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学”与“中原学”内涵关系探析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李龙2019-01-04

  摘 要: 作为地方学,“洛阳学”与“中原学”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地方学概念。“洛阳学”研究的是洛阳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中原学”则研究的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洛阳学”是“中原学”内涵的核心,两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共性。区别在于,“中原学”研究的地域范围、文化内容与内涵比“洛阳学”更加广泛,二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同的表现。

  20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地方学”应运而生。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地域文化研究热潮。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代表中原区域的“某某学”的概念。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学术界谨慎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地区学术界研究不聚焦、不抱团、不深入、突破少的现实状况。直到 21 世纪初,随着河洛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在学术界影响不断扩大,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河洛学”的概念。

  近几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逐渐出现了“洛阳学”“中原学”的概念。笔者受此启发,谨就“洛阳学”“中原学”的概念、相互关系与内涵等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洛阳学”“中原学”概念的提出

  “洛阳学”之所以成立,在于其作为与西安齐名的“八大古都”之一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遗留下大量的历史文献、历史文化遗物和巨大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留给后人无穷的研究空间。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历史时期洛阳的考古遗迹、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空间布局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为“洛阳学”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学材料的层出不穷,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逐渐显现,“只见一粟,不见沧海”,缺乏系统、综合性的解读式研究,已经满足不了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长安学”的蓬勃兴起和国际影响的刺激,以及为洛阳历史地位正名的迫切需要,使得“洛阳学”的诞生顺理成章。而日本学界对洛阳城的关注,为“洛阳学”的诞生提供了契机。洛阳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日本的京都的城市构造、布局甚至城墙都受到隋唐时期洛阳城建筑风格的影响,甚至被称为日本的“洛阳城”。日本学术界曾长期关注、研究洛阳的历史文化。2010 年 11月,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等首次正式提出“洛阳学”。中外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石刻学等不同角度,就“洛阳学”进行了深入讨论,标志着 “洛阳学”的诞生。随后,2011 年 4 月,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洛阳市召开,也算是国内对“洛阳学”的一个回应。遗憾的是这次研讨会并没有对“洛阳学”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讨论,因而在学术界影响不大。

  事实上,“洛阳学”提出之时,学术界并不太认可。尤其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研究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处于转型升级、向学术研究回归的关键时期。正像有的学者提出“河洛文化研究需要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将河洛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摒弃一般性的泛泛而论,在研究深度上下功夫,揭示河洛文化的丰富内涵”。河洛文化研究转型为“河洛学”已经在中原学术界尤其是洛阳学术界成为一定的共识。蔡运章、徐金星等学者对“河洛学”的含义都做出了一定的解读阐述,此时又提出“洛阳学”似乎有炒作的嫌疑。2011 年 4 月 27 日,《洛阳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的文章《“洛阳学”之我见》对此做出了回应。罗炤研究员认为,提出“洛阳学”有三点理由: 一是河洛文化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洛阳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二是河洛文化研究侧重于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而忽略了洛阳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三是河洛文化学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升。河南省社科院张新斌研究员也主张“河洛文化研究提升的标志是洛阳学”,应该回归河洛的中心区域洛阳,提倡“洛阳学”。他认为河洛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文化纽带在客家族群与闽南族群中影响较大,不宜更改,目前学术界关于“河洛学”的界定认识上差别较大,而与历史上以“河图洛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河洛学”容易形成混淆以致误解。我们认为河洛文化不宜上升为“河洛学”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河洛文化地域范围、基本概念、特点内涵等至今依旧有争论。尤其是地域范围争议较大,甚至有专家认为河洛文化代表着河南文化、中原文化。这样就河洛文化作为区域文化范围太过广泛而混淆,不聚焦,与“洛阳学”相比,不利于突出洛阳的地位,研究洛阳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诚然,河洛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无论怎样,河洛文化或洛阳文化依然都代表不了全部的河南文化,更代表不了中原文化。“中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自春秋时期出现,至明清时期,指代区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河南始终是中原的中心区域,占绝大部分,以至于“中原”成为河南的代称。中原地区自夏到北宋,长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心,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华之根、华夏之魂。历史上风云际会之时,中原地区更是人文荟萃,学派纷呈,先后出现了道学、儒学、经学、佛学、玄学、理学等学派。虽然历史上无“中原学”的概念,事实上“中原学”是存在的,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原应有学。时代召唤中原应有学,来助力河南持续健康发展和中原崛起,近年来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庚香响应习近平提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的讲话精神,提出“必须探索中原发展哲学,构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原根脉、中原气魄的中原学”,并从中原发展哲学的历史角度,追溯了经学、诸子之学、佛学、理学在中原的源头,提出了“中原学”的理论架构,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其定义、内涵尚可以商榷,但这一提法为“中原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洛阳学”与“中原学”提出的时间点虽然有早晚之分,但社会背景相同,同处于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时期,是深入研究、打造学科体系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对哲学社科思想与人才的需要。“洛阳学”与“中原学”的源头与根基相同,即立足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洛阳学”与“中原学”离不开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洛阳与中原的历史,探究洛阳与中原历史发展规律,由此拓展到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为现在的洛阳与中原地区发展提供借鉴是二者的应有之义,也是重中之重。如此“洛阳学”可借鉴“长安学”“北京学”的学科界定方法,正如张新斌研究员指出的,“所谓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就范围而言,以文献中的‘洛阳’,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如河南郡、河南府的范围为研究的界限; 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推而广之,“中原学”就是以中原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中原地区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研究的学问。范围既可指为狭义的中原地区,即河南省,也可指广义的中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 至少是中原经济区包含的区域) ,时间上以古代厚重的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以中原地区古今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原地区古今社会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具有中原特色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中原学”与“洛阳学”的目的都是从历史研究中吸取营养,以史鉴今,古为今用。

