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后，全国学界纷纷响应。中原学人坚信“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们以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为学科平台，通过对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河洛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转化，建构的“中原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黄河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和“炎黄学”（炎黄学学科群）等，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因其在构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学科共同体（学科群），我们称之为“中原学派”。
关于中原学派及相关概念，学界已有论及。如李庚香在2016年首度提出“中原学”概念之同时，还把“打造中原百家、中原思想家群和中原学派”一并作为“打造中原学、建设思想河南”的三大思想载体之一。其中，“中原学派是相对于全国而言的，是指有着河南地缘关系的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方向或相同、相近学术主张的学术团队”。他鉴于“河南历史上陈宋学派中的道家和郑卫文化中的法家影响很大”，建议“结合河南优势学科的发展以及河南学术发展缺乏大家、名家的现状，重点打造中原法学学派、史学学派、文艺学派等，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在全国有鲜明影响力的中原学派”。至2019年，李庚香再次提出“以中原学建设为载体，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把河南大学的“黄河学”、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河南社会科学院的“洛阳学”，以及河南省社科联与郑州大学共同建设的“中原学”，作为繁荣发展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继之，宋朝丽、汪振军在论述中原学基本理论体系时，把中原学派作为中原学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提出“打造中原学派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建议”，并把中原学派的研究内容分为中原学术研究、中原艺术研究、中原经济社会研究、中原文化传承与创新四个分支。与之相关者，宋争辉在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把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之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以及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之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成为具有鲜明中原文化特色的大学科群；“三位一体”的中原大学科群，不仅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炎黄文化的学科化成果，也是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原模式。
本文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之“中原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黄河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和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之“炎黄学”（炎黄学学科群）的构建过程为分析对象，通过中原学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回答“中原学派”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原学与区域文化学科化目标
与20世纪初因新发现而成就的“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新学问”不同，21世纪初兴起的“地方学”，大都来自地方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学科化构建，如浙学、湘学、桂学、晋学、闽南学等，或各种各样的城市学，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西安学等，是对现实存在进行解释或构建的结果。
“中原学”与“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都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及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其中，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在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先于2015年被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第一期”A类建设学科；次年，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提出“中原学”概念，所不同的是“中原学”一经提出就直接被定位为一流学科；“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因郑州大学于2017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而自动设为一流学科。至2019年李庚香发表《走进新时代的中原学》，把河南大学的“黄河学”、信阳师范大学的“炎黄学”，与河南省社科联、郑州大学的“中原学”一并作为“中原开始有学”的标志，意味着中原学也进入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行列。由于郑州大学的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最初由中原历史、中原文化和中原考古构成，后调整为中原考古与早期中国、中原文明传承与发展、“一带一路”与中原文明、中原人文精神与文化软实力四个学科方向，在学科化进程中尚未进入研究对象抽象化和学科概念化环节。事实上，“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需借助中原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整合中原历史文化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使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方向感和价值追求。
21世纪初，新一轮地方学的大批涌现，大概有两个内在推动力：一是以地方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发掘与研究，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或社会知名度，总的特征是学术研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比如，2013年创刊的《地方文化研究》发刊词明确指出：“以研究、发展、繁荣地方文化为宗旨，以打造地方文化软实力、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此为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各地开展文化研究的普遍现象。二是以区域文化研究表达国家话语，突出区域历史文化的国家立场。区域文化或区域史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区域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均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国家历史也可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春声、郑振满、科大卫等在华南地区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华南学派”最具代表性。中原学，同样以区域文化表达国家话语，而与“华南学派”不同的是，中原学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以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走学科化之路。《中原学与区域文化学科化目标》，以新出版的《中原学概论》为例，通过中原学学科构建中选择的学科资源及学科定位，来呈现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中原样本。
二、黄河学与大河文明学科化的本土话语
