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消费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中国最终消费规模有所攀升，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10年的47.4%上涨至2019年的57.8%，涨幅高达10.4个百分点。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趋减弱，必须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中国居民消费低迷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低迷，并且居民消费结构的分化现象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城乡消费增速差异显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5.5%，较2018年降低了0.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差异显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持续低于农村居民。
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滑，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延续。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较2018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呈现出个位数增长的低迷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的结构来看，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消费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延续。2019年生活必需品(食品烟酒饮料类、服装衣帽类与日用品类)零售总额增速为8%，虽然较2018年9.5%的水平略有下降，但是仍处于较高位。而非生活必需品(体育娱乐用品类、化妆品类与汽车类)零售总额增速仅为0.3%，增速缓慢。
三是长期内消费处于升级趋势，但短期内部分居民消费降级现象有所显现。长期来看，中国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1978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7.5%和67.7%，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5%，2018、2019年这一数值分别降至28.4%和28.2%。居民恩格尔系数连续3年低于30%，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中国消费结构也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攀升。但是，部分居民消费降级的现象已经有所显现。近年，“拼多多”等新型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以及廉价伪劣商品的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群体相对较低的消费意愿。
二、中国居民消费低迷成因
导致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既有长期性的因素，又有近两年才出现的新因素。从短期来看，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居民部分所承受的高债务压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都成为抑制当前消费增速上涨的新因素。
一是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速显著下滑。2018年中等偏下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3.7%、3.1%和5.6%，大幅低于2014年12.8%、12.3%和10.6%的水平。与此同时，中等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2018年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5倍，这一数值分别比2017和2016年高出了0.16和0.22。
二是居民部分债务攀升，尤其是房贷负担加重，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镇居民购房负担率持续攀升，截至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负担率（居民购房总支出与居民收支结余的比值）为98.5%，连续4年超过了90%，更是比1998年的水平提高了近80个百分点。理论研究表明，居民部分债务的快速攀升会对消费支出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出现了负增长的低迷态势，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存款，加重了本就较高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挤占了消费空间，使得消费增长乏力。
三、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性举措
第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更多关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制造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从源头上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释放居民的消费活力。
第二，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中等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居民消费的提升。
第三，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可以考虑将房价增速纳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建设。通过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减轻居民背负的房贷负担，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第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为消费腾出更多的空间。
第五，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减少消费者维权投诉数量，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十四五”期间需要我们积极提振消费，以消费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最终实现“十四五”规划的战略目标。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