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发现到现在，学术界对殷商文化从各个角度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商代文明的认知。笔者建议研究殷商文化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
一、文化价值的维度
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是一个民族文化建构的关键要素。文化价值决定文化特质。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也是导致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核心因素。从世界历史看，有的民族的价值观寓于宗教之中，宗教信仰和宗教价值观即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引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研究一个时代或族权的文化不能仅仅从文化符号着眼，而是要触及文化的内核，即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等思想层面，否则很难对一个族群的文化有深入的认识。考古学就是要关注考古学符号体现出的观念，有人称之为“观念考古”。
中国的夏商周时期，社会的文化价值寓于礼制之中，礼是一个族群意识形态的载体和依托，是族群文化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宗教信仰和相关的礼制；礼是认识早期中国文明进程，认识早期族群文化的一个核心视角。关于殷商文化研究，李学勤先生曾提出要重视对礼制的研究。这种深刻的洞见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二、常量与变量的维度
夏商周文化的发展演进由质而文，历史文化的演进如同复杂函数，有变量有常量。殷商文化的研究，既要注重对“变”的研究，也要注重对“常”的研究。
历史之变是恒态，没有变也无所谓历史，从史前至周代，历史文化是演进的。从史前社会的复杂化，到进而形成王权和王国，政治社会结构、物质文化技术、人的观念形态都是在变化的，总体上是在演进的，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质略到齐备的方向和轨迹发展。
那么殷商文化研究中的“变”是什么？推动历史的要素，不外乎“天地人”等独立变数，即所谓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经济人文环境、人口因素等。这些独立变数（变量）对殷商文化形成的影响是什么？第一，商代的“前八后五”和在黄河流域的迁徙，与此有密切关系；第二，殷商的农耕生产方式、天地人的因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比较密切；第三，商代的政治地理与异族的关系对殷商政治的影响，比如迁都、殷商对外政策的变化、夷夏之争、甲骨文中武丁与异族的战争等，这些对商代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影响；第四，中原文化的地理位置（黄河、长江贯穿起来的广袤平原地区）使生活结构、农作物以及基本的经济关系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受制于独立函数，华夏文明进程中的血缘组织和血亲意识发达，这对于政治社会秩序建构和文明心理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此外，对文化演进产生影响的复合变数，主要是经济、社会与思想。人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动物，复合变数对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战国时期荀子“天人关系”的论述，西汉时期司马迁“天人之际”的提出，反映出人类一方面追求法天，另一方面希望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对夏商周文化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独立变数的研究。商代时期的复合变数从甲骨文等考古发现中可见端倪。
从考古学上看，殷商文化有源有流。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殷墟等，商代文化的轨迹比较清晰。在对殷商文化作为一个客体进行研究时，应注意从文化一脉相承的兴替轨迹中去区分快变量和慢变量，分辨文化传承的稳定基因是什么。这不仅是殷商文化演进中应注意的，而且也是对史前至周代文化演进中应注意的一点。这也是探索华夏文明连续性的内核，这些文化内核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它形塑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
朝代有更替，社会有变迁，文化有变迁，甚至变量到一定程度会产生质变，形成社会转型。文化从时间维度上讲是一个多元复变函数。夏商周三代，有的变量较慢，有的变量比较快。夏商周三代文化快变量，如制度性的东西（祭祀礼制），夏商国王实施的政策（对内和对外），考古学上昙花一现的器型纹饰等。但从考古学上看，从商代初期到殷墟，文化的慢变量更值得注意，比如从二里头时期到宗周社会，无论是礼的器用层面还是内在的精神，都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从夏商周考古学看，文字在演变，制度逐渐完备，政治统治技术的进步，青铜器技术在发展，思想观念在逐渐丰富，只是变化的快慢不同而已。这些慢变量构成了社会变迁、文化变迁、朝代更替中的文化底层，具有相对的恒定性，虽然与异质文化有碰撞和交融，但基本稳定传承了下来。这就是文化基因。这种文化的基因需要从长时段来观察分析，考古学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
谈到这一点，我们从文化的视角谈一下殷商文化研究的一个误区：殷商是神本文明吗？从文献记载看，商代重视仁义道德。《尚书》记载了商汤成功收服葛国，商汤对于邻国葛国先施仁义之策，助耕、送牛羊生祭等，但是葛国不仁，丧失民心，商汤顺民意灭之。灭了葛国后，商汤讲武修德，任用伊尹、仲虺之能臣治国，适逢七年大旱，商汤作自我牺牲，桑林祈雨，深得百姓爱戴。目前研究的问题，即源于甲骨文“材料集中”和“焦点集中”。三代历史其实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华夏文明演进之河流有其“底层”，多元也好，汇聚也好，华夏文明虽然兼容并蓄，但不改其宗，否则就不是中原文明和华夏文明了。道德仁义和伦理等在殷商已经存在，如成汤的《咸有一德》以及自蹈桑林之社、成汤仁义等；在史前至周代，道德政治是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
三、空间的维度
除了价值和历史（时间）的原因，文化还受语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的影响。由于文化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因而需要在空间维度上研究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交流和互动。文明的顽强生命力，一方面在于其主体性，也就是有相对稳定的基因，另一方面还要看其对异质文化的态度，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变数。
夏商周文化经常会和其他异质文化交流、接触和对抗，这在甲骨文、金文中有很多记载。李学勤先生指出，商文化的分布和传播，不等于商王朝统治的范围，但两者之间总是有一定联系的。商朝同四方，包括外国，有着很大范围的交往。当然关键的是三代文明还有文化扩张，例如商代文化对海岱地区的经略，西周时期周文化“以夷变夏”的文化策略。因此，从考古学角度研究殷商文化的播迁与异质文化的互动，是殷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