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学探论

河南社会科学 张新斌2019-01-02

摘 要:中原学是河南学界对河南问题研究而提出的最新学科概念。在全国地方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基础之上, 对中原学的相关问题, 如什么是中原学, 为什么要有中原学, 中原学的特点, 中原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以便完善学界对中原学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年来, 中原文化的研究, 已成为学界的热点。《中原文化大典》 (1) 、“中原文化记忆丛书” (2) 、《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 (3) 、《中原文化解读》 (4) 、《中原文化与民族复兴》 (5) 等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入。李庚香先生在完成《文化河南:中原文化精神》 (6) 之后若干年, 又提出了“中原学”的概念(7) 。

  一、中原学的基本定义

  (一) 中原的基本定义

  中原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 甚至还有中义的认识。“中原是一个以河南为中心的相对区域性概念。一个是大概念, 就是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是中概念, 主要指黄河中游地区, 包括河南、陕西、山西、安徽、山东一部分, 湖北一小部分;小概念, 特指河南。” (8) 这种大、中、小的分类, 在中原地区的特指中, 并不常用。在研究中,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 中原之中, 取自“天下之中”, 其层次为:“由‘天下之中’和‘河洛’的地域称呼而专指洛阳一带”;“由天下之中引申到中原华夏诸侯国”;“由狭义的中原概念扩展为黄河中下游的地域专称”;“由豫州、中州、河南以及以后的行政区划分而成为河南省的别称” (9) 。这样的层次递进, 形成了中原地域的扩展以及认知。笔者也曾对中原的概念进行过表述,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 是以河南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其范围为今河南省, 以及山西、山东、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狭义的中原, 也即今河南” (10) 。广义中原的概念, 在《中原经济区规划》中有专门界定, “包括河南省全境, 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 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 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 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 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 (11) 。这样, 我们对中原的地域概念, 形成了两点认识。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中原包括河南省全境, 以及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的一部分 (以“规划”所定为准) , 共28.9万平方公里;狭义的中原就是今河南全省, 共16.7万平方公里。

  (二) 中原学的基本概念

  中原学的定义, 最关键的是中原学研究啥, 中原学的内涵是什么。从目前的区域学 (城市学) 的定义, 我们可以找到中原学的基本内涵与定义。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类别:

  一是以地方历史文化为主的学科定位。如在讨论长安学的定位时, 特别强调盛世文化是长安学研究的重点, 时代关怀是长安学研究的特点, 开放包容与创新进取是长安学研究秉持的精神, “长安学首先是以长安 (今陕西) 为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长安数千年的历史变革及其发生在当地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事件及其影响。长安学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辐射功能的研究。即长安的历史文化对周边区域或国际国内影响力的研究” (12) 。在这里,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长安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地名, 长安学研究的主体就是历史时期的长安, 当然论者将长安的历史文化放大到今天的陕西省, 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是探寻特定区域 (城市) 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问。在关于北京学的研究中, 大家对北京学定位的认识较为接近。李颖伯、王兵、张妙弟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13) (14) (15) , 北京学在理论构建之初, 其目标十分明确, 就是围绕北京起源发展的变化规律进行探索, 以服务于北京现实需要进行探索。北京学与西安学都属于城市学的范畴, “西安学, 就是通过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各个侧面的研究, 对以现西安市为中心的在自然条件基础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关中核心区域的文明形成基础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规律, 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问” (16) 。在这里, 强调对规律的探索, 以及对地方发展的应用性研究。

  从目前看, 地方学中多为城市学, 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西安学、泉州学、洛阳学等。长安学虽然也属于城市学, 但其地域界线明显较为宽泛, 涵盖整个陕西省, 与狭义中原类似。但类似于中原学, 这样广大的地域范围, 似乎还不多见, 虽然也有齐鲁学和三峡学的说法, 但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的说法更为流行, 而且这类文化, 更多地偏重于历史层面, 更多偏重于文化层面。由此我们结合李庚香先生的研究, 分析解读中原学的内涵, 他认为“所谓的中原学, 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 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 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 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 将当前以各自的学科方法研究中原文化的专家整合为一个‘中原学’研究群体, 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高端团队, 以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 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 以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 构建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 (17) 。这里边分为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讲的中原的地域, 强调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第二个层次讲的是以中原文化为内容, 说中原学以中原文化为内容, 那么中原文化是以什么为内容, 这就需要将中原学与中原文化区别开来;第三个层次, 讲的是研究者, 就是说不同学科研究中原文化的研究者, 包括省内的队伍, 也包括省外的队伍, 只要研究中原文化者, 都应该属于这个研究群体。