  二、“洛阳学”是“中原学”的核心内容

  “若问古今兴衰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过洛阳故城》留下的千古名句,点出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洛阳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历史的核心与缩影。洛阳是中原历史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文明核心、政治核心、经济核心、思想文化核心。因此,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洛阳学”研究涉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内容,也是“中原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 洛阳是中原史前文化的核心

  史前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长江流域上有成都平原文明、中有江汉文明、下有太湖文明,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黄河流域上有甘青文明、中有中原文明、下有海岱文明,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止一处,而像“满天星斗”。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洛阳处于核心区域。旧石器时代,洛阳盆地发现了众多旧石器遗址,是我国史前早期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新石器时代,洛阳地区先后出现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文化谱系明晰,显示出旺盛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洛阳处于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到整个中原地区,并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进行了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传统、开放、包容的中原史前文化,始终处于中华史前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当周边的区域文明或中断了或走向低谷后,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率先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指出,“距今4500 年以来,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并率先发展的趋势; 距今 3800 年前后,中原地区与夏王朝后期相关的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这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在史前社会中晚期就开始确立了。

  (二) 洛阳是中原历史上政治文化的核心

  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时间长达 1000 余年。大禹之子启“家天下”,建立夏朝,今洛阳一带逐渐成为其政治中心。《逸周书·变邑篇》称“自治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说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夏文化的都城遗址。不仅夏朝,洛阳在商周时期依旧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史记》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在我国政治史上首屈一指。

  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累次为都,城头多次变换大王旗而都城地位岿然不动,“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战略地位与“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应该是成就洛阳的一个重要因素。洛阳历史上遗留下的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都城遗址,其形态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商周都城布局松散不完全整齐规划的初创阶段,两汉时期密封式整齐规划初步发展阶段和隋唐洛阳城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的成熟阶段,出现了西周洛邑里制形成、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和隋唐洛阳城坊里制演变的特点。洛阳都城形态的演变对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都城发展史的缩影。这既奠定洛阳作为世界上东方名都的地位,也成为历代史学者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

  自夏朝到唐代,洛阳作为都城成为我国政治“表演”的中心舞台,朝代更替尚且不说,统治者制定的政策、制度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中原地区,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三代时期,国家制度的初始形态在洛阳地区完成。历史文献记载,夏代始出现了祭祀用的宗庙,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式的宗庙建筑遗迹。夏代有国家军队,流亡中的少康尚“有众一旅”。夏代有刑法及贡赋制度,甚至还有车正、牧正等政权机构,可以说国家机构已经基本具备。三代相承逐渐完备,都没有离开洛阳地区。三代还用分封世袭和宗法制度来巩固社会组织结构。西周时期,周公营洛邑,制礼乐,礼乐制度的完备对我国历史影响深远。汉魏隋唐时期国家机器在洛阳地区进一步完备。从东汉、曹魏到西晋,洛阳地区出现世家大族,曹魏采用九品中正制,西晋采用士族门阀制度,都对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的汉化改革,则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进程。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并在洛阳设科举取士,营造了东汉在洛阳设“太学”以来的又一次人才聚集的盛举。

  (三) 洛阳是中原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核心

  洛阳曾长期是中原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区域。自裴李岗文化时期始,大量石铲、石斧、石磨盘、石磨棒昭示较为发达的农耕经济,仰韶文化时期更是出现了旱作、稻作混耕的农业经济。仰韶的彩陶文化则显示出发达的制陶手工业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反映出洛阳发达的冶炼水平。东周王城中发现的 80 余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地下仓窖,反映出东周洛阳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而隋代兴洛仓的发现,反映的不仅是洛阳粮癝的充足,也反映出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全国经济商贸中心的史实。

