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9日，“推进中原学研究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有幸参与讨论中原学学科建设问题。与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受益良多，在此，结合目前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谈谈中原学的地域性与开放性问题，向诸位先生请教。
一、中原学的地域标识
中原学是地域性学科，地域性学科首先要有地域标识。在近10年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中，黄河学和炎黄学，其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已超出了中原历史文化的含义。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之间，是一种名与实的关系，中原学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原学学科概念根植于中原本土，是中原历史上“宋学”“洛学”及“新理学”的当代阐释，学脉传承，渊源有自，具有独特的中原标识意义。
（一）中原学之提出
学科概念的提出与诠释，不仅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术自觉的具体体现；中原学概念的提出，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必然结果。200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崛起”计划，在2004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不久，2005年，时任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庚香在《文化河南与中原崛起的思考》中就明确提出，要通过“文化形象再造”“建设文化河南”“助力中原崛起”等文化河南建设思路。次年，李庚香在《文化河南与中原崛起》中把“传承中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河南”作为中原崛起的重要内容和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保障力量。李庚香调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在论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中原崛起的关系时指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提高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传播力”，就是要自觉、主动地“建设当代中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及强大的中原学派”（《关于河南文化强省建设的若干思考》）。2010年，李庚香再次提出中原崛起战略与河南“大文化”建设问题，以河南的“大文化”建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与学科支撑。
历经多年酝酿与思考，至2016年，李庚香在《河南社会科学》上发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提出“中原学”概念，他希望通过“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建设“中原学”学科，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凡一学科，概念之生成，要么是回顾性概念，如中国学术史上先有学术之实，然后有与之对应的学术之名；要么是展望性概念，预计学术发展趋势，抢先创新学术概念，然后丰富其内容。中原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属于后者；在学科概念出现之前，从建设文化河南、助力中原崛起，到主动、自觉地发展繁荣中原文化，建设强大的中原学派，直至抽象出中原学概念，提出建设中原学学科，其间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学术自觉、学术研究的致用取向。
（二）中原学的地域标识
学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化。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首先学科概念要有中原标识，如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以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等古代文献和遗存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均赋有明确的地域性标识。
中原学的提出，源自中原学者对中原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回应和思考。其中，最直接现实的动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先是沿海大开放，然后是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河南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从人均水平上河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洼地”，这一现实问题考问中原学者，“中原崛起”路在何方？中原学提出最深层的历史文化动因，是面对宋室南渡以来中原文化影响力逐渐弱化，中原学人对中原文化地位的反思及学术自觉。自北宋王朝的毁灭，“中国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特别是1979年苏秉琦提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及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著名论文，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原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摇篮和主干地位，被“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取代。自觉思考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成为中原学者的历史使命。继2001年“华夏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把“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重点之后，200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崛起”计划在2004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亦于2004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中原学者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及中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提供难得契机。
中原学以时空演进中的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出发，反思近年学术界为什么只认可“多元”，而忽略“一体”，并希望看到“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中原文化是“最亮的一颗”。中原学在内容结构上，呈现为“古（古代传统文化）、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人（人物）、文（文献典籍）四大研究领域”；而在研究时序上，中原学又是“关于老家河南、出彩河南、创新河南、幸福河南的地方性知识，是赢得河南未来的开放性学科”（李庚香《推进中原学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中原学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为依托，以打造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担当国家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为目标。中原学在学脉渊源上，上承历史上的“洛学”“宋学”，接续冯友兰“新理学”，下启中原学派建设及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进程，渊源有自。
（三）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近10年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中，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及由此构建的黄河学，以炎黄二帝及广义炎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炎黄学，其学科标识在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方面已超出中原历史文化的含义。
黄河学，从“侧重黄河治理”的黄学，到以黄河区域为研究对象，“带有学科综合倾向”的黄河学，均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单元”——黄河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创建的“黄河学”，一改过去“多从解决具体问题和文化、文明等单一角度进行研究”，而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大黄河”的概念，把黄河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三个层次（吴朋飞《“黄河学”学科建设刍议》）。但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的最初构想并未改变。关爱和不仅把5000年黄河文明划分为早期中国、帝制中国和转型中国“三个观察时段”，还围绕生态文明、政治文明、思想文明、世界文明四个方向创新“黄河文明知识体系”（《黄河学：黄河文明研究的创新性转化》）。据此构建的“黄河学”，一方面界定了黄河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但同时也预示着黄河学学科标识大大超出了中原的时空范围和影响力。炎黄学研究团队所构建的“炎黄学”，希望用“学”梳理出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基本脉络，凝聚几代学人关于炎黄文化研究的共识；依托“学”推动炎黄文化研究于当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学”的旗帜下建立起文化自信和自觉。通过构建炎黄学，推动“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沈文慧、朱国伟《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之学》）。从目前已经公布的“炎黄学公开课”十四讲的内容，也就是《炎黄学概论》的核心内容看，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广义的炎黄文化，同样超出了中原历史文化的承载力和影响力。
