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每遭遇重大灾难事件，往往是谣言四起的时刻。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类传播平台，为各类信息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谣言与辟谣的信息进行着交锋和博弈，加剧了公众的焦虑与恐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荒谬无稽、毫无依据的谣言甚嚣尘上，不仅扰乱公众的认知，更与重大灾害一起，消耗人们的社会信任，破坏整个社会秩序，甚至成为灾害事件背后的次生灾害。反思谣言为何产生、谣言如何借助网络平台病毒式传播，探讨网络谣言的干预策略，对于我们有效应对谣言及其负面影响，可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为何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着谣言的泛滥？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突发灾害会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失控感”和“集体道德恐慌”。这种失控和恐慌，通过“集体无意识”的谣言得以找到宣泄的出口。
伴随着灾害事件的演变，谣言像病毒一般扩散与传播。谣言在扩散和传播过程中，会呈现如下三个规律。一是扩散初期的“信息流瀑”规律，表现为谣言一旦被某些个体接受，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当人人都认为“多数人相信的应该不会错”时，谣言就像瀑布奔流直下一样形成强劲态势，将真相淹没。二是在谣言传播的上升期，受众的“偏颇吸收”会为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即便关于辟谣的信息已经在社会上传播，但个体仍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性地接收信息，对那些能够强化已有观点的信息优先吸收，而对与自身观点不一致的信息产生抵触情绪或完全舍弃。由于人们偏爱“固执己见”，辟谣信息有可能会强化个体对错误观点的坚持，用于纠偏的信息传播可能会面临来自个体固有认知的挑战。三是在谣言传播的消长期，受众的“群体极化”会加剧谣言传播的负面后果。在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缺少真实、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受众之间对谣言的交流和讨论的结果，会导致意见愈加趋同，对谣言亦更加深信不疑。
谣言爆发的“信息流瀑”现象、受众“偏颇吸收”的心理机制以及“群体极化”加剧的负面后果，提醒我们必须从源头警惕谣言的生成，从传播过程干预谣言的扩散，避免谣言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特别是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也同样成为谣言的受害者。
媒体及时预警，担当“社会雷达”的责任。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指出，媒体应具备像雷达一样的功能，随时监测环境变化，及时提出预警。突发灾害威胁人类生存和生命安全，灾害为人们心灵投射的阴影，并由此产生的焦虑、恐慌、不安，为谣言的乘虚而入和迅速传播提供了温床。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提出，谣言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而与个体的判断力成反比。由此可见，作为“社会雷达”的媒体，若在灾害爆发期就及时、迅速为公众提供真实、准
确、专业的新闻报道，稀释信息的暧昧性，消除信息的模糊性，为公众做出正确判断提供依据，进而减少公众心中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谣言就缺少了传播的市场。
管理言论市场，但避免寒蝉效应。谣言的生产者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怀着个人私利，有的背后隐藏祸心，还有的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无论造谣者怀有怎样的目的，谣言一旦在社会上扩散和传播，就会波及方方面面，造成社会秩序的失控。以法律、行政手段对网络虚拟空间的言论市场进行管理，对制造、传播谣言者予以惩戒，是保护真相、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从2003年的SARS、2013年的H7N9禽流感，到2019年的新冠肺炎，人类应对这些重大灾害的经验表明，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在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言论市场进行管理的同时，应避免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是指，当管理制度过度严苛，公众会因害怕被惩罚而不敢发出声音、表达观点，进而疏远公共事务，甘做事不关己的边缘人。制定适合当前国情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虚拟空间的言论市场进行规范、科学的管理，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是我们在应对谣言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提升公民信息素养，培育信息时代的合格公民。前面提到的流瀑效应、偏颇吸收和群体极化现象表明，一个国家即便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有负责任的媒体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报道，但管理者亦面临来自受众个体的挑战，因为个别受众的轻信、盲从和非理性，成为“不自觉的造谣者和传谣者”，无形中会对谣言扩散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认为，将文化教育与法律手段相结合，或许可为谣言管制提供一种思路。桑斯坦提出的文化教育，就是提升公民的信息素养，提高他们对信息判断、评价、辨识的能力，以及作为信息时代合格公民应具备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