  洛阳在古代东方或中国的贸易中心地位,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西周时期,雒邑( 洛阳) 就已成了当时东方的商业中心。东周时期,洛阳仍然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西汉时期,由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西汉六大城市之首。东汉洛阳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有“金市”“南市”“马市”三大市场。北魏孝文帝时期,洛阳是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隋朝的东都洛阳,不仅是国内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也是国际贸易市场。唐代洛阳商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是全国的水运交汇中心,国际商品采购和销售的集散中心。《隋书·地理志》“河南郡”条下云: “里一百三,市三。”《隋书·百官志》云: “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好似一只有形的大手,无形而又有力地把华夏各民族紧密地维系在了中华大地上。

  洛阳作为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经济中心,有不少经商名人。活动于洛阳的商人就很会经商。《世本·作篇》有“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的说法,“亥”即王亥,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的关键人物,善于经营交易。《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洛阳人善贾。中国的商业圣人白圭出生在洛阳,他在商业上的杰出实践与非凡理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汉武帝时期,洛阳卓越的财政贸易理论家和宏观经济管理大师桑弘羊,认为商业是致富的本源,提出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进行相应的行政调节和一定范围的控制,这种理论对我国其后两千余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借鉴作用。此外,西汉洛阳人贾谊关于货币理论方面的认识,提出“法钱”与“禁铜七福”,对中原乃至我国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 洛阳是中原历史上思想文化的核心

  古往今来,在中原地区孕育和产生了众多思想学说,积淀升华,铸就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灵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思想文化的整体形态已经定型。中华民族的各个思想流派都可以从周公、老子、孔子等代表的儒、道思想中找到本源。可以这样说,华夏思想文化源自中原,其核心在洛阳地区。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诞生于此。洛阳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圣城。

  中原思想文化的源头在“河图”“洛书”,伏羲因之而作八卦,大禹受其启发而创“五行”。周文王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创作了以“和合思想”为核心的《易经》。《易经》构成了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文化载体和思想灵魂,从此开启了道家、儒家、经学等中国主流思想各种流派,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老子承《易经》之风,作《道德经》,主张阴阳相济的道之和,人与天的自然之和,开道家学派之先河。《道德经》被中西方学者视为中华的哲学宝典、宗教圣典、文化名典。孔子亦受到《易经》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入洛阳而问周礼,主张“尊礼亲仁”“和而不同”“中节平适”,创立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学术流派。东汉时期,洛阳兴太学,以《尚书》《诗经》《周易》等六经为必学之教义,使经学大为传播,出现了许慎、郑众、周防等一批经学大师。东汉明帝时期,佛教首传中原,兴白马寺。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祖庭”与“释源”之地。魏晋时期政治风云际会,思想文化激荡,何晏、王弼在洛阳开创“玄学”,竹林七贤兴“玄学”,主张“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成为一时思想之风气。北宋时期,邵雍在洛阳著书立说,成为宋、明两代理学的开山祖。程颢、程颐兄弟授业于周敦颐,继承周、邵的哲学观点,长期于洛阳传道解惑,著书立说,自成一派,理学自此风盛,影响深远。

  三、“洛阳学”与“中原学”研究对象的共性

  “洛阳学”与“中原学”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说,都是局部与全部、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它们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对中华文明来说,是核心与主干,其共性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 文化的根源性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史前文化自成谱系,连绵不绝,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凸显出旺盛顽强的生命力,孕育出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完整的手工业部门和精致的手工业工艺、高耸的史前城址和初具形态的史前文字,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中华民族的先祖“三皇五帝”活动于中原地区,或建都或立业,经过以洛阳为中心的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中华姓氏出自中原地区,洛阳是中华姓氏的根源地之一,王、周、胡、孙等几十个姓氏根源洛阳,中华百家大姓有 78 个源自中原或部分源自中原,中原地区是中华姓氏的摇篮。

  (二) 史实的丰富性

  中原兴则天下兴,中原衰则天下衰,发生在中原大地的史实,很多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缩影,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多彩。政治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洛阳先后有 13 个王朝更替,整个中原地区则有 20余个朝代建都。“家天下”等政治决策,官员、军队、贡赋制度的实行,多次影响到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经济上,中原经济鼎兴中华,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开凿改变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命脉,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兴中华贸易之风,传中华文化精髓。军事上,群雄逐鹿,各路诸侯问鼎中原,决定了王朝的兴衰存亡。思想文化上,春秋诸子荟萃,战国百家争鸣,儒经道法,根于中原,兴于洛阳,影响世界。科学技术上,四大发明,源于中原,关联洛阳,盛誉于世界。文学艺术上,中原文人甲天下,“汉魏文章半洛阳”,出现过“洛阳纸贵”的盛况。

