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就已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具体表现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度成倍增加，信用体系兴旺发达。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853年6月，《泰晤士报》刊登了英国外贸的增长数据，字里行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编者得意洋洋地写道：“‘我们举国幸福，和谐!’”
正当资本主义思想家和学者为资本主义取得的辉煌沾沾自喜、弹冠相庆之时，马克思却看到了这个制度繁荣背后的隐患。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就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神明，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对之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判断资本主义繁荣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在的矛盾性导致普遍的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是那么美好，更不是所谓“永恒的规律”。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严密地逻辑论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其实践表现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常常不平衡，当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便会爆发。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是清晰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群众的购买力相对不足——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
根据这一逻辑，马克思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社会占有，危机自然就会消除，无产阶级由此获得解放。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要关涉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囿于时代条件，尽管生态危机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告诫后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放置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看，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还仅仅局限于农业之中，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在于人类要“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问题。
事实上，在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被放置到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之中，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相对于生态危机而言，经济危机更加显性，那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远没有今天如此紧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危机思想还没有充分展开,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占据中心地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论证的单薄是为了让位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尽快唤起无产阶级革命，而一旦革命任务完成，变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可见，对生态危机关涉的不多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然缺陷，更多的是时代发展所限而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反思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到了70、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把矛头指向资本的贪婪本性及其衍生的奢侈生活方式;进入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认识和判断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进行考究，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则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目前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有所改造。因此，化解生态危机必需摒弃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对此，余金成先生作出如下判断：“生态问题与其说是具体问题，不如说是整体问题。生态危机表明人类现有发展模式的危机。资本主义文化是当今世界主流文化，它形成了人类主导性价值观，建构了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社会主义一方面需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肩负了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任务。”创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非常困难，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很难自觉控制攫取资源的欲望，而发展中国家因发展的需要也很难抑制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及合理利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只能使生态危机更为加剧。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中国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原本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抑制市场的趋利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恶性膨胀，防止由此可能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当初想象的那么完美。市场经济在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初步耦合之后，尽管的确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却没能有效抑制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危机丝毫不亚于20世纪中后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环境报》2006年9月7日公布了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并且，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还做了一个说明，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实际的环境成本可能还更高。可见，社会主义在接纳了市场经济之后，简单的制度接合并不能充分化解其自身的弊端。面对这一困境，是折返到原生态的农业文明时代，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沿袭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让生态危机肆意蔓延，显然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要的。因此，只能从发展理念、发展方略和发展目标上完善并改造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方式，惟其如此，方能实现自身的超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从人类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范式看，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它追求理性的发展，关注发展的意义，是一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环境正义的具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式，走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良性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旧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新的发展范式对于化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危机具有普适意义。
与科学发展观一样，和谐社会理论也是为应对发展困境而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改变当前社会资源的不公正配置现象，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社会流动顺畅有序，社会结构更加合理。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指向。在一定程度上，二者都是应对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困境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前者摆正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让发展结果保持平衡。可以说，中国改革推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良方。科学发展观是改造市场经济的方法，是行动原则，和谐社会是改造市场经济的方向，是发展目标。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是对生态危机的双向化解。
从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到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任务，再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之一，说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也是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的新尝试，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要求。
(作者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