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面对古今中外文化汇聚与交锋，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包、综合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护卫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文化根基。
一、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列宁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推测，中国进入夏商周有阶级社会以后，就萌发了某些期盼社会平等的愿景。从可考的文献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张，但是，都或多或少折射出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萌生了朴素社会主义观念。例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讴歌过去的方式反对现实社会好混乱，主张恢复周礼，倡导“仁者爱人”，提出了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大同蓝图和小康愿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出世”的精神追求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平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借助“天志”观念反对人世间的不平等，主张“交相利、兼相爱”，倡导尚贤尚同，提出了“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的平等构想。战国末期，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杂糅各家之长，强调“公则天下平”，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提出了“至治之世”的社会理想。此后，历代农民起义，纷纷打着“公”与“平”的旗号，或曰“均贫富”，或曰“均田免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争。及至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纷纷建构了比较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洪秀全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相号召，希望在人间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影响深远。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如沐春雨，茁壮成长，成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有长久的民族文化根基。
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积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朴素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却相当丰富，并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会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举例如下：其一，民本理念与反对阶级压迫思想会通。自从周公开始，历代统治阶级从自身出发，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疑是民本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复活。其二，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目标会通。“大同社会”、“太平盛世”，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亘古至今的理想追求，是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中国式的理解就是“天下大同”。反对儒家伦理的先进中国人，却把儒家社会理想天衣无缝地转化成了社会主义的终极追求。其三，群体观念与集体主义原则会通。中国历史上向来重视群体利益和价值，从家族到国家，从血缘到社会，从人间到天堂，往往多见群体、少见个体，这与当今的集体主义原则形成了暗合。其四，天下为公传统与公有制会通。从春秋时期的“天下为公”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再到当今的“公有制为主体”，一脉相承，推陈出新，始终没有离开对“公”的维护和追求。其五，均贫富遐想与共同富裕目的会通。孔子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洪秀全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推行的“大锅饭”，无疑受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今“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无疑也彰显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子。诸如此类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发达的民族文化根基。
三、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有着与时俱进的品格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社会进步、文化超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守旧因子，但是，主流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强调经世致用、变革维新，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基本品格和基本精神。《周易》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学》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倡导“作新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国中国文化精髓，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哈佛大学冯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性》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动态特征，勇敢地吸收外来文化，追求流行、时新，与此同时毫不犹豫地抛弃旧有的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地传承了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
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就要自觉护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20世纪初，梁启超撰文认为，社会主义的要义，“吾中国固夙有之”。他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近人多能言之。”(《新民丛报》第26号，2003年2月26日)五四运动前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出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观。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早已深入人心，为中国人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预设了历史前提，因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主义构想，也区别于苏联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护卫其文化根基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选项。一应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的存在，以当下的价值观判断，精华与糟粕杂陈，健康与腐朽共处，光辉与昏暗兼有，有益与有害并列，彼此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构成了一座包罗万千的宝库。对此，我们要坚持非价值判断的态度，只有保全的义务，没有践踏的权利。二应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同于传统文化，是文化流变的“现在”形态，源自于过去，流行于当下，作用于社会。优秀文化传统能够规制人们走向高尚与睿智，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恶劣的文化传统能够诱导人走向堕落与愚蠢，扰乱社会秩序与进步。对此，我们必须有所甄别、有所选择，弘扬优秀的、抵制陈腐的。三应发展民族时代文化。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精神要振奋，文化要创新。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继承民族传统文化财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