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界对黄河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进行了认真思考。在此提出一些观点，供参考。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界定
黄河文化是指发生在古今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这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的是“古今黄河流域”。当代黄河流域所流经的地区，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等9个省区。由于特殊情况，古代黄河下游有26次大的改道、5次重大改道，黄河曾流经河北、天津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这些地方当然属于黄河文化的范畴。就河南而言，郑州地区当代属于淮河流域，但郑州毗邻黄河，郑州文化属于黄河文化毫无疑问。鹤壁、安阳、商丘、许昌、周口、漯河等都曾是黄河泛滥改道的地区，其属于“大黄河”范畴也是没有疑问的。另一方面，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海河文化、淮河文化，都属于以河流命名的区域文化。黄河文化与它们的最大不同，就是黄河文化也曾是国家文化、中央文化。从夏代开始到宋金时期的3000多年时间里，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中下游之交的区域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尤其是以郑州、洛阳、安阳、西安为代表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青铜文明，呈现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高峰；以西安、洛阳为代表的秦汉隋唐大一统王朝所呈现的“汉唐气象”，代表了农耕时代中国文明的鼎盛与辉煌；以开封、洛阳为代表的北宋王朝的城市文化、市井文化、商贸文化所呈现的商业文明的辉煌，均反映了以古代都城为代表的“黄河时代”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制度文明”是古代大都“黄河时代”的专门贡献，我们不是说其他河流文明没有制度文明的贡献，而是说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和主流的黄河文化对制度文明的贡献，呈现了主体性与完整性。
黄河的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与其有关，中国王朝的兴衰与其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与其有关，中国重要科技的发明推广与其有关。在历史上，这一区域所涌现的重要人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出的重要决策，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东亚文明的进程。黄河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和中央文化的特点，是黄河文化的本质特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这也是我们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所系。
二、黄河文化的阶段特点
黄河文化的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一是萌芽期——史前时期。黄河流域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旱作农业的肇始地，农耕聚落的兴盛地，早期城址的发现地，当然也是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的主要诞生与活动区域。二是形成期——夏商周时期。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都在中原，以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三代辉煌也在中原。三是鼎盛期——秦汉隋唐北宋。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代表的王朝大古都建立在黄河中游与中下游之交的地区，构成了中国大古都的东西轴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汉唐文明。四是衰微期——金元明清。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北方地区，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水旱蝗灾成为常态，至关重要的中原地区的主线是苦难与灾害。五是复兴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黄河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黄河流域各地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对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发展，尤其是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黄河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相协调、相统一的。黄河文化发展的源头，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支源头；黄河文化发展的鼎盛，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黄河文化铸就的灵魂，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黄河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根源性。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足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人类起源与早期文化的主要源头所在，古代农耕的起源与发展、青铜文明的起源、国家基本制度的特色形成、主要思想观念学说的形成与文化艺术的源头以及科技发明的源头都与这里有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无不闪烁着黄河文化的底色。二是主干性。主干性表现的是历史发展的高度，无论是青铜文明的鼎盛，还是封建王朝的辉煌以及人文科技的发达，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三是系统性。系统性表现的是中华文化连续不断地发展，可以用不间断、无断层来形容。在黄河文化的核心——大中原地区，不但表现为大的王朝文明不间断，还表现为史前文化的无断层，这种连续性和系统性是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四是融合性。黄河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有机结合的。黄河不仅见证了历次中华民族的融合，也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将各个族群的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包容发展的特点。五是本质性。黄土—黄河—黄种人—黄帝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底色，成为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
三、黄河文化的区域文化
研究黄河文化必须研究与黄河相关的区域文化。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将黄河相关的区域文化分解为河湟文化、河套文化、泾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济文化、河内文化、河淮文化、汶泗文化等，通过分析以便寻找作为黄河文化特殊性与核心性的关键区域文化。
第一，河湟文化。河湟地区位于黄河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一带，河湟文化主要是指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所流经区域的文化。在早期文化体系中，以石岭下、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与齐家文化所构成的典型农耕文化系列，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北早期农耕文明的高峰。但在历史时期河湟地区位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接壤地带、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的交接地带，是两者互动的关键场所，也是中华民族华夏化进程的历史见证地。河湟文化的特殊意义在于民族融合、互通互补、多元融会，而非古代政治中心。
