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主要从为什么要构建殷商学、殷商学是什么、怎样推进殷商学建设三个方面谈几点认识。
一、为什么要构建殷商学
首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价值，并深刻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从“文化自信”的提出到“两个相结合”，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一以贯之。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殷商历史文化基本史实、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河南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中的“寻商探宋”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殷商文化和甲骨文是高度重视的。加强殷商文化研究，构建殷商学，是河南省社科界贯彻落实党中央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举措，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
其次，是探文明之源、寻民族之魂的需要。面向未来百年，我们需要再一次出发，需要再一次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夏有400年的历史，商有600年的历史，周有800年的历史。“中原文化殷始创，观此胜于读古书。”殷商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根文化的地位。纵观商族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华夏九州由禹开始，国家文明由夏诞生。在《禹贡》中，我们体验了大禹的脚力——“禹迹”。禹受天命平夷洪水，整理大地，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种思想经过夏、商的传承而成为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我们看到了列祖先贤让华夏民族永世昌盛的心志。一是让黄河造福于百姓的使命。二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服务动机。三是定九州，肇始了国家文明。四是繁荣于殷商，定型于周，形成了礼乐文明形态。帝喾之子契，封于商，被称为商族始祖。先商时期，它在夏朝统治下发展着自己独有的先商文化；商朝时期创造的青铜文明和甲骨文字，在中国上古文明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是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品牌的需要。从1921年开始的百年考古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元一体”，二是“上不封顶”。如今，在“考古中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河南有三个重点：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帝文化研究，这主要是研究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三皇五帝”这一上古时代。二是夏文化研究，这是要研究国家文明形成的早期代表“夏时期”。三是殷商文化研究，“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文化被国际上公认为“信史”阶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洹水南殷墟上，独特的甲骨文让朦胧的商代成了有依凭的事实，使文字的演化有了强有力的证据。
二、什么是殷商学
殷商学之所以成立，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遗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历史文化遗物和巨大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留给后人无穷的研究空间。构建殷商学，就要研究中原文化之根、中原文化之脉、中原文化之魂，进而透视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社会生活景致，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思考中国精神之缘起、探索中国信仰之源头，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文化品格之由来。可以说，殷商学是对新时代的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创新和再出发，也是殷商文化研究转型提升的重要标志。新时代的殷商学研究最关键的，是要从历史与文明的大视野中把殷商文化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来研究。因此，构建殷商学，要着重把握好三个关系、六个重点和三个关键。
（一）要把握好殷商学研究的三个关系
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原学和殷商学的关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构建殷商学，为深化拓展中原学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源头活水。殷商学必将成为中原学新的学科分支和新的学术增长点。殷商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是中原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殷商学是新时代中原学学科内涵和重点内容的新拓展，也是中原学学科体系中的源头性学科。在中原学提出前后，河南分别有多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区域色彩的学科问世，东有河南大学的“黄河学”“新宋学”；西有洛阳师范学院的“河洛学”；南有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和南阳师范学院的“冯友兰新理学”；北有安阳师范学院的“殷商学”；中间是中原学，中原学的“中”字就像一面旗帜，就是要把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旗帜插在高地上，统领、辐射、整合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如果说中原学的古典形态在空间上是由河洛学、黄河学构建的，那么在时间上则是由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组成的。这六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经线和纬线。中原学和河洛学、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新时代黄河学一起，成为河南省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引领者，成为河南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的“学脉”，这是河南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新的发展演变趋势。
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殷商学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在这里，殷商文化和殷商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在我们看来，殷商学主要体现了对殷商文化的学理化、学术化和学科化，是新时代中原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整体建构的重要一环。若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算起，120多年来，中外学者围绕殷商王朝的考古遗迹、甲骨文字、青铜器皿、空间布局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文字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为殷商学的诞生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学材料的层出不穷，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逐渐显现，殷商历史文化研究由于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学理化研究，已经满足不了学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在新时代，殷商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将殷商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从学术、学科的高度进行重构重建重塑。