  笔者认为中原学就是研究中原的学问, 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地域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这主要涉及两大块:一块就是以中原历史文化的丰富积淀为挖掘与研究的重点, 主要解决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另一块就是以当代中原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重点, 主要解决中原崛起与河南振兴问题。中原 (河南) 是中国的缩影, 其经济快速发展如何保持优势, “三农”问题如何真正解决, 文化资源丰厚如何深入挖掘弘扬, 人力资源丰富如何提升素质, 区位交通优势如何成为河南振兴的突破口等, 在中国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因此以中原学来聚焦中原, 聚焦中原发展, 从而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利用各自优长, 集中研究中原 (河南) , 从而整合省内外研究力量, 将中原 (河南) 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原学的现实基础、意义与比较研究

  (一) 中原学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以2016年李庚香先生提出“中原学”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为中原学的实施阶段, 那么在实施中原学之前, 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反映了河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 河南学界由跟踪参与到提升总结的过程, 中原学的提出决不是学者的临时动议与一时兴起, 而是围绕河南发展的长期实践, 认真思考与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 (2003年以前)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在“六五”“七五”“八五”与“九五”期间, 河南面临最关键的问题是尽快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 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了经济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高一低”战略。“六五”期间, 河南GDP年均增长计划, 实际增长高于计划增长的5.8个百分点, 实际增长10.8%;“七五”期间, 实际增长高于计划增长0.6个百分点, 实际增长8.1%;“八五”期间, 实际增长高于计划增长6.5个百分点, 实际增长13%;“九五”期间, 实际增长高于计划增长0.1个百分点, 实际增长10.1%。全省GDP问题, 1991年突破1000亿元, 2000年突破5000亿元, 河南GDP和人均指标的增长速度,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8) 。河南经济基础得到了加强, 河南经济的起步, 实际上是河南发展大战略提升的前提。而此时, 河南学者在由基础理论研究向对策运用研究方面的转型刚刚开始, 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为例, 仅有一些个案研究, 如吴海峰的《发展郑州贸易中心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92年) , 乔法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道德建设研究——河南刘庄的研究报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93年) 。但刘道兴的《东引西进:加快河南发展的战略举措》 (2000年) , 也反映了河南学界在宏观战略研究方面已开始起步。总体是以发展带研究, 研究的主动性、超前性, 基本无从谈起。

  第二阶段:尝试阶段 (2003—2011年)

  自2003年以来, 河南经济进入快车道, “十五”期间省委、省政府提出实现国民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与较高的增长质量的“两个较高”战略, 至2005年河南GDP达到10535亿元, 位居全国第五, 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13%以上, 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个百分点的速度前行, 2006年工业增加值, 也跃居全国第5位, 并将这一“双五”的历史保持至今。在政府决策层面, 2003年3月, 时任省委书记李克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首次提出了“中原崛起”的概念;2003年7月, 在省委七届五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 正式向全省人民发出了“实现中原崛起”的号召 (19) ;2003年8月, 在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中, 正式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概念, 以郑州为核心, 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2005年4月,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 提出了“中原崛起总目标”的概念, 并于2005年8月, 在省委七届九次全会上从六个方面对中原崛起总目标进行界定;2006年10月, 省八次党代会, 更以“两大跨越”“两大建设”为路径, 以完成实现中原崛起的伟大使命。而在其前的2006年4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以中原城市群等为重点, 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 带动周边地区发展”(20) 。中原城市群正式进入国家战略视野。

