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证实，河南是殷商文化的重镇。中国的八大古都有四个在河南，其中安阳和郑州都是作为殷商都城而入围的。商先公八迁和商朝建立后的五次迁都，其迁都地点也大多是在今河南境内，尤其是以今天的商丘为中心。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商朝基本史实、学术研究与考古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
殷商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殷商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和育人功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商汤“选于众，举伊尹”的做法是中国“选贤与能”用人原则的典范
商汤是孔子经常称道的君王楷模和典范，其与尧、舜、禹、文、武、周公并提。《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问“知”（智），子曰“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作了进一步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即选用贤人，罢黜小人。樊迟仍不明白，问子夏，子夏告诉他：老师的话内涵太丰富了，“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仁”的本质是“爱人”，言用心之善；“智”的表现是“知人”，言用人之明。用心善，则能远“不仁”；用人明，则能辨枉直。这里举了舜和商汤的例子，舜用皋陶，商汤用伊尹，用心既善，用人又明。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这是“选贤与能”的表现。商汤用伊尹为右相。伊尹辅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伊尹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帮助商汤治理天下，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历事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50余年，为商朝的富强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上，用人的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贤”，有德行；二是“能”，有才能。《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儒家设计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这个社会理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主线，给中国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商汤“选贤人，远小人”，是一种很好的治国理政理念。《贞观政要》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史上，怎么用人，用什么人，关涉家国的兴衰。因此，关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二、殷商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仁”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仁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德行，“仁德”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殷商“仁德”文化思想上起帝喾，中经商汤、微子、宋襄公，曲折发展，启发和影响了孔子和孟子等儒家学派。
帝喾“仁而威”。帝喾是《史记》记载的“五帝”之第三帝，前承黄帝、颛顼，后启尧、舜，是中国五帝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也是商人的先祖。帝喾是一个仁爱之君，“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他继承和完善了《颛顼历》，发展农业生产，教化万民。“仁而威”三字，是司马迁给予帝喾的高度评价。许顺湛在其《五帝时代研究》中说：“帝喾能明黄帝之道，能遵颛顼之道，能节用修财，能治序之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因民。”都于亳，为商人的远祖。
商汤“网开三面”，将仁爱之德惠及自然。《史记》和《吕氏春秋》中都有商汤“网开三面”的记载，这个故事的辩证法在于：“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有的人张网四面未必能捕到鸟，商汤去掉了三面网，只放置一面，却网罗到了40多个部落的人心，赢得了诸侯的信任。于是，商汤率领诸侯大军，先灭掉邻居葛伯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定都于亳。
“殷之三仁。”商朝末年，商纣王实施暴政，微子与箕子、比干进谏，纣王不听，杀比干，箕子装疯被贬为奴，微子逃跑。“殷之三仁”苦谏、死谏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阻止暴政，救民于水火，扶商朝大厦之将倾。微子多次亲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便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于是离开。周朝建立之初，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的遗民。后武庚叛乱，被周公评定后，封微子于商丘（宋伯之地），建立宋国，以奉先祀。“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殷之三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流芳的英雄豪杰，他们用自己的举动对“仁德”文化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宋襄公之仁义战。宋国国君中，宋襄公是仁德文化坚守的典范，他继承商朝的仁德传统，有多次仁义之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楚“泓之战”中的做法，他“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尽管战争失败了，但宋襄公的仁义之名传之久远。
春秋时期的战争，“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表明双方战争的诚信。这是宋襄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认为“襄公之时，修行仁义”，“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的评价应是我们认识宋襄公仁德思想的一把钥匙。
殷商仁德文化资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发和影响了孔孟等儒家学派。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继承之，发展为“仁政”。他们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地剥削，使老百姓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孔孟的“仁”和“仁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不少“明君”“清官”“良吏”在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时，所遵循的往往就是“仁政”的主张。孔孟提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成为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
三、商汤的“日新”思想引领后人的创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大学》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这个“盘”，一般认为是洗脸盆，这个“新”，其本义是指洗去脸上的尘垢，使之焕然一新，其引申义则是指精神上的弃旧图新。据此，有学者指出，“革新”“更新”“创新”之词源于此。
商汤把“日新”九字铸在洗脸盆上，当作座右铭，每天洗脸时提醒自己，要“日新”，并且通过自己的“日新”达到“新民”，带动老百姓也焕然一新，天天进步。这不单单是天天洗脸的好习惯问题，还是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精神上的洗礼就是《庄子·知北游》所说的“澡雪而精神”，就是《礼记·儒行》所说的“澡身而浴德”，这是一种革新的姿态，它驱动人们弃旧图新。所以，把这九个字铸在洗脸盆上也好，刻在床头、案头也好，写在日记本里也好，最终都是刻进头脑里、刻进心田里，使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和创新前进的精神动力。
商朝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王朝，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殷商的先民们“乘马”“服牛”，发明创造了畜牧业和商业。殷商文化中的创新思想随处可见。
四、商汤的“网开三面”既是“仁德”思想的体现，也是后世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导
商汤的“网开三面”，《吕氏春秋》评价说“汤之德及禽兽矣”。这句话画龙点睛，说明商汤不仅对商人施以仁爱，而且将这种仁德惠及禽兽、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商汤的这个仁德思想直接启发了孔子，孔子于是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论述。又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记载。孔子只用鱼竿钓鱼，而不用大网来捕鱼；用带丝的箭射鸟，但不射归巢栖息的鸟。孔子不竭泽而渔、不射杀宿鸟以保护幼鸟的话语和行动，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自然万物。
从商汤的“网开三面”，到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现了古人的生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商汤的“有作为、敢担当”精神是“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论语·尧曰》记载了商汤是一个有作为、敢担当的开国之君：“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一段话记载的是商汤伐桀的告天之词。商汤又名“履”，他以“予小子”自称，用黑色牡牛作牺牲祭祀上天，表示自己不敢擅自赦免有罪之人，如夏桀有罪，也不敢隐瞒，请上帝来鉴察。若本人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人；天下人若有罪，都归他一人来承担。这是一种担当精神。
商汤在“桑林祈雨”时也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也证明了商汤的仁民思想和担当意识。
这些内容，讲的是治民之道，其基本思想是敬天爱民。无论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还是“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为百姓担当的精神。中国的民本思想，坚持的是道义原则，这原则上合于天理，下顺乎民心。
六、“殷鉴不远”是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们要守初心、担使命
《左传·庄公十一年》有一段记载，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两句话：“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说，大禹和商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夏桀和商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也称“兴亡圈”，是说任何朝代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长谈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警醒自己。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罪人，最后被周朝所推翻。之后的中国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在兴亡圈内发展。殷商的兴亡史，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