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因此，挖掘黄河新的文化价值与功能，成为当代保护传承与振兴黄河文化的重要任务。
内蒙古沿黄河运，指的是围绕着黄河内蒙古段展开的水陆交通运输、货物交流、技术转移、人员合作、组织管理等系统工程。由于黄河内蒙古段是黄河最北、最平缓的一段，流经多民族、多经济形态地区，因此孕育出独特的内蒙古沿黄河运文化。
一、内蒙古沿黄河运奠定了中国北部疆域，维护了国家社会稳定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到汉朝建立大一统国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当时中央政府对所辖疆域有“北边郡”和“内郡”之称。统治者对北边尤为重视。《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说汉武帝行迹：“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史记》卷三《平准书》：“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司马迁说的北边，主要地理范围就是今天内蒙古黄河流域。《史记》卷二四《乐书》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包头地区就出土了“四夷尽服”“单于天降”的瓦当，这片区域见证了中国北部疆域的形成。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稳定，关乎全国稳定。《史记》卷三《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可见早在汉代，北边的稳定已经影响全国。光绪《汾阳县志》卷十三“艺文”，收录曹学闻《开修黄芦岭东路纪德政碑记》，上载“永宁州，界连西陲，北达边外，归绥诸路商贾远贸粟麦，泛皮船随黄流南下，聚于州西碛口，一府之民仰利赖焉。而东至太原，南抵平阳，州县凡二十余，亦视汾为橐钥，概所系非特一方生计矣”。清代内蒙古黄河河运更是为山陕、鲁豫等地运输粮食等物资，“所系非特一方生计”，关乎全国稳定。
因此，内蒙古沿黄河运并非简单的物资运输，由汉至清，它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北部疆域的形成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黄河两岸河路汉偷渡黄河，又将日本布防情况汇报我军，为抵御外敌、民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内蒙古沿黄河运促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内蒙古黄河河运，首先是人员的交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张骞“凿空西域”带来的是食品、织物等物产的交流。《盐铁论·力耕》载大夫言已经说到“异物内流”情形。烽燃遗址出土的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黄河北岸“骡驴驼驼、驒马、鼲貂狐貉、采旃文罽与西南织锦、中原麻织、农作物等”相互交流，共同创造出中华民族共建共享的民族文化产业。
随着民族交融，清代以降，内蒙古沿黄河运输入到内地的也不仅仅是“异宝”了。《绥远通志稿》卷七十“水路”载：“自乾隆以还，口外垦殖日广，民股物阜，出境之油、粮、盐、碱、甘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绥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托属河口为唯一之码头。”从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由内蒙古经黄河运到山西的货物有粮、油、盐、碱、药材、皮毛等，但以粮油为最大宗。粮食品种主要是糜黍、谷子、高粱、豆类及玉米、大小麦等，油料主要是胡麻。内蒙古供货支线有阿拉善盟从吉兰泰盐池到旧碛口的运盐驼路，五原、临河一带各大干渠的运粮水道，杭锦旗、达拉特旗的甘草驮运线，鄂托克旗的运碱驼路，内蒙古段各条支线以供货为主，山西段若干支线以运销为主。
内蒙古沿黄河运与山西相关。《临县志》载：“在京包铁路未建之前的170多年间，每日有50余只木船往来于碛口码头，大批粮、油、皮毛、盐碱、药材等杂货，自陕甘绥蒙等地源源运载而来。棉布、绸缎、茶叶、陶瓷、烟酒、火柴、粉条等物品，自太原、汾州等地由陆路驮运至碛口，转销于大西北。”可见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等沿黄省市都因黄河河运产生联系，而黄河内蒙古段恰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黄河河运促成山西、陕北、河北、山东、甘肃等地的农民将开渠打坝、引水浇地等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把内地的手工技术和商业贸易经营方式带到黄河以北。他们在此扎根，除进行农业生产外，还有挖甘草、下窑背炭、在黄河上拉船、在沙漠中拉骆驼、打短工、放冬羊、开碾磨油房，等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因黄河河运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其中产生的产品交易、商业管理、社会治理等经验，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三、内蒙古沿黄河运拓展了中国发展新空间
内蒙古早期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沿黄河而形成并发展的。除有名的云中郡、九原郡外，还有一些“当路塞”“直当道之塞”，也逐渐发展成人口稠密的小城镇。内蒙古沿黄河运不仅仅是水运，沿黄河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水陆结合。早期因统治者巡幸及边防所需，沿黄河运与秦直道等沿黄马道相结合，维持着中央政府对北边的有效治理。随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贯通，沿黄河运又与丝路驼道、万里茶道相衔接，促进欧亚大陆的商业贸易与人员交流。可以说，内蒙古沿黄河运是古代中国与域外世界沟通、扩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渠道。今天东南沿海成为中国对外开发的前沿，内蒙古沿黄地区可以通过乌兰察布连接北京，让北边的草原与东南的海洋均成为内蒙古的外际交流，共同推动内蒙古再次飞跃。
总的来看，内蒙古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带，沿黄河运的发展，使其成为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支撑了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长期统一。
内蒙古沿黄河运更与万里茶道、草原丝路等陆路运输相连通，促使中国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内蒙古沿黄河运文化是黄河文化的精髓，内蒙古沿黄河运是中华黄河河运之根，各民族守望相助之魂。对于今天筑牢中国北部疆域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拓向外发展新空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东南海运、京绥铁路等兴起与环境变迁，内蒙古沿黄河运沟通东西、输送物质的交通功能逐渐隐退，其大部分地区演变成了历史遗迹和地理景观。内蒙古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振兴，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家战略、国家软实力、大一统思维等全面考察和梳理，同时也需要根据河路汉的口述，展现近代以来从事内蒙古黄河河运的人、物产、河道环境、河路社等内蒙古沿黄河运文化，并试图根据文献和口述复原一些物件、场所，以供未来文化保护和合理开发之需。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