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且在五大理念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阶段，具有其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我国发展现状的形势倒逼。在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在调结构、转方式的过程中，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是实现动力转换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创新发展的独特优势
创新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动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创新能力最直接的精神力量，是国家和民族解决自身生存、发展问题能力大小的最客观和最重要的标志。因为，创新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其形成和发展必然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新能激发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能使人自身的内涵获得极大丰富和扩展，其突出特点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增长方式。所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来抵消因为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单一要素或者全部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二是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突破经济发展中迟早要发生的、由要素或资源的短缺所造成的瓶颈。所以它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无论通过创新驱动引进的新产品、采用的新技术，还是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来源、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都会打破原来的经济发展轨道，进而打破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或者突破要素和资源的瓶颈。依靠创新发展的这些功能，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报酬的递减问题和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从而为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二、创新发展的国际经验昭示
当前，国际上创新发展风起云涌。一是新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不断蓄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一场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群体性技术革命，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成果转化更加便利，产业升级更加快捷，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呈指数函数增长，创新周期大大缩短，科技发展向极限化逼近，科学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与互相渗透等成为当代世界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和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发展战略，美国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欧盟通过了《欧洲2020战略》，日本出台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韩国制定了《2025年构想》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等等。三是当前世界各国创新发展正对产业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推动着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科技浪潮。如，推动着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制造方式的变革;形成了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产业价值链体系;开拓了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制造业新领域，等等。可谓形势逼人，唯有大刀阔斧地推进创新，方能挺立时代潮头。
三、创新发展的国内形势倒逼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发展模式既取得了惊人成绩，但也带来了突出问题，使我们当前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严峻挑战，我国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在新常态下都发生了趋势性变化。而我国原来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我们没有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就难以真正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实现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低成本优势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创新优势转换，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是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看。我国人口众多，但资源有限，是以较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强大的发展压力。2014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104%，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的1/5以上，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德国、英国的4倍多，发展成本高、代价大，甚至是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目前全国七大水系1/5水质为劣V类，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接近1万亿元。长时间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了1/4的国土面积，受影响人口达6亿。全国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度废水排放量达6592亿吨，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达4279亿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322亿吨，由此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态危机，等等。2011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60262亿元，占当年GDP的127%。而且，由于矿藏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的大量开发投入，已经扭曲了原本具有优势的资源要素空间结构，资源优势进而成为经济劣势。如产煤大省山西、资源密集产业地区东北三省的经济活动反而缺乏活力。所以，我们必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实现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二是从要素投入“边际递减”效应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边际递减效应，即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其边际产量递增，当可变要素与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时，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由于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可变要素就相对过多，于是边际产量就必然递减。表现在社会发展中，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2013年部分主要行业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5%以下。其中，建材、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煤炭采选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5%、736%和749%。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石化、家电等都存在较大过剩，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长期性和绝对的过剩。如电解铝过剩35%，汽车过剩12%等。如果我们再继续依靠以往那种在较狭窄的资源要素空间和扁平技术层面上进行“平推式工业化”已经无法继续，必须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地区文化和地缘格局的深度层面进行战略空间拓展，以科学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
三是从人力资源的“刘易斯拐点”看。“刘易斯拐点”的主要内涵是，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出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工业部门将获得的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最后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完，这时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这个“点”就是“刘易斯拐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一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低工资的时代即将结束。当前我国时常出现的“民工荒”和劳资纠纷，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反映，就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将来劳动力成本上涨一定会成为一些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首要难题。所以，再继续依靠原来那种要素投入式的粗放型发展已无法持续。因此，必须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水平，建立新的发展方式，实现发展转型，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从而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