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生生之德”“天父地母”“以时禁发”“知足知止”，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基本思想底色，也基于此涵养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四个基本维度，即敬畏生命、兼爱万物的道德观，顺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伦理观，取用有节、用养结合的资源观，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的消费观。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赓续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衰的伟大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
生生之德：敬畏生命、兼爱万物的道德观。《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为易”，阴阳的对立转化是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继易之本源而后创生和化育万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善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就是“生物”之德。故人类应该效仿天地的生生之德，“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遵循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让万物得其天时地利而充分生长，这是人类最高的德行，是“大德”。宋明理学又以“仁”来对“生生之德”进行理论阐释，“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天的生生之德存在于每个事物中，就像人心能够体会到万事万物中的仁一样，人心之所以为贵就在于应合于天地“生物”之心。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以君子不但要以同胞之心“爱人”，还应以伙伴之心兼爱万物。这虽然是在儒家纲常范围内的一种泛爱，但是也体现了博大的人道主义胸襟，把人对自然的道德关系推向了一个至高的境界。
天父地母：顺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伦理观。“天父地母”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已有明确的表述。“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秦汉时期，“天父地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淮南子》中就讲：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天父地母”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阐发：“天，父也。地，母也。天地，人之父母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共同孕育生养，天如父，地如母，人如子，所以，“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人应当像孝敬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尊重、热爱、顺应天地自然，“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时生，助五行成，不敢毁当生之物。”“天父地母”观以父比天，以母比地，将伦理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大地”，人与天地的关系就像人与父母的关系，为人子女，孝敬父母天经地义，那么，人类顺应自然、善待万物生灵，也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观。
以时禁发：取用有节、用养结合的资源观。中华传统生态文化鲜明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式的灭绝性资源利用方式，“焚林而猎，欲得多兽，后必无兽”，大力倡导“以时禁发”“用养结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资源观，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永续性。比如，在林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应顺应时令及其生长规律，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也要“以时禁发”，根据时令特点实行合理的田猎制度，要保护母兽、幼兽，坚决杜绝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的灭绝式捕杀行为。除了“以时禁发”，还需“用养结合”。“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这体现了朴素的生态平衡思想，即通过保护野生动物生存的环境，来达到“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的目的。对于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根据自然环境特点来确定农业生产方式，“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当代人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不能以损害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这些思想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高度契合。
知足知止：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的消费观。过度消费、奢侈浪费是导致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大力倡导“知足知止”的消费观，提倡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反对过度消费、奢靡浪费。先秦诸子中，儒、道、墨、法各家均推崇节俭、反对奢靡浪费。老子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孔子主张，人应该过一种物质上俭朴的生活，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非常重视“礼”，但并不看重礼的外在形式，反对用奢华的物质形式来行礼，更看重人在从事礼仪活动中的真实情感，“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孔子对“礼之本”的重要阐释。墨子提出了著名的节用、节葬思想，并提出节俭是区分“圣人”“小人”的一把标尺，也是关乎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圣人节俭，小人淫逸，节俭则昌，淫逸则亡”。法家也大力提倡节俭，商鞅的“富国贫治”思想就体现了这一点，“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国家富有，却按照穷国来治理，国家会富上加富，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国家贫穷，却按富国来治理，国家就会穷上加穷，就会变得越来越衰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在很多问题上不免各执一端、争辩不休。然而在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知足知止”“节用爱物”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
（作者系郑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河南日报》（2025年08月01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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