历史文化研究可以是比较零碎的，但是“学”就比较系统。作为一个“学”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另外要有一批研究人才。根据这三个标准来看，构建殷商学，是对殷商文化的学理化、学术化、学科化。因此，构建殷商学，就是要从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维度，用“学”进一步凝聚几代学人关于殷商文化的研究共识，用“学”系统梳理出学界关于殷商文化体系的基本脉络，用“学”准确定位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用“学”阐释清楚“殷”与“商”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用“学”打造殷商文化核心学术生产力，依托“学”推动殷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学”的旗帜下树立起大省河南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殷商学与“甲骨学”的关系。甲骨文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泥版文字、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的三种文字早已销声匿迹，只有甲骨文发展了下来。作为中国汉字起源的甲骨文，被称为汉字之根、中华之魂，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足以代表殷商文化也已经是成熟的文明，足以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成熟。殷商学的核心组成是由甲骨学和考古学构成的。通过学术研究系统分析更早的不成熟的文字符号，探寻甲骨文文字系统的来源，探寻殷商文化的源头，探寻中华文明的有史可考的源头，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殷商文化不是中华文明最初的源头，需要借助殷商文化的研究追本溯源，进一步探寻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渊源流变的脉络，需要对伏羲画八卦、贾湖骨笛、河图洛书进行再认识。
（二）要把握好殷商学研究的六个重点
一是天命观。这是殷商学的研究主题。从世界历史看，有的民族的价值观寓于宗教之中，宗教信仰和宗教价值观就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引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整个社会。殷商的统治如同埃及，是一种神权政治。殷商西周之际，中华民族刚刚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的大门，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转变，体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从此整个社会开始注重世事。在我们看来，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过渡到以人为本的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殷商时代一改夏人的质朴，他们的信仰比较复杂，商人信鬼，奉行祖先崇拜，同时喜欢占卜吉凶。“宗天”观念是殷代文化的重要特色，殷人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人尚鬼，是另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殷人迷信人死之后，精灵不灭，称之为鬼。在商人那里，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一致的，王权和神权是统一的。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之相应，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国语》载“夫祀，国之大节也”。中国的夏商周时期，社会的文化价值寓于礼制之中。礼是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一个核心视角。《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化，但革新了商人的宗教，在统治上回归夏朝的传统。“天帝”被“天道”所代替。可以说，周朝更重视人的世界，而不迷信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周人推崇的“天道”并非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从而使中华农耕文明的社会秩序和发展摆脱了宗教信仰的约束。殷商西周时期虽然并没有完成这一过渡，但它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意义的步伐。
在我们看来，在殷商时代兴起的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政学坛的巫史，就是这种神本文化的人格化体现。《史记》记载：“闻古五帝三王事必先决蓍龟。”从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绝地天通”以来，专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渐职业化、世袭化。“绝地天通”是上古中国的一个大事件。上古时代，人类的认知和经验都具有巫术传统，早期社会的很多世界认知和原始思想都由巫术发现和解释，结果造成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在这种情况下，颛顼帝实施了“绝地天通”，也就是上古的一次宗教改革，禁止民间混乱的巫术，将巫术仪式正规化。绝地天通，意味着对世界解释权的专断，使统治者获得了对意义世界的垄断。其要义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一种宗教制度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也为夏商周的礼制奠定了基础。巫和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巫是通鬼神的，史是管人事的。巫官的任务，就是揣摩神意，预测吉凶。巫史“掌官书以赞治”，其活动方式就是以龟卜和占筮卜问吉凶祸福。巫史文化勃兴，其对于中原学的意义在于文史哲会通，但存在神学与科学交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杂、学术与政治纠缠的问题。
二是商族史，以及商与宋国、与北宋的关系。在商朝600年历史中，殷商有270年。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是说，商汤之前迁徙8次，商汤之后迁都5次。从河北迁到商丘，商朝之得名由此。相土以马驾车，王亥以牛驾车。相土大启疆宇，以相（安阳）为东都。有颂诗为证，“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民族以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600年时间里，这“天邑商”曾经6次迁徙，最初是在亳，中间5次迁徙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部和河南的东半部。商朝在最后的270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这是商朝的后期。
在商的历史上，商王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之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达3年之久。《尚书》的《盘庚》就是指自亳迁殷期间他对臣民的三次训话。在《牧誓》中，我们体验了商的倒塌。微子代殷后，国于宋，微子启为宋的始祖。古宋国时期，在周代统治下，殷商文化得以延续。西汉和梁继承了夏商周传统，并在春秋战国基础上得以升华。北宋更是在古宋之地继续演变。这无疑是殷商之源文化的传承见证。
三是重大事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由此可见祭祀和战争的重要性，这是商代的特点。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600年间，可考的大事，除6次迁都、对鬼方的大战以及最后直接间接与亡国相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所谓盛，就是君主英武，诸侯归服；所谓衰，就是君主昏乱，或王室内乱，或诸侯背叛。第一度的盛衰涉及汤孙太甲和伊尹。肇始商朝后期的盘庚是一位中兴之主，至他之后，唯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兴。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最后，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他们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国政的烦劳，“不知稼穑之难，惟耽乐之从”。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