  由中原崛起到中原城市群, 反映了河南发展战略性的觉醒, 尤其是中原城市群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其实是作为中部的河南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 河南学界关注中原崛起, 研究河南发展的成果, 更具有理论性、创新性与可操作性。以河南省社科院为例, 喻新安等的《深化中原崛起研究的视角与重点》 (2004年) 、《中原崛起:目标的提出与研究的进展》 (2004年) 、《关于中原崛起若干问题的系统研究》 (2004年) , 均在《河南日报》整版发表。赵保佑主持的《中华姓氏河南寻根》, 共80个姓氏280万字的成果, 也正式启动, 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杨海中主持的河洛文化研究, 自2004年开始启动, 不但推出了河洛文化研究系列成果, 召开了若干次的国际研讨会, 也在海峡两岸得到了广泛认同。2007年1月, 省委书记徐光春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的主旨演讲, 拉开了中原文化解读的大幕。2008年, 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40卷、55册、近3000万字的《中原文化大典》, 中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正式推出。

  第三阶段:准备阶段 (2011—2016年)

  以2011年9月, 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标志;2011年10月省九次党代会, 提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加快中原崛起”而奋斗的目标;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中原经济区规划》, 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的具体范围;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 提出“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美好愿景;2016年10月, 省十次党代会亦将“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当作奋斗的目标。近年, 在国家战略中中原城市群的地位明显加强, 因此对中原发展的研究更加迫切, 更加紧要。河南的研究, 离不开中原, 河南的文化以中原文化最响亮, 因此中原研究对于河南, 对于中部乃至中国都具有特定的意义, 中原学研究最终成为学界的必然选择。

  (二) 中原学研究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中原学研究?或者说中原学研究有什么意义?中原学研究有无必要?这是我们进行中原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学界在构建北京学时,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们的回答是, “北京学研究是北京发展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 他们对北京时空的特殊性进行梳理后发现, “北京时空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和规律性决定了北京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当今, 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过程中, 北京在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结合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急需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从城市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对北京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北京学这样的专门学科, 对北京这个特殊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城市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对研究和解决北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建立北京学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1) 。因此研究中原的特殊性, 寻找构建中原学的必要条件, 也是中原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

  其一, 构建中原学是为了破解中原甚至中国发展所面临问题必须寻找的一条路径。中原是中国的缩影, 以河南为例, 河南经济发展多年来位居经济总量的第五, 但人均总量在全国倒数;历史时期河南文化成就卓著, 但如何深入挖掘, 形成亮点在全国亦具代表性;河南人口数量全国第一, 如何提升人口素质, 将其转移为城镇人口, 亦具示范意义;河南是农业大省, 农业现代化是奋斗目标, 农业产业拉长链条, 亦有示范意义。所以中原学可以让各个专业的研究者, 更好地聚焦中原, 聚焦河南, 河南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 亦具有示范意义, 中原学呼之欲出, 在未来中原更出彩的过程中, 尤为重要。

  其二, 构建中原学, 可以在现有学科体系中, 利用各自优长, 聚焦中原, 为探索中原发展的内在规律献计献策。现代学术体系, 是以学科梯次形式构成的。中原研究, 首先是问题研究, 最重要的是规律研究, 即要从更深层次研究从古至今中原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地方的角度而言, 要以学科建设为抓手, 吸引甚或导引研究者切入中原学研究。中原学属于地方学, 中原学的构造可以分为条块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各自所从事的专业的中原聚焦。另一方面为中原学的区域学, 也包括城市学, 如洛阳学、开封学、郑州学等, 洛阳学已由日本学界正式提出 (22) , 河南学界也展开研究, 并形成了首批成果 (23) 。中原学, 既要研究中原发展所面临的大问题、深层次的问题, 也要研究具体的问题, 更要从区域板块内, 去探寻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中原学就是利用学科构建的新平台, 以便集中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 使更多的成果提升上去, 从而为中原问题与中国问题的解决寻找良方。

