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基础”。这些讲话凝结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四个自信”的有力支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博厚而又悠久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其作为一种文明模式的魅力，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既关乎中国的发展，也关乎人类的发展。
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之一
传统是人们在与自然、他人以及其他国家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文明表达系统。传统通过柔性的地理、群体、风俗和精神边界把一定群体的人们确立为一个具有文化同一性的社会共同体或文明体，成为其中具有超越性的生命力和维系力。在文明体发生重大变故或转折时期，传统发挥维系文明体的同一性的作用，所以具有“保守”的特性，但它同时又是文明体适应时代变化而自我更新的力量源泉，所以又具有“变革”的特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文明统一体。历史上以朝代更迭的形式形成的地域、族群和文化的自然融合，塑造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充实、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格局、特征和内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文明的更新。因革损益、变化日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构成了中华文明嬗变转型、不断自我提升的内在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更深层的思维模式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思想。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传统并非一套僵化和固定的套子，而是时刻和社会处于相互适应的过程之中。传统的人和人的传统始终处于形成和发展中;传统塑造国情，当代接续历史。传统文化是重要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传统的映照。传统文化的博厚、悠久和高明熔铸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的道义性和可信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令人心悦诚服的国际话语权，传统文化的人文内涵奠定“四个自信”的人文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文化复兴也必将进一步助力民族的复兴。
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建构性力量
传统文化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具有建构意义。正是因为有深沉的文化传统的力量，中华民族才实现了旧邦新命的历史转型。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积贫积弱，但这样一个弱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磨难中凤凰涅槃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当中，传统文化起了通过变革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作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模式到改革开放，我们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西方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特点迥异的不同阶段。始终贯穿于这些阶段之中并支撑着这些阶段不断地适应新形势而作出自我更新的命运抉择的力量，则是文化传统自强不息的深厚传统。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见批评是它没有衍生出现代化，使中国近代遭受种种挫败，对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首先，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若能按照自身历史演进，中国最终也会走上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自我演化的历史进程。其次，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地产生是一个具体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说到底，也仅仅是英荷等西欧国家内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而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原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是也不会是每个民族都同步地原生出或进入资本主义，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事实上，人类文明是相互交流的，并不需要每个民族把人类文明的成果都重新发明一遍。再次，若发达国家能够与落后国家平等地、和平地交往，落后国家也是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外历史研究常常批评近代中国、批评清王朝闭关锁国，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公正地说，在评价近代中西交往史以及列强与落后民族交往方面，合乎道义的立场是谴责侵略而不是批评被侵略者物质文明落后和国力衰弱。“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近代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选择一条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回应了先烈们对于符合道义的公正平等的现代化道路的期盼，自康有为以来引起人们重视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传统资源为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定向和支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一大批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取代旧民主主义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提供了现实性力量。可以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内在的文化传统和外在的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传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助力。
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支撑性力量
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些西方人士不理解，照他们的观点，中国早就该停滞甚至崩溃了，而照他们中另一些人的观点，中国的发展则是对于世界的威胁。可是，就在相互矛盾的崩溃论和威胁论吵吵嚷嚷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和平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跃。这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制度是合理的，理论是成功的，而在这三者的深层，则是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社会发展恰如水的流动，顺着原有渠道总是更为通畅。现代化进程以什么模式展开，离不开文化的定向、塑造和促进作用。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隐微而不可见的支撑性参数，如“通财之义”的观念就提供着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主导的资金流动之外的又一条资金流转渠道。这一渠道甚至更重要，因为它更为直接地维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抽象，可以得到一些普遍性因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尤其不等于西方当下的一些做法。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展开现代性，并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很难深入地了解这种现代性的展开和实现形式。传统的福利思想、乡贤意识、家风家训、乡规民约、社会自治等文化要素都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有利因素。当前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发挥文化传统的作用，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塑造现代化模式，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供文化支撑力量。
从文化自信到文明自信：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奠定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统一的价值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二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文化传统的灿烂丰富和悠久，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它的道义性和人类性。西方理论之所以对于中国的发展失语，就是因为其中没有包含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到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支撑性因素。所以，建立社会科学的中国理论，确立人类文明的中国话语，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不仅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对于人类也是有意义的。未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和定型，将会是中国基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旧邦新命和贞下起元。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欧洲不同。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封建时期悠久，文化灿烂，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后陷入落后被动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再次站到了人类文明的前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模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类型的人类意义。作为文明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持久的生命力来源之一是传统文化。特色是特点，不是特殊性，而恰恰是普遍性和生命力所在。文化的生命力和现代化模式的生命力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的有力支撑。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定型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升华，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日新又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而经典理论和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社会进程是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辩证否定环节。传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文化支撑力，现代化进程则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现实内涵和力量。中国不仅可以有文化自信，更可以有对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自信。文化是更基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模式的人类感召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未来中国文化将是基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立足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在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融合统一。它具有人类性，超越地域性;具有普遍性，超越狭隘的西方现代性;具有道义性，超越西方文化的自私性。这种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和统一。这种文化体现了中国主体性，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又具有人类原创性，能够引领国际文明话语，丰富人类文明类型。
(作者系中央党校督学组督学、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