人类文明起源地，无论是五大文明古国，还是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大河孕育而成的，这是没有争议的。梁启超不仅最早倡言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还据此把“河流文明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经历三个时代的第一纪。2023年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发布的《郑州宣言》也重申：“大河流域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基因。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分别孕育了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问题是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不仅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还产生了古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只不过古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的知识体系都是来自他者的叙述与构建。如法国学者商博良1822年创建的埃及学，实际是178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产物；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组织鉴定的楔形文字释读结果，往往被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提出黄河文明如何学科化的紧迫问题。
2008年10月，河南大学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黄河文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苗长虹等适时提出建设“黄河学”哲学社会科学平台。次年11月，首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酝酿已久的黄河学由此落籍河南大学。从“黄学”“黄河学”到“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关于黄河学的前世今生，吴鹏飞《“黄河学”学科构建刍议》、王洪伟《何谓“黄河学”、如何“黄河学”》两文已有相关学术史回顾。不过，两文所述之学术史，均止于2010年，总体上回顾的是“黄河学”从专门学问到综合学问（或学科）的发展历程，而彼时河南省特色学科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建设尚未启动。又见吴鹏飞《黄河学研究新进展与黄河学课程教学效果分析》一文所指2009年以来黄河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是2013年郭来喜提出的“新黄河学”、王洪伟提出的黄河学学科化路径，2016年那玉林关于建立黄河学分支学科体系问题、2022年张新斌关于目前黄河文化与黄河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关注重点并不在河南大学推动的“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建设。
《黄河学与大河文明学科化的本土话语》，以“黄学”“黄河学”“黄河文明”特色学科群学科概念的演变，“黄河学”高层论坛(1—15届)和《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1—22辑）学术丛刊为分析文本，从黄河学学科体系和黄河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本土话语、学科概念和知识体系出发，探讨大河文明学科化的中国话语。比如，黄河学的源头，是著名泥沙专家为解决黄河多泥沙问题而提出的“黄河学”；“黄河学”也是为了综合治理黄河而提出的综合性学问，一开始就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黄河学”高层论坛所涉及的主题，沿黄经济区、黄河流域文化产业发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黄河灾害与社会应对、黄河文明与中国道路、出土文献与黄河文明、气候变化、黄河变迁与中原文明嬗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等15个主题，都是来自本土概念、本土话题以及本土性叙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栏目设置，除专论栏目外，还设有“黄河学研究”“古文字研究”“文明对话”“中原民俗神话”等栏目，特别是第16辑（2020年）之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黄河文明与文化”4个栏目的相对稳定，说明“黄河学”研究团队已经从本土概念、本土话语中提炼出本土性问题。
三、炎黄学与中华文明的学科阐释路径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源头，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古史重建，包括文献史学的“二重证据法”、考古学对中国史前史的复原，以及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奴隶社会性质的解释等，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相结合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后，国家先后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坚持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传统。“夏商周断代工程”本身就是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其主要研究途径有:一是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及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仪(AMS)的14C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也是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以考古学为核心、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包括把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探讨其背景、原因、动力、机制、特点相结合。经过参加工程的20多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上，两个国家“工程”都强调多学科联合攻关，但如何克服考古学和其他科技手段“两张皮”状况，仍需很好地总结。比如探源工程，在专题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在宏观上如何就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地点、过程、原因等作总结性概括，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如何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克服“考古学和其他科技手段‘两张皮’状况”问题，可能成为继“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之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方向。
其实，20世纪末李学勤先生鉴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学，等等),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延续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单纯依据考古学，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一样的。他坚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2003年，李学勤先生出版《中国古代文明十讲》时，在序言中强调:“我所致力的领域，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同年，李学勤在《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中还指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用另一句话表达就是，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因为我们说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的文明从炎帝、黄帝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炎帝、黄帝那个时代距今天，一般的理解是将近五千年。所以我们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和炎黄子孙这句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李学勤有相同想法的还有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94年，在台北举办的一次“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研讨会上，张光直在提交的论文《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一文中指出：“我们在20世纪的后期和21世纪的前期，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学科——新先秦史。”曹武兵也曾提出设立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中国文明史”等。
看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学科化阐释，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炎黄学概论》以炎黄、炎黄文化为本体论，以炎黄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与中华文明符号表示、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炎黄祭祀与国家认同为认识论成果，以炎黄文化的育人功能、民族认同价值和学科化方向为价值论内容，实际上已经探讨出以学科化阐释中华文明的新路径。《炎黄学与中华文明学科阐释路径》，接续前辈学者思考方向，结合信阳师范大学炎黄学学科理论构建成果，以炎黄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精神标识,以炎黄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主轴主线,以炎黄学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据此实现中华文明研究的学科化阐释。