  (三) 影响的深远性

  发生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精华的还是民风民俗的,都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前的彩陶、三代时期的冶炼技术与青铜器、汉代的冶铁、隋唐的三彩器与宋代的瓷器,无不都对当时与后世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洛阳、开封、安阳、郑州的都城文化,“外圆内方”“前朝后市”“左右对称”城市格局影响了我国 3000 年的城市发展史。源自中原的戏剧、杂技等民间艺术历史悠久,丰富了历朝历代社会生活,繁荣了民间文化。一部《道德经》堪称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道德情操和思想情怀,仁义礼智信则是儒家影响后世道德准绳。源自三代的民风民俗,因周公的“礼乐”而烙上民族文化的印记,历朝历代丰富而不衰,宋朝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民族民风民俗画卷,影响经久不衰。

  (四) 辐射的广泛性

  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源远指的是中原文化影响的深远性,流长则指的是中原文化辐射的广泛性。辐射借用的是光学原理,光源指的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洛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光圈指的是中原文化毗邻区及岭南、闽南等区域,光环指的是中原文化的传播区即东南亚等海外更远的区域。中原文化的辐射作用,首先从核心区洛阳开始。史前时期,以洛阳为腹地的仰韶文化对南至长江、东到海岱的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产生辐射影响。三代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央王权以征战与贸易的方式,与蛮、夷、戎等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则是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辐射作用的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中国之礼、并在诸夷”“化民成俗、万里同风”的现象和效果。其次以洛阳为始发地和中心的中原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带去了中原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与文化,包括基本道德标准、价值体系、礼仪规范、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在江南乃至岭南形成了广泛的客家文化区。再次,汉唐盛世时期,中原文化向东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向南影响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向西则影响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乃至欧洲地区,是中原文化辐射力最旺盛的时期。

  四、“洛阳学”与“中原学”的区别

  “洛阳学”与“中原学”作为地方学,研究地域范围不一样。前面提过,“洛阳学”研究的地域范围以洛阳行政区划地为限,洛阳市为中心,顶多包括历史上河南郡、河南府地理范围。“中原学”的研究的地域范围则既可以是狭义的“中原”地区,即河南地区,也可以指广义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范围远远大于洛阳地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占得了地理位置的优势,但显然洛阳地区代表不了整个中原地区,二者不能等同。同样“洛阳学”代替不了“中原学”。

  “洛阳学”与“中原学”研究对象侧重点不一样。根据研究的地域类型不同,地方学又可以分为城市地方学和区域地方学,“洛阳学”研究的重点是曾作为都城的洛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交通、地理、建筑及城市形制与布局等规律问题,属于城市地方学的范畴,类似于“长安学”。比如“洛阳学”关注的是洛阳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市,其兴盛衰败的成因与内在规律。“中原学”研究的重点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考古、经济、文化、民俗、建筑、宗教、交通、军事、旅游、移民、文学艺术等诸多研究领域,属于区域地方学范畴,更类似于“晋学”。比如“中原学”关注的是中原文化在中华历史中的长期主导地位与影响及逐渐衰退的规律。可以说“洛阳学”关注的是一个点,“中原学”关注的是一个面。自夏代到北宋,洛阳始终处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宋时期,洛阳中心地位逐渐丧失,中原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到现代,郑州又取代开封成为中原的新中心。显然“洛阳学”可以只关注洛阳在宋以前在中原的中心地位,“中原学”更要关注中心的转移及其内在变化的规律。

  “洛阳学”与“中原学”研究的内容与内涵也有区别。从内容上来说“洛阳学”主要研究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中原学”就狭义的中原文化来说,也不仅仅指“洛阳学”所指的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至少还包括其他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如安阳的殷商文化、郑州的商文化、开封的北宋文化、许昌的三国文化、南阳的汉画文化等。如果说“洛阳学”所指文化是“中原学”的核心的话,其他区域文化是“中原学”的支柱,其研究共同构架起内容丰富的“中原学”。从内涵上来说“洛阳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城市形制等,更多的是一种上层社会文化,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所言“河洛文化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载体”,“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软件———思想文化、人文文化物化载体之源”。而“中原学”研究显然不仅仅于此,还包括扎根中原民间广大区域的民间艺术、民风民俗文化等内容,可以说内涵更加广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洛阳学”与“中原学”关系紧密,“洛阳学”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是“中原学”的核心部分。由于“洛阳学”与“中原学”提出时间不长,如何搞好这两种地方学研究,目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无疑搞好“洛阳学”研究,也是对搞好“中原学”研究的一种先行先试。2017 年 9 月在洛阳市隆重召开的“2017 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搞好“洛阳学”研究的一次热身运动。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