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的起源：由四方而中
4000年前，中原地区形成了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多点起源的中华文明，逐渐汇聚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发展出夏商早期王朝，继而又由西周进行总结，凝聚为秦汉的大一统。当代中国，也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的5000多年，是一场由“四方而中”，由“中而中原”，由“中原而中国”，由“中国而天下”的宏大历史运动。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明是源头，也是核心。由“中原”之“中”而产生的哲学观念、道德观念、美学观念，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的内在机制，就是“中”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展开，从实在的“中”上升为概念的“中”，又从概念的“中”落下为实在的“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立于世，5000多年文脉不断、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
中华文明是由四方到中原，由中原到中国，再由中国到天下的文明。大约5800年前，中华文明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起源并展开，各地方文明各自发展，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在这个文化大融合、四方汇聚于中的文明发展态势中，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文化核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人产生了“中”的观念。夏禹定都于中原的阳城，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分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豫州就是中原，为天下之中；商汤也建都中原，称“大邑商”，商王居天下之中，而有四土：东土、南土、西土、北土。
“中”的观念主要由“四方汇聚于中”的文明历史发展而来，也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知。“天圆”，是指宇宙空间的弥漫性周天环绕状态。“地方”，不是说形状为方，而是指状态与特性，是指根据地理认知，在有中心参照点“中”之后，规划量度前后左右、上下东西南北（六极）的方位。四面八方天地，人据中、居中、治中，这是对环境探索的起点，其为“中”，即“中国”的“中”。“四面八方天地人”是中国大宇宙观，“地方”指的是据中向外，有方向，可指引。方，是空间概念：“舆”。
“天地人四方”概念之下，用器物规划社会阶层，用自然节律来规划行为，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开始了中国成为中国的进程。夏代，作为兼具饮食与祭祀功能的鼎最早出现了方体的造型。今河南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就曾出土过陶质的方鼎，商代早期出现了青铜方鼎，晚期除方鼎外，爵、斝、觚、尊、罍、壶等均有方体的造型。
商人所铸青铜器，最为尊贵的就是方鼎，四面和四个转角共有八个兽面纹，各自朝向一方。方形器的意义决定了礼祀的权力在谁手中。东西南北，浓缩了王国的舆幅，方器的四个面对应之。作为主祭人，代表着对祖先所开辟，自己将继承，并即将征服的舆幅的统辖。所以，方形器对比圆形器，多了超越族群的天下概念。方形器物的流行反映了夏人与商人的四方和八方观念，并含有对王权以及等级秩序的理解。宇宙的秩序，即人间的秩序。
四向、八方，就是自处中心，八方为舆；天地中人，人主三界。这就是中国能成为中国的根本。
二、由“中”而中原、由中原而中国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商人已经具备了东、西、南、北、中的观念，商人自称“中商”，将四邻国家称为“方”，也就是四方，将西方方国称为“西国”，将东方方国称为“东国”，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意识。周武王克商后，于洛阳兴建成周，昭告于天，依据时人的观念，也将商朝的腹地称为“中国”。《何尊》铭记载了这件事：“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概念的最早实物记录。“宅兹中国”居住，就是来到中原，“自兹乂民”，就是治理这里的人民。此中国，就是中原。四方文化，汇聚为龙山文明，百国之合，汇聚为夏商周，再发展出秦汉的大一统王朝，这就是“中”的历史演进。
后世中国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也可看作对这个“中”概念的哲学化解读和实践。思维的统一是民族在同一个世界观下能够融合统一的基础和条件。
三、由“中”而“中道”——中庸、中正、中和、中通
“中”也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思维演进。中，就是东西南北+上下，人居中。在东西南北中间的人，是“中”。在天地上下中间的人，也是“中”。在过去和未来中间的人，也是“中”。
“中”代表着人的时空意识，人对自己与宇宙、与鬼神、与万物、与自身、与他人、与异域、与他族关系的界定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中”是人自立于天地，自立于世之始，是文明的开端。
古人由“中”而建邑，由“中”而建城，由“中”而建邦，由“中”而建国，由“中”而知天下。中，是中国古人对自己文明经验的归纳，是汇聚于中，也是辐射向外。中，是历史，是思维，是哲学，也是文化。继而，“中”由表示空间而演变为文化观念，上升为“中道”，表现在哲学、道德与文化层面，即“中庸”“中正”“中和”“中通”。
（一）由“中”，而产生出中庸的哲学观
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天下之正道。庸，就是不改易的平常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极致的高明，可由中正平常推至而来，上可成贤成圣，下可退居夫妇平常。每一个概念的向上与向下运动，“语大”与“语小”，都代表着中国哲学精神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崇尚中庸带来了世俗理性的文化性格，重视人伦日用，不走极端，宗教意味淡漠，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
（二）由“中”而产生的“中正”道德观
《周易·乾》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刚健中正，守正不阿，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的伟岸精神与崇高美德，来自中道之“中正”。
（三）由“中”而产生的“中和”文化观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则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中和而美，“美在其中”，礼乐中和，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中和”思想表现在学术上，是东汉经学的演变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东汉时期的洛阳太学是当时学术思想的中心，其融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倾向，以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进行经学大讨论以及《白虎通义》的总结为代表，基本上消除了今古文经学之争，推动了时代的思想统一。魏晋玄学的兴起，其本旨也可以看作对孔儒、老庄思想的一种调和尝试。而玄学在后期的发展中，又容纳了佛教思想，这就是玄学与佛学的调和。东汉经学与魏晋玄学都具有的融合特征，就是“中和”文化观的体现。
（四）由“中”而产生的“中通”变革观
由中而通古今，由通古今而知变，由通变而有继承与创新。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发展融汇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与面向，主要包括思维方式创新、政治制度创新、学术思想创新与文明形态创新等多个方面。其中，学术思想、思维方法的创新起到了破局与引领的作用，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规范与稳定的作用，上述三个方面的共同推动，最终促成了文明形态的创新。
从学术上看，宋学与洛学的产生，是对中古文化、汉唐儒学的重要创新。这是一种纵向的“中通”，也即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随着唐宋变革的到来，洛学产生于中原大地，其学脉源远流长，从宋初三先生至北宋五子，河洛之间学术兴盛，洛学正式成立，传播广布，流派众多，两宋年间的闽学、湖湘学、浙学、象山学，或直承洛学，或由洛学演变而来。洛学创建了理学的宏大思想体系，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伊洛渊源”，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重大，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而宋学则是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宋代的理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衍生出来的宋学精神兼及社会学领域、文化领域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研究。宋学奠定了宋以后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哲学之基，成为治道根本与文化底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基体中，宋学精神也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
宋学建立了新型文化，在宋学的形成过程中，洛学发挥了积极的理论建构作用，而洛学本身也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学得以兴起的思想背景，就溯源于唐宋之变带来的宋型文化，洛学既参与造就了宋学精神，同时也是宋学精神的产物。宋学与洛学的兴起，是“中通”变革观在文化上的表现。
建立“中原学”的关键，必须深入思考“中”的历史发展内涵及其与中国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中华美学、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关系，找出其中内在性关联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深刻体会中国文化、中原文化的根本特性，作出符合实际的历史归纳。从具体的现实层面看，只有充分了解古代中原文化兴起之由、发展之盛，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原文化衰落的原因，积极展望与牢固把握中原文化在伟大新时代复兴崛起的历史契机。
为此，建议省社科联在推进河洛学、洛学、宋学、中原文化传承创新等几个方面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与中原学进行恰当的接轨与兼容，将以上研究成果作为中原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与学术文化依据，打造河南中原文化品牌，扩大中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
（作者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统筹：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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