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学于2016年正式提出，2018年被省内普遍接受，2021年开始折枝成林、开枝散叶，中原学与河洛学、中原学与二程理学、中原学与黄河学、中原学与新宋学等专题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可以说，中原学已经和炎黄学、黄河学、新宋学等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显学”。
中原学之所以迅速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中原学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要求紧密相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后，我们开始了艰辛的河南探索，提出了中原学这一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中原学与中华民族的第八次思想重构紧密相关。中原学是聚焦新时代、着眼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地方学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5次学术高峰，再加上五四新文化、新中国、新时代，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8次重构。这5次学术重构，包括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总书记重点提及了25位思想家，不仅涉及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子学，还有二程的洛学、宋学。宋学大于洛学，包括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提供了有效理论供给，是中原学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最大动力。三是中原学的兴起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中国”的论断紧密相关。对应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原学要研究的不仅是地域、流域、区域，而且要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研究的是中国之中原、亚洲之中原、世界之中原，这就极大地超出了中原学研究的视界，使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学。四是中原学与大省河南、出彩河南的发展新路密切相关。过去是“老家河南”，现在是“出彩河南”。中原学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始终坚持道与学、道与术的统一。
一、中原学与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一）中原学的定位
之前，我们研究中原历史文化都是碎片化的，大家对中原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成体系、各自为政。新时代中原学研究则有三个定位：一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的真学问、大学问、暖学问。二是新文科，具有文科的基础和文理交叉的特点，是学问之学、学术之学、学科之学。三是地方学，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仅有14个，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应该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二）中原学的含义
中原学是五方之学。目前河南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地方学：西有洛阳师范学院的“河洛学”（洛阳学）；东有河南大学的“黄河学”、新宋学；南有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北有安阳师范学院的“殷商学”（甲骨文学）。炎黄学、殷商学（甲骨文学）、新宋学、河洛学（洛学、洛阳学）和黄河学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在中原学中，黄河学中的宋学尤其引人注目。就时间轴而言，黄河文化演进流变在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说：“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严复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钟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甚至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经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兵诸家的融合，到以长城为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与博弈，再到宋代援道佛入儒，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五次思想重构。因此，宋学、新宋学是中原学要着力把握的。“中”，就是要把旗帜插在高地上。因此，我们的学术理想就是让中原学学术思想在中原大地上高高飘扬。
一是根性研究。加强仰韶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研究根祖文化、根亲文化和根系文化。这是中原文化之“根”研究。要研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要讲清楚“鼎立中原”“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例如，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皆有关联。夏商文化，特别是夏文化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
二是基因研究。就是要进行精神或价值研究，这是中原文化之“魂”研究。在这里，要突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制度”“中国规律”等这些影响中华民族的基本因子。
三是“脉络”研究。即“主线”“结构”或“谱系”研究。中原学研究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先秦的“天人关系”经过魏晋的“体用关系”，在宋代变成了“理事关系”。魏晋玄学重视的是体用关系，以道学为体，以儒学为用。他们提出的是“无”“有”“独化”等本体论观念。到了宋明理学，则是理事关系。“礼者，理也。”与“理”相对应的是“事”；“理”对应着“天”，“事”对应着人。理事关系，可以说是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主题的第三次变形。对于理和事的关系，中原理学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理在事先，亦在事中；二是理在心中，亦在事中；三是理在事中，事在理先。魏晋玄学可以为存在找到终极依据，却不能为人的“立心”“立命”价值安顿找到依据，宋儒则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张载的“四为”是鲜明体现。
四是思想流变规律研究。突出中原学的学脉研究、思想史研究，一是中原子学，要写出积极的道家、真实的法家、朴素的墨家；二是两汉经学；三是魏晋玄学，对道家、儒家、名教与自然的初步整合；四是新宋学；五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中原学研究包括中原子学（中原六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新宋学、新理学。宋学，包括濂、洛、关、闽诸学派，特别是新宋学在中原学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洛学与关学的牵手是极富新时代价值的。新宋学、新理学，特别是新宋学研究是中原学研究的重头戏。
五是精神谱系研究。中原文化史是人与自然搏斗史，也是精神锻造史。特别是治水实践，对中原儿女临难不避、愈挫愈勇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
总之，中原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具有二重性。研究中原历史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是河南学术研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是中原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
二、中原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原学要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原学建设要始终坚持三个注重：一要注重“两个相结合”。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二要注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统一，是更有引领力、更有魅力的现代化。三要注重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再定位”。一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过去是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现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科学技术的基础。而且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尤为重要。
在国家层面，新时代中原学研究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中国式民主，讲清楚中国价值，讲清楚如何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讲清楚如何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保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优选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式民主”说清楚。现在我们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破西方的“选举民主”或“宪政民主”。民心不同于民意，民意（舆论）具有多变性，而民心（精神）具有复杂性。制度的活力基于信任。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就难以维持。民主必须奠基于“法治”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大智慧。
