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治国理政无非两种逻辑或方式。一种是德治，靠柔性教化来实现；另一种是法治，靠刚性约束来实现。道德，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样态或现象。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引导，用刑法来整治，百姓虽免于刑罚，但不知羞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教化，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从而也就有规矩了。
反腐倡廉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同样离不开德治和法治这两种逻辑或方式。也就是说，古今中外的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刚性来惩治，更需要道德文化的教化来预防。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不仅顺应治国理政的一般规律，而且切合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具有很强的一般规律性和现实针对性。
一、廉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反腐的新要求
从反腐败斗争态势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打出了标本兼治、铁腕反腐的一系列“组合拳”，反腐败斗争胜券在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就指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2022年6月，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巩固”；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些显著成就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败斗争就要从以“破”为主，消除腐败存量，转向从“立”的监督，着力遏制腐败增量，最终实现标本兼治。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崇廉尚廉的文化氛围。
从腐败的发生机理看，影响腐败发生的成本、机会、动机这三个因素，与中央提出的“三不腐”对应，必须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不想腐”更具根本性，消除腐败的主观动因，腐败也就无所谓发生了。“不敢腐”“不能腐”都是外因机理，“不敢腐”虽慑于压力，但贪腐的欲念没有被根除，动机一直存在，一旦成本较低、机会到来，势必会死灰复燃；“不能腐”看似取决于制度，其实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况且制度的运行也需要文化的认同。一个“贪渎文化”盛行的社会，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失灵。
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治理的参与者。反腐败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就只能是“少数人的运动”。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在观照范围和作用对象上却有很大区别。廉政文化局限于掌握公共权力的群体，廉洁文化则以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为重点，面向的是全党全社会的整体。《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廉”文化建设从机关企事业单位走向全社会。当清廉之风吹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时，反腐败斗争就进入“无为而治”的善治状态。
二、文化反腐的斗争一直在路上
重视和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尤其是对腐败“文化化”现象的把握。著名学者冈纳·缪尔达尔在分析亚洲一些国家治理腐败效果不佳的原因时就指出：除了制度不够完善，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腐败现象的背后有“腐败文化”的支撑。在这些地方，腐败被视为“正常”，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所谓“腐败的民俗学”。
这种“文化化”的腐败“民俗学”，其实在相当多的案件或社会认知中都能找到影子，只是程度轻重、非此即彼而已。如果这种现象不绝，不仅会使腐败滋生蔓延，而且会使反腐败斗争更加艰难。早在2005年1月3日，中央就颁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中国反腐败的第一个战略性计划，标志着“教育”正式成为中国反腐败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围绕贯彻落实好“教育”战略，2005年年初，全国自上而下掀起廉政文化建设热潮。为引导这股文化建设热潮，2010年3月，中央纪委联合六部委下发《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把廉政文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回看这场廉政文化建设热潮，一是建立文化反腐的专门机构，各级纪委都单独建立宣教局、宣教室，为目前纪委监委宣传部建设奠定组织和业务基础；二是构建一种“大宣教”格局，初步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大格局；三是建设一大批廉政教育基地或品牌，一些公共设施增添文化氛围，“廉”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民间。但必须承认，这种多部门、多主体的“大宣教”格局，看似整合各部门的廉政教育资源，实际上也注定它不可持续的先天不足。如，由于责任主体过多，在人力、经费预算等方面都缺乏刚性的落地措施。同时，它也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三、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由此也决定了廉洁文化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历史性工程。必须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谋划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策略和路径。
一是解决好廉洁文化建设的认识问题。应当承认，虽然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非常重视，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对廉洁文化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问题大量存在。总觉得文化建设见效慢、不容易出成绩，放一放、缓一缓没有关系，把注意力都放到办案上了。办案固然重要，但不从社会价值观层面解决腐败“文化化”问题，即很难打赢反腐败的持久战、攻坚战。因此，要充分认识廉洁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建设不同，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评价机制，通过测定群众对于腐败的危害、反腐败形势的评价，以及群众崇廉尚廉的意识等，以评价一定区域和单位的廉洁文化建设绩效。
二是落实好廉洁文化建设的责任问题。廉洁文化建设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决定廉洁文化建设是文化事业，而非文化产业只能由党委政府“埋单”并承担主体责任。要在人财物问题上解决好专门机构、专门人员、专门预算问题。关于专门机构，现在各级纪委监委都建立宣教中心，这就是一个专门的事业机构，一定要研究问题、充分发挥作用；关于专门人员，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应当与当前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结合起来，制定一个硬性的匹配标准；关于专门预算，就应当像职业教育、国民教育一样，纳入政府的经费预算，每年通过人大会议予以法治化。
三是搭建好廉洁文化建设的载体问题。廉洁文化建设不仅政治性强，而且专业性强，必须有一批稳定的、专业的载体。因此，要着力建成一批阵地，例如，面向社会建造一些廉洁文化教育场馆，或者在现有的公园、社区、街道开辟一些专栏等；要着力推出优秀作品，可以通过委托和购买等形式，探索与社会机构合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
四是观照好廉洁文化建设的参与问题。为了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局面，政府应当有专门的政策规定和支持。例如，可以制定向社会专业机构购买廉洁教育服务的相关政策，以确保社会参与的持续和质量的提升。目前，一些专门开展廉洁文化传播的社会机构，很多因缺乏市场而难以为继，应以政府购买来支持“第三方”参与，以激发廉洁文化建设的社会活力。
（作者系河南省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纪检监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