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综合研判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后做出的战略部署，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对策，服务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当下中国经济学迫切需要研究的新的时代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意义。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内循环指的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国内，外循环则重在推进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外循环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消费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涉及进口和出口；二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在国外，形成产业链的外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国民经济转向内循环为主体，这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需求侧重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供给侧重在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一、需求侧：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超大规模的内需体系是国民经济顺畅内循环的基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一大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大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大、范围广且需求层次多样，2008—2018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保持着992%的增速，分别高出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665、48和826个百分点。经济超大规模性包括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超大规模的国土空间和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而多层级消费市场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或相同区域的要素禀赋或产品偏好不同，进而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导致中国存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消费者，产生了多元化的消费结构。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省市场规模大、人口多、消费层次多，为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商品的价格及非价格竞争优势，有利于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要突出消费环节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中高端消费；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化。要发挥分配环节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撑作用，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要发挥保障流通环节对扩大消费的市场实现作用，建设现代标准的市场体系，发展消费金融，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流通模式，规范市场秩序。
二、供给侧：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首先，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存在前向和后向的需求问题，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存在供给问题，尤其是技术供给。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自主，要求在设计和研发、营销和策划、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上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所谓可控性，即防备受制于人。具体地说，涉及两个方向：一是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在国外的高技术环节转向国内，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
其次，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的内循环，近期要解决产业链外循环受到打击和断供的环节转向国内循环的问题。这些环节的技术都是高端的，相当部分是国内技术供给的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急需创新攻关。如果不能突破，产业链的内循环就不可能顺畅，新发展格局就难以形成。根据产业链现代化要求，不只是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的技术（跟跑），而是要同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超前（领跑）。产业链环节转向国内，不仅仅是寻求替代，而是要求替代的技术更高、质量更好。
三、外循环：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发展无论是对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发展格局绝对不是封闭起来进行自我的、国内的经济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国际国内双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同时要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互动起来，以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优化、重新配置全球资源与要素，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全面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培育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相应的，中国的开放战略需要调整，以适应新发展格局要求。首先，参与国际分工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其次，开放发展要由出口导向转向创新导向。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起步，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浦东再出发，第三轮国家千年大计放在雄安新区，那么，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的30年，中部地区的河南应该抢抓机遇，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走在最前沿。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