在商末的100年间，渭水领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季历与昌皆受商命为西伯。我们可以看到西伯昌的远略。《牧誓》记载了武王伐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中有两条记载传达出重要信息，一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二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自强盛以来，就是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言，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还重要。
四是重要人物。在殷商历史上，杰出人物灿若群星。帝喾是五帝中的第三帝，前承黄帝、颛顼，后启尧舜，是商人的先祖，其特点是“仁而威”。帝喾的儿子尧仁德如天，智慧如神。帝喾的另外两个儿子契和弃，分别成了商朝始祖和周朝始祖。契封商管理火种，筑阏伯台，观星授时，指导先民耕种。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汤，都是契的后人。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往来，正是这些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商部族的强大。到了商汤时代，开始了商兴的历程。商汤崇尚德政，“网开三面”，奉天救民，知人善任，推翻了夏之暴政，建立了商都，定都于亳。商汤长于用人。《论语·颜渊》载：“汤有天下，选于众，伊尹，不仁者远矣。”伊尹辅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伊尹用“以鼎调羮”“调和五味”的理论帮助商汤治理天下，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了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商汤之后，武丁的夫人妇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将军。然而到帝辛时，他失德、失民心、失策，导致了失国，然而也有“殷之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干。在箕子看来，“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于是去。
帝喾之子弃后人中的一支出了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开创了周之基业。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定后，封微子于宋，建立宋国。“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微子启代殷，国于宋，都商丘。宋国属于殷商后裔，是殷商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所以说，商丘是商业之源、商人之源、商文化之源。
五是商文明与商业。商业发达是殷商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但殷商文化非常特殊，早期的商部落是靠着贸易起家。“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可以说，商部族引领了那个时代的“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商业生活风尚。商人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商人用勤劳智慧在农业领域深耕，在王亥的带领下，有余粮后开展商业贸易。人们也尊称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正是商代农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商业贸易，马牛的制服可以行走更远的地方。由此，才出现了交通的便利与商业的繁荣相互成就。郑州的“商城”定位以及“买全球卖全球”的未来都可以在此找到文化渊源。
六是嗜酒风习。商代的酿酒技巧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这是由于农业的丰余造成的。殷人的宗教迷信与他们的嗜酒风习息息相关。《尚书·酒诰》就有严厉谴责殷人“荒湎于酒”的记载。
（三）要把握好殷商学研究的三个关键
殷商文化有其独特的根系、基因和脉络或谱系。殷商文化具备了文明的特质，最典型的是城市的出现、青铜的应用和文字的产生。
一是殷墟。就是殷都遗址，面积达30平方公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殷商都城的规划布局和建设严谨有序、设施完整、功能齐全、片区分布合理，体现了殷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表现了殷商先民对美好生态的欣赏和追求。以商王大型建筑群为代表的礼仪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法祖的文化内涵。殷墟王陵被学界和国际社会赞誉为“第二个古埃及”，其价值可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正是洹水南的殷墟，使安阳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没有这块地方，安阳就成不了如此大名。
二是甲骨文。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界标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殷人是迷信的氏族，殷商时期是迷信的时代，殷人将他们占卜的行为和言辞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就形成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遗物。1899年，在北京有一人发现了甲骨文，这个人叫王懿荣。在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时刻，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在文明蒙尘的时刻，甲骨文的发现标志着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就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命不该绝”。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等一个个文化大师，都投入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甲骨文的行列。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的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唤醒一个民族的集体生命力，可以说是“一脉之颤，十方震动”。西方大国崛起的500年，造成了近代中国200年的苦难。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或者觉悟，与甲骨文的发现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因为我们重新找回了文脉。
三是青铜器。殷商西周还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文化史。殷商青铜器是当时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大成者，其铸造工艺娴熟，已达到很高水平，产品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提到商代，我们就会想到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但这时我们又重新发现了历史的久远，这两件商代文物体现了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技术。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不仅在于掌握了高超的技术，还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殷商西周时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从祖先崇拜为核心开始步入巫史文化新阶段，其饕餮纹饰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宗教情感，其线条体现出威猛和狰狞，具有神秘、恐怖、威吓的力量，它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时代彩陶纹饰上花草虫鱼的生动写实，使商朝由伟大走向美丽。如果说兵器是杀人的，那么礼器则是吓人的。殷商青铜礼器给我们的总体感觉就是既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体现出一种“狞厉的美”。在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现了“美”字。“羊人为美”不正是巫的形象吗？商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殷商青铜器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开端，其想象力和天真性都是十分惊人的。