四、中原学派及其特征
学派之说，其来远矣。“学必有派，是言一家学问之源流”。中国传统学问以家相隶，先秦诸子百家源自汉代,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后，进入《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共十流百八十九家。家者，家学是也，如儒家之家学，在宋代经理学家之梳理下，最终形成从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到孔子之孙、曾子弟子子思《中庸》，再到子思弟子孟子《孟子》，所谓“四书”为文本的学统，儒学始有“孔孟之道”之称。宋代理学家在梳理儒家学统时，因对“理”的理解不同，或性即理、或气即理、或心即理，而形成“濂学”“关学”“新学”“洛学”“蜀学”“涑学”等众多学派。中国的学问，从家到派，始有学派之说。但后世学者对学派的梳理仍以家学为宗、以人相隶，于是从朱熹《伊洛渊源录》，到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的“学案”，以“案主”为中心而建构师承、家学、门生、交游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关系，展示了相同或相近的学术主张和师承脉络，即为学派。应该说,中原理学开启了学派地域化进程，但这种以师承渊源确立学派的传统，招致近代学人的强烈质疑。1918年,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称：“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
20世纪以来，学界借鉴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给“科学共同体”下的定义——“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科学家集团，集团的成员有经常性的充分的学术交流，他们的专业判断比较一致，拥有共同的范式”，而以“学术共同体”重新厘定学派。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华南地区围绕着历史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被称为华南学派。这个学术共同体是跨院校、跨专业的，且有经常性的交流。他们熟悉彼此的工作，在专业判断上比较一致，也可以说是逐渐形成并且接受了共同的范式，比如重视经验、田野和民间文书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是指中原学人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原特色的“学科共同体”或学科群，包括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之“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黄河文明”学科群和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之“炎黄学”学科群，以学科共同体界定学派。这个被称为“中原学派”的学科共同体，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科学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的结构特征，即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学术交流平台和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研究范式；较之于中国传统学派，这个学科共同体既不以人为本，也不以学为本，而是以学科为单位，以问题为中心，围绕问题由相关学科构成学科共同体。一方面，这个学科共同体的研究团队由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科联等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学者组成，以河南省教育厅组织实施的“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和“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和特色骨干学科建设方案”为学科共同体的交流、评价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共同体以问题为中心，研究内容是开放性话题，几乎没有地域界限，但其研究范围总体上又未超越广义中原的文化和地域含义，故以“中原学派”为名。
已被列入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的“甲骨文信息处理”学科群和尚未进入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团队的“河洛学”学科群，同样是中原学派的重要成员。因目前掌握材料有限，暂不纳入本文讨论范围。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原学、黄河学和炎黄学的问题意识中归纳出这个学科共同体特征。
第一，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要重视问题淡化学科特征。《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以“对接国家计划、服务重大需求、强化优势特色”为基本原则，以提高科研水平、科研创新能力为建设目标，有10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内前列。《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和特色骨干学科建设方案》坚持“一流标准、服务地方、强化特色、创新驱动”，通过特色骨干学科建设，推动一批学科进入国内一流行列或前列，“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原学整合18大学科群、5大支柱学科、4个学科方向，助力中原发展。黄河学以“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为学科平台，通过经济、地理、历史、文学、哲学等优势学科力量，构建文理交叉、多学科渗透的研究平台和黄河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黄河文明以及中原文化与民俗四个研究方向，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本土材料、本土经验，提炼学科概念、学术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挑战现行学科设置和学科体系的最终追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是中国特色。现行学科设置及其背后蕴含的学科理论和学术话语，从根本上难以表达中国特色。中原、中原文化，黄河、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炎黄、炎黄文化，以及河图洛书、河洛文化等来自本土的符号、文化传统，最具中国特色，由此出发构建的中原学、黄河学和炎黄学等新学科，才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三，以学科理论构建和学科平台建设为抓手，推动特色学科建设的实践路径。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方案、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原学研究院、炎黄学研究院等都是这个学科共同体的运行载体。国家精品课程“黄河学”、《炎黄学概论》、《中原学概论》等，则分别对黄河学、炎黄学、中原学的学科理论与实践进行初步总结，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原的发展方向。
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以学科共同体命名学派，从本土材料、文化传统出发，提炼学科概念、学术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根据西方经验归纳综合出来的西方社会科学里面所有的法规、规则，都要接受中国材料和中国经验的检验，从而得出西方社会学科哪些理论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须借助中国材料加以修正，以及中国材料又能归纳出哪些新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学科建设的意义在于对本土学科资源的发现与诠释，目的仍然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易于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学科概念、自主知识体系。如大河文明学科化问题、文明探源学科化问题，以及区域文化学科化问题，都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如此才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
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正走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道路上。因此，最后以张光直1984年在西安为陕西考古工作者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炎黄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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