  (三) 中原学的内外比较

  其一, 与省外相关学科的比较。以地方命名的学问, 约有三种形态:一是以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州学为代表, 它们都是因为特定的发现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敦煌学因地名学, 是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24) 敦煌学起因于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书以及敦煌壁画, 其涉及史地、文学、语言文字、艺术考古、宗教以及中外交流等, 但都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敦煌学经历了萌芽、发展、深入、繁盛四个阶段 (25) , 已成为世界性的特定历史文化的学问。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有相似的地方, 吐鲁番学依托的是出自西部中古寺院遗址与墓葬中的文书、墓砖墓志等, “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 吐鲁番学已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 (26) 。而徽州学, 又称徽学, 以徽州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而成为明清史研究中的特殊的专门的学科, “历史的徽州, 徽州的历史, 剖析其文化内涵, 追踪其发展特点, 探究其源流脉络, 评述其意义内质, 这都应是徽州学” (27) 。以上这三个学问, 都是以地名命名, 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敦煌经书、吐鲁番文书与砖墓志等徽州文书) , 都属于地方特定时段的历史研究, 这显然与我们所讨论的中原学是有明显差别的。二是以洛学、闽学、关学为代表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学派的哲学文化研究。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流派, 也都是以地域进行冠名的。如关学, 是以北宋时期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人所形成的儒家理学学派。洛学, 是以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阳学人所形成的儒家理学学派。闽学, 是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学人所形成的儒家理学学派。以后还有所谓湘学、徽学等与哲学思想有关, 当然当代还有楚学之称, 更多强调的是以思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类的研究及其成果。这些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 与中原学显然不同, 如果在河南形成了历史延续、文化相承的思想体系, 我们不妨大胆地提出“豫学”这个概念, 但与中原学还是有明显不同的。三是以北京学、上海学、西安学、广州学为代表的区域城市学的研究, 其立足于历史, 关注当今, 重点是为当代的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与有效的对策思路。北京学强调的正是“融会北京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探讨” (28) 。中原学与这类城市学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而与长安学以历史文化为主, 显然是有区别的。中原学根植于历史, 面对现实与当下, 集中解决中原发展的急迫问题, 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 与省内相关文化的关系。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研究, 在近二十年来形成高潮。尤其是中原文化, 不但出版了大量成果, 而且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概念, 大家在讨论中原文化的概念时, 一般都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原地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般而言, 中原文化更多的是关注中原文化中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化, 对当代中原文化价值的挖掘, 并不是重点。这样就构成了中原文化与中原学的基本区别, 也就是中原学更多关注的是当代, 而不是历史, 尽管中原学要立足于历史;另一方面, 中原学关注当代中原 (河南) 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问题, 而中原文化即使涉及方方面面, 也主要是对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研究。试想, 如果中原学与中原文化都以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作为重点, 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多年来已十分成熟的中原文化的研究之外, 又提出中原学的概念, 那样, 似乎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因为中原学与中原文化,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关键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

  三、中原学的学科特点与学科体系

  (一) 中原学的学科特点

  中原学属于地方学的分支, 作为地方学的北京学、长安学与中原学等, 它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北京学的重要特性, 是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北京学也叫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或系统科学, 它的综合性需在北京学理论体系的宏观理论探讨、微观具体论述中得到体现。” (29) 北京学研究内容“太杂” (30) ;“杂”也就是综合性, 实则是地方学的共有特点。即使是以历史文化为主的长安学, 也以“综合学科”而著称, 其涉及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军事保障、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对外交流等, “内涵如此深厚, 涉及面如此广博, 涉猎到的典籍许许多多、方方面面” (31) 。这种“博”与“杂”, 即使就以历史文化为层面的地方学而言, 也成为其共有的特色。因此, 借鉴其他地方学的研究与归纳, 我们认为中原学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应用性、典型性。

  综合性。综合性是地方学的重要特征, 就区域而言, 与之关联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从现实需要出发, 中原地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 需要这些学科的专家, 围绕中原地区相关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从而为中原整体的发展进行研究与探讨, 找到破解相关问题的办法。即使从中原历史文化的角度的研究, 更多地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 但重点也是对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 从而形成对中原的从古至今, 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整体的研究。如果没有中原学, 没有中原学这一地域框定所形成的特定地域的概念, 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多学科的总体攻关, 许多问题有可能被分解在各个学科的具体问题之中了, 也就没有对中原这一特定地域的以“中原学”命名的专门学问了。