中原学与黄河学之间，在时空范围上有所重叠，但黄河学研究对象更侧重区域性和共时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单元”—黄河为其学科标识。中原学与炎黄学之间，在时空范围和文化影响力上都有所重叠，炎黄学更关注炎黄文化的演进，侧重文化传承和历时性，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是其学科标识。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之间，是一个名与实的关系。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以“学科群”统属中原考古、中原历史和中原文化，至少三个二级学科，相当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综合，或知识模块的组合。“学科群”可以表达“中原历史文化”在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上的交叉性与综合性特征，但缺少统领或整合各独立学科之间关系以及学科知识之间内在逻辑的概念工具和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学科化进程中尚未进入“抽象化”和“概念化”环节。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需要借助中原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整合中原历史文化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界定其逻辑关系，对中原历史文化进行学科规范。如中原学将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范围，又以回应河南现实问题为研究旨趣、以国家赋予的文化使命为研究目标，使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方向感和价值追求。
二、中原学的开放性特征
区域性学科发展，最忌讳为突出区域特色而画地为牢，自设疆域。中原学，作为一门区域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及建设中的一流学科，不仅要有中原标识，更应具有开放性特征。因此，我们对中原学之“中原”、中原学之“中原历史”和中原学之“中原文化”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时，应在时空演变中展现其开放性特征。
（一）中原学之“中原”
中原学之“中原”，界定的是中原学的空间范围，从中原之中原，到中国之中原、世界之中原，是一个由内向外多层演进中的“空间过程”，极具开放性。其中，中原之中原，相当于地域中原中的狭义中原，历史文献中的豫州、中州、中土等，也可称为历史中原。具体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行政区域，“北到安阳一带，东抵豫东及鲁西南部分地区，南至淮河沿岸，西南至南阳盆地，西达潼关以东”，16.7万平方公里。中国之中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政策调整的产物。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以及2016年9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公布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规划的中原经济区，包括“河南18个地市，10个省直管县市及山东、河北、安徽、山西12个地级市，3个区、县，总面积约28.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地域中原中的广义中原，或可称之为当下之中原。世界之中原，强调的是中原学的传播发展和影响力，当下切入点则是“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原。历史时期的中原本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出发地；中原名城洛阳、开封，不仅是千年帝都，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西出洛阳或东出汴京，源自中原的物质、文化和人才，源源不断走向世界。郑州航空港更是拉近了中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心灵距离，为中原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中原学之“中原历史”
中原学之“中原历史”，界定的是中原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历史既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往事”，也是“对往事的记录”；对往事本身的研究，称为本体论，而关于往事记录的研究，称为认识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原历史，就是中原学研究的历史范围，上起五帝时代，下至当下崛起中的中原，包括历史中原、当下中原，以及从历史中原到当下中原的历史进程。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列入研究重点的“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夏王朝在河南的兴亡、商王朝在河南的盛衰、春秋时期的中原诸侯及中原逐鹿的战国七雄、秦汉统一王朝时期的河南郡县设置、宋元明清时期河南的经济社会生活等，既是中原学的研究内容，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中原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原历史，也就是前人建构的历史，或称之为思想史，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包括前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前人的认识水平。如“中原”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原地域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界定，以及从遥远的过去（历史）和从遥远的远方（他者）对中原的观察与建构活动。比如，当下依然存在于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三月三拜轩辕”中州民俗，羲皇故都、黄帝故里等中原符号的建构，等等。近代以来，中原人自己心目中的中原，以1940年嵇文甫在《河南精神》中对中原历史文化的描述最具代表性：“五千年之仰韶文化，三千年之殷墟文化，皆在河南境内。”“自周公宅洛，郁郁乎文，后世政教，概源于此。五霸之所经营，七雄之所逐角，大抵皆环绕此中心而活动也。”“王畿帝都之所在，冠盖辐辏，人文荟萃。巨人长德，恢宏魁硕之士，往往出乎其间，而为一世所宗仰。”其间表达的是作者身居“自古为中国文化中心地”中原的骄傲和自豪。当然，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原历史，也包括他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察与建构活动。
（三）中原学之“中原文化”
中原学之“中原文化”，界定的是中原学研究的价值追求，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形态、中原文化的超时空影响及其所蕴含的国家使命和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三个层次，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原文化。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原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又怎么样在根与魂的核心内容上体现中原文化的风采”（丁素《推进中原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原学研究的价值追求，首先是从中原文化中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性转化及存在形态，即从中原观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如“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文化”“万姓同根，根在中原”等习以为常的叙述和概括，已经界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中原文化的本质是根文化。中原学研究的超时空影响，主要是从中原文化的本质中提炼出具体的存在形式，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原学者依据中原姓氏文化、黄帝文化、功夫文化、汉字文化、元典文化、河洛文化、客家文化等根亲文化资源，建构而成的“根在中原”“根在河洛”“闽台祖地”，以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根亲文化节”等根亲文化事象，在文化传承创新意义上，是对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尊祖敬宗”优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担当国家赋予的文化使命意义上，是“建设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重要载体。中原根亲文化还蕴含着如“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人类共同关心的普遍性话题。
中原学的开放性特征，还体现在从中原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区域性学科，往往限于地方性学科资源的发现与整理，或停留在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描述，国家在场或普遍性意义难以呈现。中原学“从中原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就是从中原出发，努力超越地域性学科局限，以地域性学科，担当国家使命、表达国家话语及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2019JSJYYB027）
作者简介：尹全海，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