第二，河套文化。河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宁夏、内蒙古交接的黄河网状流向地区，所谓“黄河富，富河套”，河套文化正是发生在黄河干流河套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河套文化重点在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但在农耕初期并不具有代表性。历史时期，处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会地带，以民族文化、边塞文化、移民文化等为特征，是黄河文化多元色彩的重要体现。
第三，泾渭文化。泾渭文化是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为代表，位于黄河中游关中地区，主要在陕西境内。泾渭文化也可称为关中文化，是中国古代发生在关中地区的文化的总和。泾渭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较发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三皇五帝”传说广为流传，周秦汉唐都城遗址光辉灿烂，汉唐都城长安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泾渭文化也是典型的农耕文化、都城文化，是黄河文化作为中央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四，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洛阳的名称自古至今没有发生变化，这在中国的大古都中是极为少见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典型代表的早期农耕文明最为辉煌，以代表夏都的二里头遗址为最早的中国，以洛阳盆地排列的五大都城遗址所反映的夏商周、汉魏唐时期的中华文明的伟业，形成了黄河文明核心区关中与河洛比翼齐飞的格局，中国历史两者缺一不可。
第五，河汾文化。河汾文化是指在山西境内黄河支流汾河与黄河形成的文化，因黄河在晋陕交界自北向南流，且山西尤其是晋南在大河之东，故又称河东文化。河汾因太行山与黄河的特殊地理特征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里是北方的人类发祥地，发现有系列完整的旧石器与古人类系列；这里也是北方旱作农业的发祥地，保留有独特的农耕聚落；由于战火多未波及，地上文物尤其是代表黄河文化的寺庙宫观建筑的数量全国第一。
第六，河济文化。河济文化是指古代黄河与济水交汇地区的文化，因两者均为“渎”，在流向上有较多的重叠。古代济水为黄淮海平原上的本土河流，在早期的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华北大平原地区的主流文化，应包含有以济源为中心的济水源头文化，以郑州荥阳为中心的“截河而南”文化，以菏泽为中心的“三见三伏”文化等。由于济水的淹废，许多问题还无法梳理清晰，但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七，河淮文化。古代黄河与淮河、长江、济水并称为“四渎”。黄、淮为两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是淮河左岸水系发达，颍、沙、雎、涡等支流均呈西北—东南流向，黄河进入平原后，大小漫流多走以上泛道，所以在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形成了所谓的黄淮平原，形成了东部平原特有的文化现象。如早期人类择阜而居的堌堆聚落、面对苦难的乐观精神以及热情好客的豁达风尚等。
第八，汶泗文化。大汶河古称汶水，先为济水支流，后为黄河支流，位于今山东中部。泗水，原为济水支流，现为淮河支流，位于今山东西南部。汶泗地区也是齐鲁的核心地区。汶泗文化，以两周时鲁国为主、齐国为辅，也可泛称为齐鲁文化，是黄河下游典型的区域文化。汶泗流域是东夷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早期有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完整的文化谱系，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策源地，具有尊礼尚乐的文脉基因、崇仁尚德的儒道传统。汶泗文化实际是黄河文化的精神高地。
从以上黄河区域文化内涵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各个区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是不同的，关键在于其内涵特质的差别，这种千差万别构成了绚丽多彩的黄河文化。但从本质上讲，黄河文化是中央文化，体现中央文化的区域文化重点是泾渭文化与河洛文化，两者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唐盛世，东西两京，珠联璧合，互为表里，支撑着王朝的辉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高度，导引着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这是其他江河文化永远无法企及黄河文化高度的关键所在。
四、黄河文化的精神提炼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认真研究和提炼黄河精神，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入研究、全面领会黄河文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
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观念的重要代表，从伏羲画八卦开创的阴阳太极理念，到《易经》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并立，由此衍生的道儒两大思想流派，虽然关注点不同，但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这种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最早由庄子阐述，到汉代由董仲舒发展为较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成为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是在黄河文化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以及依托这种环境而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在哲学思想方面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当今世界全面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黄河这一特定环境，无论是黄河壸口的大气磅礴，还是三门峡的中流砥柱，均表现出自强不息、奔流向前的气势，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具有重要启迪。在元典神话中，从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到夸父逐日，从大禹治水到愚公移山，在特定环境中形成了挑战自然、战胜灾害、人定胜天的精神气质。这种自强不息有时还表现为忍辱负重与顽强生存的两种形态，形成了民族发展壮大的内在文化基因，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性。
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从黄帝一统到大禹治水，中国早期的科技发明开始萌芽，以黄河先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不断发明创造，推陈出新，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陶瓷与丝绸、方块字与汉字书法、诗词与国画以及东方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黄河文化所蕴含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活力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在未来发展中不断进取的文化基础所在。
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黄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汇流成影响中华民族品性的大河。黄土的厚实、黄河的强悍、族群的多样、文化的多彩，从古至今在这一方水土的养育下逐渐形成了包容精神，这一精神也成为人们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内在秘诀。“和而不同”、和谐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文化认同的主线下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统一文化体。这一统一文化体所展现的文化韧劲，是在数千年族群间的碰撞交融之下形成的共识，也是各个族群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