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全会公告来看，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了。而该政策调整也意味着自1979年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走向历史终结。这也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我国人口政策的又一次大调整。可以说，这次人口政策大调整，不仅会对中国的人口消长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最早是在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少、稀”的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时间要相隔4年，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1978年10月，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时间三年以上。
1979年下半年起，全国不少地方按照独生子女的要求修改计划生育规定。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外，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仅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可生育两个孩子。
中国推行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对当时的人口急剧膨胀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短短的36年的时间里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的程度。但是当年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是以当时的计划经济所必然导致的短缺经济为基本出发点的，认为按照当时的人口膨胀速度很快就会让中国各种资源消耗殆尽，国家没有能力来应对过度膨胀的人口增长，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困境甚至危境。但是这种假定实际上是错误的，并为今天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形势埋下了伏笔。
独生子女政策一旦形成制度，就会导致路径依赖，日后要改变起来会难上加难，这一政策一执行就延续了36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人学者和专家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可能面临的严重问题提出质疑。当时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曾经带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独生子女的非社会化生存的问题。
首先，如果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都归咎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从而使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从目前的人口结构上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虽然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越来越小，但是这些都可能通过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提升而延长工作年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来弥补的。比如，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素质提高出现了前所未有态势，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当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最为主要的推手。另外，即使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也未必能真正使我们解决“人口红利”问题。因为，按照人口普查的信息，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有9000万对。其主力是80后，但80后多是独生子女，有生育能力，但受经济及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生育愿意不高。比如，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当时预测每年可增加200万新生婴儿，但是实际增加新生婴儿只有47万，仅达到预期的四分之一稍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80后并非是生育的主力军，生育主力军是70后，这一组人群可能会抓住最后的生育机会。不过，尽管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条件比80后要好，也有生育愿意，但这群体的人生育能力却在严重下降，甚至于部分人已经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放开两孩生育政策之后，虽然新增的人口会有增加，但却不会如目前不少分析的那样出生一个爆发式新生婴儿增长潮。
其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导致人口的更替水平失衡(即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量小于2)，也是目前面临的问题，这将导致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但是，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显然被夸大了。因为与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相差甚远。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为10%(即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日本则达到26%、德国是21%，整个欧洲的水平大抵与德国相当。我们与日本相差25年，与欧洲相差15年。也就是说，与日本相比，中国化解老龄化问题还有近20年的时间余地。
再次，更为重要又恰恰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并非仅是人口结构的重要变化以及人口更替水平的失衡，而是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从其一出生就在一个非社会化的环境下生存的问题。在独生子女家庭，既不存在孩子之间竞争也不存在孩子之间的合作，使得这些独生子女的人格培养、价值观的形成、道德的养成等方面完全非社会化，从而使得这些独生子女的孩子一进入社会就面对着许多障碍;或由他们组成的社会无法满足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社会演进生存的法则。可以说，相对当前的国际外部世界来说，由独生子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是最没有应对能力的社会。当前独生子女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最为严重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如果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不改变，由于这一代独生子女严重地非社会化，它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严重障碍，而新的人口政策或允许普遍生育二个孩子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总之，中国的人口政策重大调整将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在人口数量增长与结构变化方面，更在于新增人口的社会化提升方面。尽管中国人口政策调整有着明显太晚的嫌疑，但毕竟已经开始了。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