总之，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如果说，夏质朴，商放荡，那么，周则文雅。在我们看来，殷商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占卜用龟甲兽骨，祭祀用青铜礼器。诡异而绚烂的殷商文明，由青铜绘就、甲骨绘成。
三、怎样构建殷商学
中原学是对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进行学术化、学科化、系统化、体系化的重构、重塑、重建，是构建立足河南、服务中原、影响全国、放眼全球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旨在为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河南贡献。余秋雨在《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中曾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说安阳是商代的中心，要寻找商之前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在中原学提出的第六个年头，2022年中原学的打开方式就是开启殷商学研究，打造殷商文化研究的高地，这也意味着中原学研究正在迈上更高的台阶。在2022年，我们要争取通过殷商学研究实现中原学研究的“开门红”。
第一，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周文化是一种“德文化”，而夏商文化主要是一种“道”文化。燧人氏钻木取火，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殷商部族对牛马畜力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殷商部族首创商业，大大加快了社会分工的步伐。文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载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作为殷商文化的载体和代表，是中国最早和成系统的文字，它不仅确证了古老的商王朝的信史地位，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而且反映了殷商社会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以及风格鲜明的文化。作为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系统代表着殷商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甲骨文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是殷商文化的微缩系统，书写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商文化不同于夏、周文化，在三代文化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商的经济社会特点有三个：一是“析财而居”，二是“以业为氏”，三是“以国为姓”。“以物易物”“治国如烹”“日新”都是其核心理念。
第二，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的特殊性。“殷鉴不远”是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也是“兴亡圈”。殷商之兴，与商汤有很大的关系。《左传·庄公十一年》中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罪人，最后被周朝推翻。《论语·尧曰》记载：“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商汤在桑林祈雨时也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汤的担当。在《吕氏春秋》中，汤之“网开三面”，“汤之德及禽兽矣”，即是仁德思想。《大学》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把“日新”九字铸在洗脸盆上，当作座右铭，每天洗脸时提醒自己要“日新”，让我们看到了商汤的创新思维。“商汤革命”推翻夏王朝，与其发明、发现、创新、创造是分不开的。商朝是一个创新的王朝，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殷商的先民们“乘马”“服牛”，创造发明了畜牧业和商业。然而，商的覆灭与商纣王有很大的关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要特别重视“殷鉴”，那就是“天命靡常”，需要“敬天爱人”“敬德保民”。殷商的兴亡史，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来警醒自己。这对于我们党今天如何长期执政、我们国家如何长治久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够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其最大特点在于“和于政”，在今天仍然有启迪作用。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内国，使其民改正向善。为什么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珍贵历史结论呢？殷人原本“何天之休”“何天之龙”“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但为什么后来“昊天大降丧于殷”，令其“侯于周服”？因此，“宜鉴于殷”。要“受禄于天”，必须“宜民宜人”。“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由此，周人提出“德”的概念，这是周人独创的思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的观念，落实到“宜民宜人”，就是“保民”。这正是对殷人“尚鬼”文化的反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开启了春秋战国时代大兴的民本思潮之先河，“敬天”和“爱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主题。时至今日，“尊道贵德”“崇德向善”仍然是中华民族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特点。
第三，要推动殷商文化“活”起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殷商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共河南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建设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探源地、实证地和体验地。
一要打造殷商学与殷商文化全国高层论坛。殷商文化是整个商朝文化的总和。我们要加强区域性城市的联合一体化研究，尤其要加强商丘、郑州、安阳等城市的协作与联动，整合各方力量，打造全国性的殷商文化高层论坛。
二要以“创意+新技术+传播”，推动殷商文化活起来。殷商文化在河南省有大量的文化遗存，遍及安阳、商丘、郑州、鹤壁、周口等地。我们要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转化应用，推动科技跨行业融合、跨产业渗透，推动殷商文化图谱具象化、场景化，为殷商文化的传播插上“科技+创意”的翅膀。我们要重视通过创意设计、科技、动漫、虚拟现实等激活全省殷商文化资源，以IP为核心构建殷商文化内容生产体系。
三要放大“甲骨学”这一“冷门绝学”。我们要注重发挥甲骨文字承载的制度文化内涵。有资料记载，在殷墟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中，有150万个汉字。除去重复的汉字，有5000个单字，我们今天能够识别的仅有2000个左右，让我们感受到了先人的惊人智慧。我们要编辑《甲骨学辞典》，做到“冷门不冷”，“绝”有传承。要加快培育以“文字之旅+探源之旅”为主题的殷商文化体验路线，打造安阳、漯河、南阳的文字旅游线路。
“勒石刻铭，文起八代。”今天，在中华民族为了新时代新征程而奋发进取的伟大时刻，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之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重新刻勒”殷商学，以使其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