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外来说”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史前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开始，有不少外国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分强调了外国史前文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无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错误倾向。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外来说”被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能成立，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本土说”。但是，由于受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限制，人们一直把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唯一起源，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发展成“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看成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中原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这就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打破了这种“一元论”的垄断，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此，我国著名学者苏秉琦、费孝通先生多有论述。在中华大地上，北起白山黑水，南到珠江上下，西至青藏高原，东达大海沿岸，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长江南北，都留下了中华先民生活、生产的足迹，这些足迹应当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的“满天星斗”说，“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科学地回答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论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并且不断给周围的多元文化以辐射，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不是繁星般诸文明之光自身的发展和汇聚，而是经过了一个中断、转移、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样，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泯灭，只有部分文明通过和其他文明的碰撞、融汇和吸收，才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才使中华文明成为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汇聚中华文明的根系很多，其中有三大根系，它们分别是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所谓“多元”。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过程是通过黄河文明东移南迁，和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在一起，又融汇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之后，使中华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体”。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一体”是通过各种地域性文明不断转移的这种形式形成的，它的过程是各种地域性文明不断转移、融汇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它产生的生态环境条件不少学者给予了论述。如王星光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一书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文明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形成，夏商王朝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崛起，这是仰韶温暖期贡献给人类社会巨大的文明成果。”笔者本人在《生态环境与黄河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寻找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就要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通过文明发生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与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多样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深入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自然人文背景与中华文明内涵, 而且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这对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因为它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中华文明的“一体”，从时间序列上来讲，是在元明清时期形成的，从空间结构上来看，是在元代疆域的基础上奠定的。中华文明的“一体”，相对于“多元”的起源而言，它是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这一点出发，本文着重分析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生态环境条件。
二、黄河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核心和代表
黄河文明是一种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发展于黄河流域的地域性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尽管是多元的，但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过程中，黄河文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不能否认的。黄河作为中华古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尽管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之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期发展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地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的影响，最终以自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中华文明。”黄河文明在北宋末年转移出黄河流域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之外，生态环境变迁也是一个种原因。笔者在《黄河文明中心南迁的生态环境原因分析》一文中讨论了两宋时期生态环境的变化，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拉开了黄河文明南迁的序幕，黄河泛滥引起的水环境变化，温度降低引起的气候变化是黄河文明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原因。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黄河文明没有再返回黄河流域”。
北宋末年，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黄河文明东移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开封为中心的水系环境的破坏，二是北宋末年气候的急剧寒冷，它们共同的作用最终使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次气候的急剧寒冷表现为由北向南的走向，北方游牧民族首先受到侵害。以游牧方式生存的金国大规模入侵华北地区，在灭了辽国之后，紧接着又制造了“靖康之难”。“这次气候寒冷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末，南宋前期之所以频繁受到金国的侵扰，应当说也与这次气候寒冷有关。”两宋时期的气候寒冷，竺可桢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12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0C～20C。”王嘉川在《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一文中也分析了12世纪初的气候变化，认为“12 世纪初的气候急剧变冷,使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骤然剧增,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王嘉川的观点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而言的，但从中却可以看出，由于气候的变化，引起了东北女真族生存条件的恶化，才使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导致北宋灭亡，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和长江文明融汇在一起的。
12世纪结束之后，杭州冬天的气温又开始回暖，这可以通过杭州冬天多年无雪给予证明。冬季多年无雪，俗称为“暖冬”，说明杭州的气候较为温暖。13世纪初期的温暖气候不仅为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和长江文明融合在一起提供了生态环境条件，也为南宋经济繁荣、农业发达提供了契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融汇在一起，成为发达的文明。然而，到了13世纪后期，冬季又开始严寒了。以游牧方式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元朝开始南下入侵南宋，这或许是南宋后期受到元朝侵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黄河文明刚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时候，“长江流域在夏季仍受着湿润的东南风的影响，仍然保持着勃勃生机”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融合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宋室的南迁带动大批文化人南下，使南方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与北方的地位发生了颠倒。”黄河文明转移出黄河流域虽然出于无奈，但却保证了它的连续性，使它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之一，苏秉琦先生称它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转移出黄河流域的黄河文明，尽管作为一种原来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性文明，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但它在文化形态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优势，因而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在和南方长江文明融合之后，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代表。汇聚中华文明的根系很多，其中有三大根系，它们分别是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华文明形成“一体”之“体”的构成并非是中华大地上各种文明的聚合体，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个主体尽管也有所变化，但是黄河文明始终是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代表。
