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是与特定的制度、体系、机制相生相随。一方面，特定的执政行为必然会形成特定的体制，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必然会有相应的制度来伴随。所以，加强执政能力制度建设符合执政规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要求;另一方面，特定的制度也会影响能力的变化，为改进、提升能力提供保障，因为能力的状况也必然会受制于特定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风格和能力。加强执政能力的制度建设正是抓住了能力建设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找到了能力提高的根本性。所以，省委的战略抓住了发展要害，非常正确。
一、制度设计要适应变化的社会形势
党的执政能力，说到底就是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题，以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为主线，以提高党的革命能力、政治能力、发展能力为根本而进行的实现执政合法性的建设过程。但政党建设过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首先应正视社会在变化的现实。当前社会有六大变化。一是社会结构趋于紧张，人群、阶层的变化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的改变。二是居住社区呈现多样，导致政权组织架构趋于细腻复杂。三是就业体制有规无序，导致社会矛盾丛生，公平正义受损。四是社会组织兴而不盛，导致执政共济进退两难。五是人口流动布局紊乱，导致执政不安稳因素增多。六是舆论形成错综复杂，导致执政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所以，执政能力制度建设要适应这些变化，根本在于执政制度建设的视角要调整好。概括说，一是要有公民社会视角，在培育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中来推进执政能力制度建设现代化;二是要有合法性视角，把它们作为制度构建和评价的综合指标;三是要有科学性视角，把它作为改进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根本任务;四是要有整合视角，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建立和拓宽利益表达沟通渠道，推进党内民主。
二、制度构建要突出社会整合能力
把整合功能的提升作为执政的主线，是制度建设最具针对性的思路。就当前整合状况而言，制度建设有如何下不适应的因素。一是党的思想理论作风建设的社会化功能薄弱，影响了社会价值观的整合，给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主流作用增加了困难。二是党组织的社会化功能的乏力，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一是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相对滞后，制度建设不足影响民主政治发展，找不准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与各社会阶层、集团的利益平衡点;二是政治录用功能有待强化，社会先进分子、能人和社会精英加入党组织渠道不通畅，不公允，不规范;三是对各类传统民间团体和新兴社会组织的组织联接与协调统筹功能不够，不利于社会结构的组织整合。3.反腐倡廉工作又面临新挑战。改革创新勇气不足、胆略不够，形式化的作风转变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根本变化，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会作为、不善作为的问题突出，出现有光不发热，出工不出效，只当和尚不撞钟的现象。对党内的新要求有阳奉阴违，软性抵触，柔性服从的情况，特别是消极不作为，积极不当作为，积极作为不当的情况较为突出。4.新规定下有些干部心理不健康。一是狭义贪婪的自私心理;二是焦虑烦躁的危机心理;三是紧张忧虑的抑郁心理;四是孤独郁闷的压抑心理;五是嫉妒攀比的失衡心理;六是精疲力竭的厌倦心理;七是待人冷漠的孤僻心理。
要克服上述情况，制度建设着力解决两大机制：一是内在机制建设，即思想理论和作风建设。一方面是党内价值理念要统一，另一方面要提高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二是运行机制建设，即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参与功能，促进精英与大众关系整合。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强化政治录用功能，推进选人用人制度建设，提倡能力用人。规范初始提名权制度，要使主体多元化;建立干部推荐说明制度，扩大或普遍推行实名推荐;建立考任分离制度，完善反腐倡廉体系。
三、制度完善要重点补缺政治信任
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信任缺损已成为影响执政能力提升的大问题。对政治信任流失的状况若任其发展下去，会侵蚀执政的合法性。政治信任是构建起来的，不是自发形成的。在现代社会中应确立与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的信任新理念。
(一)高度信任的政治并非是“至善”的政治。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具有重大差异。社会信任是无限的，而政治信任是有限的。如果政治信任超越了政权执掌者的权利范围，信任就可能转化为盲从和愚忠，这种信任的定势和刚性化，容易助长政治腐败。
(二)政治不信任表达并非就是政治之“恶”。应把这种民众释放的政治不满视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政党对待这种不满应理性选择，区别对待，宽容多数人对执政有怀疑的权利，切不可一概以惩戒自我取悦于民，模糊取悦与取信的区别。但对那些以暴力方式冲击政治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甚至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行径，应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水平并非是正相关系。在完善政治信任过程中过分夸大经济建设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到视政治信任为唯一时，容易使政治走入“困局”。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增长会带来民众信任的提升，但“经济奇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失衡，尤为在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下，失衡会为政党赢得信任设置障碍，有些是难以超越的，当失衡达到了合理利益格局难以为继时，政治信任可能会土崩瓦解。
(四)应建立制度化的不信任表达机制。在现实的制度完善中，制度化不信任越多，自发信任就越多。一套完善的制度是应当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精神和理念来构建的。因此，健全民众表达政治不信任的制度化通道是一件维系政治和执政更趋合理化的好事，而不是坏事。
(作者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