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切实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升至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在实践中凝练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科学性、原创性、开放性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
（一）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基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文化自信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其作为贯穿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红线”，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蹄疾步稳、行稳致远。坚定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凝练和归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精髓及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把握，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意义所在，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以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必由之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为新征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通道，更深层次地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巩固和拓展了文化主体性，因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最根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方法论，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文化方向前进，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愿景上迈出坚实步伐。
（三）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根本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其蕴蓄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等精神标识充分展现出来，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最新表现和理论上的最新概括，将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内涵、底蕴，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便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底气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先决条件，为中华民族再创辉煌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四）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文化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责任、崇高追求和使命担当，要求中华儿女勇担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走向的科学把握，更是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脉的必然选择，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类情怀
（一）为化解文明冲突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积极谋划人类文明发展，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基调。全球文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延伸到文化层面，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使不同文明在对话互动中相融相通、互鉴互学，构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二）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文明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强调“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大同”，超越所谓的“普世价值”和“西方中心论”，彰显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一大步，升华出对人类文明统一共性的概括，这是“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时代复兴，必将引领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理解方式的深刻革新，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前途迈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项长期的探索性事业，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需要一以贯之地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本质规律进行研究和阐释，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为引领“两个大局”下的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进步的壮丽时代景观。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人类文明走向“十字路口”当口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产物，其中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质上孕育成为“中国方案”，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两个大局”的宏大时代场景，以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破解世界各文明纷争和冲突的良方。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意义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创作论
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和最终目标孕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当中，以实现人的本质复归、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趣，真正做到以“人的逻辑”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厚植民生情怀，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充分体现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这一思想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阐明了文化建设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明以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价值指归的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类场合提出，无论是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二）坚持自信自立的文化自主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自信自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涵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内在素养与气质魅力提供精神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顶层谋划和科学部署，深刻回答事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坚定自信自立不仅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在深耕厚植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前提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得以建构和发展。
（三）坚持守正创新的文化使命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现代视野接续中华文脉，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有机结合，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形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两创”理念，为文化发展提供原则性、指导性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一言以蔽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既要赓续传统、不忘本来，又要守正创新、继往开来，方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在“守正”和“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同时，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辉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四）坚持问题导向的文化宣传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在理论与实践科学结合的基础上深耕实践方法、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贡献强大的实践伟力，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直面问题的实践品格。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同下一盘棋、同织一张网、同树一面旗、同凝一条心，以坚定的意志力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五）坚持系统观念的文化协调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统筹谋划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用普遍联系、辩证统一、发展变化、全面系统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阶段、新环境、新任务，审时度势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形成目标明确、任务精准、特色鲜明的文化发展战略。这一重要论述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着力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扩大优质文化供给力度，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内容，拓宽文化消费领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铸思想力量、提供文化支持。
（六）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开放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融通，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养料和活力。在赓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这一思想体系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着力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互鉴，以打开、打通、打造世界各国文化交融的欣欣向荣之态。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向世界阐释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中国话语的有效说服力，以期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分别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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