三、气候寒冷引起的蒙元文明南下
蒙古族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上。大约在公元9至11世纪，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氏族部落，曾先后受到辽和金的统治。到12世纪的时候，随着金朝的衰落，蒙古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逐渐脱离了金朝政权的统治。公元1204年，铁木真通过战争统一了高原上的蒙古族部落。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汗国成立，国号“大蒙古国”。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这是游牧文明战胜农业文明，中华文明逐步走向“一体”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步实现了蒙元文明向南的转移，在和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碰撞、交汇的过程中，实现了三大文明的融合，使中华文明走向“一体”。
兴起于12世纪初的蒙元文明，为什么能够在60年内迅速南下和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文明走向“一体”呢?其中的原因如政治、军事等因素之外，蒙古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12世纪以后的800多年间，中国的气候总的来说处于以严寒期为主的时期。12世纪初期气候的急剧寒冷，使生存在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剧增。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 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最终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东移南迁。这次气候寒冷对蒙古高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蒙古大草原，这次的转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于是蒙古贵族率兵南征西讨，人民则自发地向较为温暖的南方迁移而成为流民。而在1230～1260 年的气候又一次突然转冷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急剧恶化，蒙古军队遂放弃了远征西欧的计划，在灭金以后，迅速向距离较近而又相对暖湿的南宋所属地区大举进攻，争夺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次气候寒冷，《出使蒙古记》是这样记载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经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冬季无雨不说，就是夏季的雨水也经常是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过来。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使蒙古族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困难，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蒙古贵族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先后灭辽、西夏、金、大理、南宋诸国，招降吐蕃，于1279年统一中国，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蒙元帝国。自成吉思汗铁木真立国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执政，祖孙三代励精图治，是蒙元帝国的兴盛时期，也是蒙元文化的繁荣期。蒙元文化的繁荣是通过南下和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发生碰撞、融合的途径实现的。蒙元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南下，从根本上来说是气候的寒冷造成的。当气候处于寒冷期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常常避寒南下，这已被黄河文明东移南迁的史实所证实。蒙元文明的南下只不过是这一史实的重演。
蒙元帝国的建立过程，也是蒙元文化南下的过程。元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沿用至今的蒙古族文字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元朝实行行省建制，全国设立10个省，“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到现在还在使用。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西北到新疆东部，北到西伯利亚，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我们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新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西藏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不仅是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也是从元代开始实行有效统治的。就是那个蒙古马队，正是它把大中华的国境大体安定下来的。”蒙元文明南下的最初动因是避寒趋暖，争夺更适宜生存的生态空间。在这种争夺过程中，元朝蒙古马队由于不善于利用海洋性气候，曾导致了两次东征日本的失败。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东征日本，“在元朝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不如说是日本三面背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帮助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蒙古军队“尽管他们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海洋或水上作战方法，但与熟谙海洋的日本人相比，则微不足道”。海洋性气候和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最终阻碍了蒙元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元代的杂剧是可以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文学成就，《窦娥冤》、《西厢记》等戏剧佳作对后来的戏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元文化南下的过程也是与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的过程。1219年，著名的全真教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亚为成吉思汗讲道。在元代，多种地域性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华文明也开始传向西方。蒙哥汗时，鲁不鲁乞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穿越蒙古高原，进行了东西文明的交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横渡地中海，经过西亚、中亚，1275年到达元上都(内蒙古多伦附近)，在中国待了17年，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回国后口述在中国的经历，被一个叫鲁思梯谦的人写成介绍中国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轰动欧洲，广为传颂。蒙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实现了融合，推动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了强有力的交流、融合和贯通，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四、气候温暖引起的文明北上
“中华”一词的来源，追朔起来，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关，是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词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国”一词最早是由于洛阳的地理位置居于“天下之中” 并在此建都提出来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中”侧重于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于人，寓意为华夏族群。因此，“中华”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实体。
如果说元灭南宋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北上，那么，随着元朝在大都(北京)的建都，则逐步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北上。元代发生的中华文明北上是由温暖气候引起的，不过，这次气候温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行走，橘皆冻死，”“十四世纪又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任振球等学者通过九大行星汇聚和气候关系的研究，认为“近千年来我国出现的低温期均发生在九大行星会合的附近时期。从公元1000年到现在，我国共发生五个低温期:十二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中期,和十九世纪中期。同期内，行星会合的时间为:公元 1126、1304、1483、1665和1844年”。此后三次行星会合的时间为:1982、2163和2344年。发生于1126年的寒冷气候使黄河结冰厚实，金兵渡过黄河，发生了“靖康之难”，印证了任振球等学者观点的正确性。气候的寒冷历来都是由北而南的，而直接受到严寒气候影响的正是高纬度的蒙古高原地区。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一般说来，温暖期是降水量较多的时期，寒冷期是降水量较少的时期。寒冷期蒙古高原天寒地冻，降水量较少，干旱比较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草原上的生产发展。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只有从相对温暖的南方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调运物质。当南方无法忍受这种盘剥的时候，爆发农民起义成为必然。
