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滔滔黄河水滋养了两岸流域的广大人民，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华夏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也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水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水利资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水利不仅关系农业生产，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兴衰。
一、黄河水文化概述
早在大约公元前2600年前至21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出现的早期城邑，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内挖掘水井以供居民生活，城外开凿壕沟以便排水与防护。相传大约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肆虐为患，舜帝派大禹来整治洪水。大禹一去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采用改“堵”为“疏”的办法，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禹也因治水有功，众望所归而继承帝位，从而建立了夏朝。有关洪水和大禹治水较为完整的记述见《尚书》《国语》《孟子》《淮南子》《史记》《汉书》等文献。近年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地质学调查，也多证实洪水是真实发生的，大禹治水并非虚构的故事。当时大禹治理的主要对象就是黄河。据说他开凿龙门，使黄河水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孟津，鉴于黄河流经中下游地区时水流湍急，泛滥成灾，禹又开凿了两条河流，分其水势，还在下游疏浚了多条河道，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水患平息后，人们纷纷从高地搬回平原，大禹又带领人们开凿河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黄河两岸成为华夏先民生息繁衍的沃土。
我国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就出现在黄河流域。《诗经·白华》记载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描述了西周时期公侯稻田利用灌溉设施的情景。战国时期，西门豹为邺令，曾在黄河支流漳河开掘十二渠，引漳水灌溉农田。西门渠使邺地漳河两岸人民安居乐业，西门豹受到了当地民众的世代纪念。今天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北丰村仍存有西门豹祠。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农田。《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中原地区魏惠王下令开凿鸿沟，西起荥阳，引黄河水为源，向东流经中牟、开封，折而南下，入颍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等主要河道连接了起来。鸿沟是引黄灌溉的重要水利工程，对当时各诸侯国及后世兴建水利设施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黄河两岸人民在湟水流域、河套平原、渭河流域、汾河流域、伊洛盆地、沁河流域、汴河流域等陆续修建大量水利工程。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关中六辅渠，浇灌郑国渠上游北面地势较高的农田。为了使有限的水源得到充分利用，发挥最大灌溉效益，倪宽主持制订了用水法规，“定水令以广灌田”，规定上下游、领地之间一律按照水令用水，从而上下相安。该“水令”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水利法令，在中国农田水利管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内的经济社会兴衰与水利事业、黄河治乱关系密切。黄河也以“善淤、善决、善徙”，频繁决溢改道，给中华民族，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有关数据统计，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2500多年间，黄河洪水肆虐、决口泛滥年数有543年之多。1949年以前有历史记载的黄河中下游决口泛滥多达1500余次，造成的重大改道9次，较大改道26次，水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及江淮，纵横区域25万平方公里，每次黄河决口改道都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黄河的决口改道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人为因素造成的决堤，甚至多次出现以水代兵的荒唐现象。黄河流域的旱灾也非常严重，仅清代267年中，就发生旱灾201次。
从大禹治水开始，历朝历代与黄河作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黄河治理经验。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主持治河，筑堤1000多里，并修复汴渠，使河汴分流，以后黄河900多年未有大的改道。北宋熙宁年间，在兴修灌渠的同时引黄、汴、滹沱等河泥沙放淤肥田，并引山溪洪水淤灌，仅开封附近放淤面积就达5800多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引浊放淤。明代潘季驯主持河务，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思想，大修堤防，固定渠道，取得了黄河治理与开发的巨大成功，对近代的黄河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劳作生息，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的核心和重点是黄河水利史和水利文化。中国水利史研究源远流长，资料丰富，著述浩繁。据水利史研究专家姚汉源先生估计，传统水利史专著有二三百种，粗略估计不下3000万字，史籍及地方志中的资料粗估也有一两千万字，加上文集和其他文献资料，总共在5000万字以上，再加上近现代的档案和文件等资料，字数恐怕要以亿计。不过，长期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并没有跳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技术因素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古代国家通过控制以水利灌溉工程为中心的基本经济区，有利于增加经济供应来源，强化政权统治。
水利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繁荣与深入，水利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热门领域，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范式转变。1998年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牵头的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联合民俗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和金石文字等学科的学者，历时4年，先后完成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等4部专集，将陕西关中东部和山西西南部的旱作灌溉农业区6个县域水资源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旨在探讨广大村民的用水观念、分配和共用水资源的群体行为、村社水利组织和民间公益事业，在此基础上研究华北基层社会史。之后，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逐渐繁荣，持续至今。有关“水利社会”的概念，北京大学王铭铭率先指出，“水利社会”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并认为开展水利社会类型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吾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山西大学行龙进一步指出，21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由敌对转化为交流，由对抗转化为对话，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转换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治水社会”转换为“水利社会”也就水到渠成，从治水社会转换到水利社会，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他还认为通过水利这一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理解。
二、以水文化打造黄河文化地标的思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水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本文从黄河水文化的探索与开发出发，对如何打造黄河文化地标提供一些见解。
（一）全面提炼与展示黄河流域水神信仰系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河神、河伯、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等水神，在传统社会长期受到当地民众甚至官方的祭祀和崇拜。利用历史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研究优势，进行充分调查整理，全面研究，进行科学转化展示。
凸显历史时期黄河治水英雄人物。黄河沿岸人民在与黄河水灾斗争的过程中，先后涌现出了大禹、西门豹、王景、贾鲁、潘季驯、靳辅、林则徐等治水英雄人物。如在嘉应观的金龙殿和十家龙王殿供奉的14位大王中，只有南宋的谢绪是唯一没有治理过黄河的河神，其余13位大王都是参与了黄河治理的治河功臣。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神崇拜后，至明清时期最终转向了人格神的演变道路。
（二）讲好黄河故事通过传说、诗歌、散文、戏曲、文创等各种形式，不断挖掘黄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精神，让黄河文化遗产活起来，打造一系列黄河故事精品，让黄河故事传播开来。
（三）宣扬黄河精神黄河精神是植根于黄河文化土壤、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具有鲜明的黄河地域特色的，富于时代气息的对治黄者的本质写照。河南的黄河精神可以具体化为大禹治水精神、接力治黄精神、红旗渠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
（四）重点打造特色名胜古迹要统筹考虑交通组织，合理运用周边配套，并与邻近历史文化遗址相互呼应，打造点线面结合的文化区域，推动建设郑州、洛阳、开封等世界级文化旅游带，更好地讲述黄河文化、中华文明故事。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