  应用性。每个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 所有学科都具有应用性、功利性的特点。作为地方学的中原学, 并不是不需要基础理论, 而且非常需要构建属于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但当务之急, 或者说在中原学构建的过程中, 现实观照与当代应用, 是这一学科发展中贯穿始终的主线。从国内外地方学应运而生的情况分析, 就是因为现实需要, 而形成了首尔学、伦敦学、巴黎学, 以及北京学、长安学、上海学、广州学等。中原学与这些城市学并不尽相同, 但在以前已形成的三峡学, 则属于地域范畴。但是, 中原学就地方学中的区域研究而言, 与城市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探索区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尤其是区域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是中原学活力永恒的关键所在。

  典型性。典型性又可称之为代表性。为什么中原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典型性?这是由中原特殊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原, 在农耕时代始终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相当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自夏代开始至宋金时期, 河南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长达3100余年, 可以说中国腹心地带文化资源的挖掘, 中华文化的复兴, 对于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 面临着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要保持农业的优势;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要保持传承发展优秀文化, 使之更具有活力;由中部发展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迈进, 让环境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尤其是对亿人的公民素质的提升, 责任重大。而这些问题, 不仅在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 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 中原学的典型性, 是由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和典型的文化所决定的。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接受的挑战, 积累的经验, 取得的成绩, 无疑最有代表性。

  (二) 中原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其一, 中原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中原学的概念, 中原学的特点, 中原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中原学的研究方法, 中原学设立的必要性, 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中原学的理论架构等。

  其二, 中原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研究, 中原地区人类兴起的原因, 人类文明的演进, 聚落发展的规律, 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等, 都属于中原学的基本问题。

  其三, 中原学的历史问题研究。中原历史时期农耕的发展与传统科技水平的提升, 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兴衰的规律探索, 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地位与评价, 历史时期中原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其规律, 历史时期中原人才的兴起与原因, 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争及其规律, 历史时期中原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 历史时期的中原移民的流变及其作用, 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特点, 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特点等, 具有规律性的研究, 以及人物、事件等个案研究。

  其四, 中原学的文化精神研究。中原地区的元典文化及其贡献, 中原地区的精神气质, 中原地区的精神内涵及其传承方式, 中原精神的传承发展, 中原精神与当代精神文明的构建等问题。

  其五, 中原学的现实问题研究。基于中原地区传统与发展的总体定位及其发展思路, 基于中原优势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中原城市化的路径与特色小镇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与中原人风貌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与河南经济发展, 国家战略叠加与河南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思路, 构筑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的布局、龙头及方法路径探索, 打造中华文化圣地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想, 先进制造业强省、现代农业强省、现代服务业强省、网络经济强省以及文化强省的基础、思路与路径等, 都需要从历史规律与全球经济上去认真思考与研究。

  总之, 中原学对河南研究而言, 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中原学的构建更便于从宏观战略的高度认识河南, 更便于聚合省内外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集约式的研究, 更便于从古今中外的角度统筹认识河南的价值以及问题研究的典型意义。希望中原学的研究, 得到理论界与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真正成为河南发展的重要学术品牌与平台, 并将河南问题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孙广举:《中原文化大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张新斌:“中原文化记忆丛书”,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

  (3)(8)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张新斌:《中原文化解读》, 文心出版社2007年版。

  (5)(9)李民:《中原文化与民族复兴》,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李庚香:《文化河南:中原文化精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7)李庚香:《中原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8)张新斌:《追寻中原文化的永恒记忆, 楚河汉韵南阳 (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之一) 》, 河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

  (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原经济区规划 (2012-2020) 》, 2012年12月3日《河南日报》, 第3版。

  (10)李柄武:《长安学总论》, 《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1)(21)李颍伯、王燕美:《北京学的缘起》,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2)王兵:《对北京学基本理论的初探》,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3)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卢培元:《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4)王社教:《对西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15)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 奋力建设思想河南》, 《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6)(19)(20)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改革开放30年》,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第13版。

  (18)张新斌:《河洛文化与河洛学》, 《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张占仓, 唐金培:《千年帝都洛阳人文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 《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等。

  (19)周义颦:《对敦煌文献归类的探讨与研究》, 《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0)陆永峰:《中国百年敦煌学述论》,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21)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22)菲元:《徽州学学科体系建构浅议——以<徽州学概论>为例》, 《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3)(29)苑焕乔:《北京学理论体系构建初探》,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4)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5)李小成:《长安学榷议》, 《社科纵横》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