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铸魂工程”，它不仅是乡村文化形态重塑和品质提升的重要路径，更是唤醒与延续乡土社会内源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那些深植于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活态载体，也构成了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思想宝库与资源根基。推动非遗的“在地化”传承，不仅能够有效破解当前乡村文化供给中出现的“水土不服”“文化主体虚位”“文化碎片化”等问题，还能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和凝聚社区认同注入文化力量。
乡村振兴是关涉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在内的全面振兴。其中，文化振兴不仅是关键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带来了文化适应性的新课题。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精神文化供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凸显出文化振兴的现实紧迫性。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作为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旨在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公平配置与协同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乡村文化活动数量持续增加，类型不断丰富，整体服务效能稳步提升，为乡村居民参与文化实践、享受文化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一些现实问题也逐渐浮现。一是标准化、格式化的文化供给模式难以精准回应村民多样化、差异化和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真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位。二是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依然严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与实践“主体”缺位，文化活力与传承链条因此遭受严峻挑战。三是部分非遗传承面临“盆景化”瓶颈，虽得到一定保护与展示，却未能有机融入当代乡村生活与社区语境，缺乏自我更新的传承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真正破解这些结构性矛盾，必须回归乡村文化生发的本体语境，将文化建设的根基深植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中，通过激发内源性动力为其注入持续发展的“活水”。
“在地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根脉所在。“在地化”超越了简单的“本土化”，强调非遗在其生成与发展的原生地域环境中，由本地社群主导、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的“活态”传承与延续性发展。其关键特质包括传承实践主体的本土性、文化表达方式与内涵的本真性，以及存续环境所依托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的情境性等。
非遗“在地化”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与双向互动机制。“在地化”传承不仅构成非遗存续发展的核心路径，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内核与内容源泉；与此同时，乡村公共文化体系能够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现代化的展示平台与实践场域，助推其从“遗产”向“资源”转化。
非遗源于传统农耕文明，是乡村“在地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也构成乡村文化认同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若脱离具有乡土特质与内生魅力的“在地文化”，便容易失去独特性和持续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非遗也需要借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走出封闭传承的狭小圈子，进入更广阔的乡村公共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非遗得以融入现代生活脉络，重新焕发其社会价值与实践生命力。
总之，非遗“在地化”传承能够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注入独具地方特色的内容与精神内涵，提升村民的文化参与感、认同感和创造力。而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则为非遗“在地化”传承提供传播渠道、实践载体与创新动力，增强其传承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者的有机融合与协同推进，能够有效激发乡土文化内生动力，共同建构一个根植传统、面向未来、富有韧性与创新活力的乡村文化新生态。
中国社会正经历显著的个体化进程，现代化及其获致的现代性，将传统上相对封闭、静止、同质的乡村共同体，纳入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催生出一种流动、开放、异质的人际关系或临时共同体。在这一转型进程中，农民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族、亲属网络以及村庄共同体等传统结构性框架中“脱嵌”出来，其主体性意识日益觉醒，选择空间不断扩大，但同时亦面临归属感流失、社会联结减弱和精神共同体衰落等新的社会风险。
在此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重建不仅关乎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活化，更是个体化趋势下一种积极的结构性回应。它旨在通过文化治理与共同体实践，重塑社区认同与集体精神，修复因社会结构转型而受损的精神共同体，从而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基础上，构建兼具凝聚力与包容性的新型乡村文化生态。非遗“在地化”传承强调以地域生态、社会结构和历史文脉为基础，通过“人—技—地”之间的有机互动，实现活态传承与当代创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文化传承的本土性与适应性，为乡村文化注入内生动力，也为有效应对因“个体化”而带来的“文化碎片化”提供了可行路径。非遗“在地化”传承在深挖在地文化资源、厚植本土人才沃土、搭建多元传播平台等维度，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强基固本。
丰富内容供给，培育文明乡风。口头传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说书、戏曲、歌谣等，往往承载着忠孝、仁爱、勤劳、节俭等中华传统美德与伦理观念。这些艺术形式以叙事生动、韵律鲜明、贴近日常的表达方式，深深融入乡村文化生活，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它们不仅显著丰富了乡村文化产品的类型与层次，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行为，引导民众向上向善、崇德明礼，切实推动着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培育与传承，充分体现出“以文化人”“以艺润心”的社会教育功能。
培育乡土人才，增强文化自信。通过政府表彰、资金扶持、传承人补助等政策性激励，使非遗传承人及乡土文化能手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职业尊严，从而有效激发其传承实践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这支“扎得下、留得住、带不走”的本土文化队伍，有效缓解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人才资源短缺的困境，为乡村文化建设和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人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传授技艺和展演实践中不断重塑乡村文化认同，增强村民对本土传统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从而夯实了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
促进体系融合，构建共生生态。非遗项目通过文化礼堂、乡镇综合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实现了常态化展演、传习与活态传承；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因非遗的融入，充实了服务内容，有效避免了“有场地、无活动”的设施闲置与运营形式化问题。这种双向嵌入与资源整合，不仅提升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和吸引力，也拓展了非遗现代表达和传播的空间渠道，从而在制度层面推动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场域中深度融合、互促共生长效机制的形成。
以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为例，在政府系统性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下，该活动已从年度节庆转变为常态化展演。“马街故事”乡村公共文化品牌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演出机制，周一至周五表演大书，周末增设小书场次。说书的内容不仅有传统古代小说演义，也有融合了时代价值和现代生活风貌的中国故事，每天都吸引着众多周边村民自发前往观看。马街从一个传统曲艺书场，逐步转型为一个具有内生凝聚力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文化实践通过持续的文化浸润，构建起以非遗传承为核心的文化向心力与稳固的乡村共同体意识。
以非遗“在地化”传承赋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能夯实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未来，应继续以人为本、扎根乡土、融合创新，完善政策支持与机制设计，使非遗传承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成为凝聚社区、提振认同、促进发展的核心力量，推动乡村走向既有传统韵味又充满创新活力的可持续未来。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河南日报》（2025年10月10日第10版）
统筹：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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