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两个一百年”交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全会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是今后五年乃至2035年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规划，是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体现出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一些新趋势，一些新走向。
一、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都是保持在大致两位数，这在国际经济发展史上也很少见。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开始超过日本，到2019年已经达到991万亿元，2020年可以超过百万亿元。这就是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相当于日本的25倍，相当于印度的5倍，我们一年的GDP增量相当于西亚一个发达国家土耳其GDP的总量。目前这个阶段，随着我国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资源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原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只有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高质量发展是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向是往高质量发展的，这是第一个变化。
二、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建议》中提出了许多强国建设的目标，比如说文化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等一系列提法。过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下一步我们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就要由大向强转化。目前，我们还不是经济强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的产品竞争力还不够强，处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只能靠价格这种竞争优势；第二是我们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还比较低；第三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还不能自立自强，还主要依赖于国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汽车产量第一大国，每年的汽车产量大致是2450万辆，但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比如汽车发动机还主要依赖于国外，特别是高端汽车的发动机。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经济大国，“十四五”规划提出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建设经济强国。这是第二个新的变化或者新的走向。
三、由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牺牲农村发展城市，这种政策导向导致城乡二元结构。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意味着我们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有能力、有条件，来解决“三农”这个短板或者洼地问题。《建议》中提出，要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一条路子，实现城市和农村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的一部分人口下一步要进入到城市中成为城市市民，城市中的工商资本随着城市空间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不断升高，就到农村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农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绿色资源，就是广袤的发展空间，城市的工商资本和农村的绿色资源有机结合就会使农村的产业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就是乡村振兴的过程，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四、由区域非均衡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经历的是一条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区域均衡协调发展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演进轨迹。我们优先发展的是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投资条件、投资环境、投资效益比较高，在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由非均衡发展慢慢转向均衡协调发展，特别是我国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这就是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又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现在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布局是“1+4+5”，“1”就是“一带一路”，从区域发展的格局上来讲是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协调发展转变。
五、由国际循环为主转向国内循环为主
新中国成立以后或者改革开放后30多年，我国走的是以国外循环为主体的发展道路。2008年以前，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80%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出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时候达6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非常缓慢，外需处于不断萎缩状态，所以我们对外出口也处在一种萎缩的状态，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4%下降到目前的32%。但是国内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非常巨大，靠内需可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扩大内需，就是以国内需求为基点，通过刺激消费、扩大投资，来保持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建议》中，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构建新的这种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找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痛点和难点，比如说科技创新，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之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卡住了我们的脖子。要找到我们的着重点，比如说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振预期，树立发展信心。比如，扩大投资，特别是新基建。
六、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过去我们劳动力供给很充裕，另外我们主要靠要素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随着进入新时代这三个方面的红利也在发生变化。第一，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2013年，16到60岁之间的人口，当年减少了325万人，这些年这个数据都在不断扩大。到2019年为止，16到60岁之间的人口减少了5600万，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给由过去的充裕转向了短缺，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这对于出口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第二，过去说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占有资源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90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第三，过去我们经济发展不怎么考虑环境的承载力，但进入新时代，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大，比如，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关闭一大批中小企业、拆除污染严重的建筑工地，这就反映出环境非常严峻了。过去我们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到了终点，必须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重要走向。
七、由科技跟踪模仿转向科技自立自强
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创新主要是跟踪模仿。也就是把新技术引进来，再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支撑经济大国，但要走向经济强国，靠跟踪模仿是不行的，《建议》中提出，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从创新模式上来讲，要由跟踪模仿转向并跑、领跑。我们在大多数领域中，创新步伐与国外是同步的，在一些重大战略领域要领跑。从整个创新体系来讲，自立自强，我们不依赖于国外，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中兴、华为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科技必须自立自强，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下一步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采取举国体制来攻克重大的科技创新问题，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不能再依赖于国外。
八、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转向高收入发展阶段
《建议》中提出，到2035年我们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其中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升级要求科技创新支撑往往在这个时候容易出问题。当产业升级不能及时跟进消费升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三重矛盾叠加：第一个矛盾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不出来；第二个矛盾是政府失效，政府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都不灵了，都不管用了；第三个矛盾是社会失环，社会矛盾也出现了。这三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就使一个国家和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徘徊不前，走不动了，在这个台阶上打转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消费升级要求产业升级跟进的关键时刻。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生产端产品的质量，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目标达到了，我们就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这也是下一步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一个重要走向。
九、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转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出口，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强。出口量很大，但是获得的附加值很低。我们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正面临消失，那么我们在低端这种空间就没有了，在低端竞争手段已经没有了，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只有在中高端找准位置，才有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就是解决由原来的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问题。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