为什么要把“中国价值”说清楚？在“斯文”这一文化形态之下，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人文和道德。人文体现在中、和价值上，道德体现在易、道、仁、理、心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科学和民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价值取向是实践和生产方式，即是说我们的生产方式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我们所致力的现代化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现代化。在新时代，复兴和创新则成为我们的时代价值。我们认为人类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人类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同时，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国价值的最高体现。如何才能实现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双循环”呢？如何实现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双循环”，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否则，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何为中国、何为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呢？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的问题。因为现代世界以资本至上作为主导原则，在历史进程中因资本原则的内在矛盾，迄今面临着改弦更张的变局。然而，我们也需要破解重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面临的四个突出问题：精神性、创新性、公共性、生态性。一是精神性。这方面宋学提供了全新的阐释，特别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怎样为天地立心、怎样为生民立命，宋学追求心安理得，心学讲求心安，理学讲求理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就找到了，这对于精神性来说意义重大。二是创新性。宋学本身就是创新，宋学在宋代经受佛学的冲击而岌岌可危，但最后为什么屹立不倒？原因就在于创新。新宋学更是强调创新，包括河南传统文化中的中原文化、炎黄文化、黄河文化等最为突出，今天如果不搞先进文化、现代文化、创新文化是不行的，必须和新时代相结合。三是公共性。传统文化没有解决公共性问题，儒家的“仁”“仁者爱人”，费孝通说是一种等级、一种差序格局，靠亲情来维系，越亲的聚得越紧，越往外越远，没有解决墨家“兼爱”的问题。佛教有慈爱，基督教有博爱，儒家没有解决感情往更大范围扩展的问题。但是宋明理学“以公释仁”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廓然大公”一下就把视野空间给扩大了。四是生态性。儒家所讲的“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不需要合。这里所包含的生态理念与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新宋学对于解决新时代面临的精神性、创新性、公共性、生态性这四大难题，都能提供思想资源。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实现了精神上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得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在新时代，我们如何在赢得时代主动的同时，实现历史主动，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丰饶美丽，是我们在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上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就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关键是要增强主导力和认同力。要在文明话语权的基础上，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统一。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地域层面，就河南说河南，要把大省新路说清楚，讲清楚河南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讲清楚河南的国家创新高地建设，讲清楚河南的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讲清楚河南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讲清楚河南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的新作为，讲清楚河南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讲清楚河南的乡村振兴建设。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河南时指出，要“让中原更加出彩”；在2019年调研河南时强调，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更加出彩”，一个“奋勇争先”，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出彩河南”阶段。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第一个背景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央提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引发国内学者关注“新中原中心论”。在中部崛起中，中原崛起是必然的。过去我们说河南是一个高地，“鼎立中原”“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这是在自然经济、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一种结论。现在在国家东中西整体布局，中部又被提上来了，所以才有“新中原中心论”。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将形成“新中原中心论”。在这个大布局中，中原优秀历史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和弘扬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第二个背景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意味着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双城圈之后，中国第五个增长极有可能出现在洛阳和西安之间。现在，河南国家战略叠加，有“双循环”国家战略，有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如果说，中原学对应的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那么黄河学对应的则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面向新征程，河南提出了“两个确保”战略目标和“十大战略”体系，要求县域经济成高原。就中原学研究而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二是乡村振兴。这就要求我们始终把握新时代的要求和河南的地方需求，进行理论供给；始终在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我们坚信，在现代化视野中，打造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也必然有助于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
三、推动中原学研究起高峰
中原大地起高峰，好比地理意义上的“中岳嵩山”。那么在学术意义上，中原学要起高峰。除中原历史文化研究之外，河南有三大研究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和话语权：大省新路、乡村振兴、党性教育。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我们要正确处理老祖先和老祖宗的关系。中原学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以古文明、以中联通、以新出彩。
就工作层面而言，主要是实现“五化”：一是组织化。建立省级层面的中原学研究会。二是体系化。要通过更加体系化、理论化、学术化的《中原学通论》，推出中原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三是网络化。通过《中原学慕课100讲》进行触网实践。四是国际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中原学全球传播，在国外首选地是日、韩。在高校开设开放论坛。五是大家化。目前最大制约是没有标志性人物。拟成立中原学学术委员会。构建中原学学术共同体，打造中原学派。
中原学是笔者提倡的，但不是笔者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是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是河南学术共同体的。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中原学能够深植中原大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新出彩。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