实现“最多跑一次”“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最大限度提高效率，降低制度化交易成本，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避免繁杂程序的相互掣肘，让整个工作流程中各环节更为“润滑”，实现企业、产业、经济社会畅通。
（作者分别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上海建桥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