靖难之役使朱棣攻下南京后迁都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解缙等士人“篡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出，迄于当世”，于永乐六年(1408年)编成《永乐大典》，后朱棣又在皇宫内建文渊阁，将《永乐大典》北运北京。《永乐大典》的编篡，对于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着重要意义，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也是文明北上完成的标志。由于后来的社会动荡和政局变换，《永乐大典》这部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书稿大部分散佚，现仅存世原著的3%。
15世纪是寒冷的世纪，其寒冷程度可以通过位于中国南方的太湖两次结冰、汉水三次结冰和淮河一次结冰给予说明。寒冷的气候对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退居漠北的元政权必然会遇到生存困难，随时都有避寒趋暖南下的可能性。为了抵御蒙古族再次南下夺取生存空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410、1414、1422、1423、1424年)，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并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征回师途中死于榆木川(内蒙古乌珠穆沁)。当游牧民族遇到因气候寒冷造成的生存困难时，便会纷纷南下争夺生存空间，为了抵御他们南下入主中原，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故有“天子守国门”之说。有明一代，北上的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南方经济重心、北方政治中心的格局。
五、中华文明“一体”的形成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尤其是1620～1720年的冬季最为寒冷，其最低温度是在1700年，[10] 中国的气候变迁进入了5000年来的第四个寒冷期。气候的寒冷使黄河流域在“1629年～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尚且如此，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存会更加困难。因气候严寒，东北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放弃了传统的生活定居地，向较为暖和的东北南部迁移，女真三部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按照区域分布，明代把女真族划分为三大集团，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建州女真从事定居生活，农耕生产和汉族没有多大区别。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在吞并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后，复用国号为金，是为“后金”。为了克服气候寒冷带来的生存困难，后金女真族多次南下，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的气候寒冷尽管在变化幅度上不算太大，没有超过30C,但却导致了明清易代，东北各族人民大量涌入关内，“女真”一部分融合其他民族被称为满族，最终完成了中华文明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它的谱系很多，主要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游牧文明。中华文明是这三大区域文明碰撞、交流、融合、升华结出的丰硕成果。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华文明是在本土上形成的。从地理位置上看，由北向南分布着北方游牧狩猎文明、中原黄河文明和南方长江文明，与这三大文明相对应，形成了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一体”主要是由这三种文化构成的。北方游牧文明、中原黄河文明和南方长江文明虽然都是地域性文明，但是，当它们走向“一体”形成中华文明的时候，就难以看到任何一种地域性文明所特有的形态。日益发展的中华文明使各种地域性文明的独立性日渐消失，逐渐融入到一个范围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在中国的本土上形成的。
其次，气候冷暖是地域性文明走向“一体”的重要原因。从生态环境上讲，气候的变化是三种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文明“一体”的重要原因。当气候处于寒冷期的时候，寒冷干燥区域内的游牧狩猎文明便会南下与温暖湿润区域内的农业文明发生碰撞、交流、融合。当气候处于温暖期的时候，温暖湿润区域内的农业文明便会北上与寒冷干燥区域内的游牧狩猎文明碰撞、交流、融合。多次的南下和北上，反复的碰撞和交流，最终使多种地域性文明融为“一体”，气候冷暖的变化是其走向“一体”的生态环境原因。
最后，中华文明具有“自组织”性。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一体”的形成是自成体系的，按照系统科学的说法是具有“自组织”性。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它和长江文明融合在一起，后来游牧狩猎文明又加入其中。它们和南方、北方边远文化区的文明一起构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明。这种“自组织”性表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自组织”性，中华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六、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掀起的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基于生态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文明” [18]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连续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和”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生态文明”概念1985年出现于中国的报端以后，立即被中华文明所吸收和接纳，成为现时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可持续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解决生态危机迫切性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和研究生态文明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华民族解决环境恶化问题的战略措施和实际行动。
任何文明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华文明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人类文明是在不断交流、融合和创新中发展的。中华文明在吸收接纳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之后，立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进行，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并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全面性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既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综合了当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创造性成果”。只要把中华文明置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认识，生态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创新和发展。
人类社会是沿着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路线向前发展的，在不同阶段人类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生存和技术生存两种方式。在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们通过自然生存方式来生存，相对而言，人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比较小。“技术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技术物和自身的知识(主要是技术知识)而生存的生存方式”。在工业文明阶段，人们主要靠技术生存方式来生存。人们只要通过技术生存方式来生存，环境问题就存在，“那种以为人类将来可以通过移居太空来躲避地球环境危机的设想，无疑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环境问题的长期存在，研究生态问题的中华文明就必然成为持续延续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环境问题的解读，它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人类文明史上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必然吸收、接纳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生存困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热门话题，是因为人没有学会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生存困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如果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形成环境危机，危及人的生存;如果不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因为没有物质生活资料发生资源危机，同样危及人的生存。”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作为“和”的文明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哲学词典》“光荣”条文中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中华文明是在顺应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走向“一体”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顺应生态环境的变化，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成为必然，中华民族已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走进了一个自觉地民族实体，中华文明已经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类文明。
(作者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