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冲突论”是西方维护自身文明优越感的代表性理论工具和叙事方式。借助“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文明冲突论”将西方文明中心化，以输出和传递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文明观，构建了和合共生的新型文明关系：秉承崇尚和平文化传统，深刻蕴含“和”的文明基因；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合作，明确提出“合”的文明主张；顺应文明共存演进规律，不断彰显“共”的文明逻辑；实现多元文明共生发展，全面勾画“生”的文明愿景。文明对话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路径，通过夯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认同基础，拓展全球文明对话的合作网络，促进全球文明秩序的变革重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不同文明交往和人类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乐乐（1996— ），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樊晓燕（1974— ），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2024年度科研与教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蕴含的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SGDY202408）；西安交通大学2024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引领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KZX2024010）
【中图分类号】C93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5-0005-08
随着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加剧，世界范围内经济实力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2023年，发展中国家的GDP约占全球GDP的58.8%，有报告预测，到2026年初，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超过60%。［1］面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部分西方国家陷入焦虑和恐慌，以“修昔底德陷阱”这类“国强必霸”的逻辑对中国进行莫须有的指责，甚至将国家间正常的经济竞争和制度差异上升为文明间的斗争与抗衡。［2］要应对这种责难，必须从理论上揭示“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文明观，从文明基因、文明主张、文明逻辑和文明愿景的层面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说清楚为什么“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3］。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吸收了世界范围内各种文明观的合理因素，致力于消解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过于强调文明间差异和对立的文明观的负面影响，为正确处理文明间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现代化与文明观的历史关联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思想渊源、丰富内涵、具体表现、显著特点、价值意义进行阐释与分析。［4］二是从理性与价值的维度切入，讨论如何自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5］三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相关研究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6］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对其内涵意蕴与践行路径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拟揭示“文明冲突论”二元对立文明观的本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意蕴，提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路径。
一、自我中心：“文明冲突论”二元对立文明观的隐含前提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zo”，意为“开化、教化”，后经演变，多用来指称先进的社会文化发展状态及其实现过程。文明观是人们对文明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如何理解文明发展的历史、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等。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文明观。一种是多元文明观，认为文明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平等性和互鉴性，各种文明“多样统一”“主主平等”［7］；另一种是一元文明观，将文明看作所有国家和民族沿着同一道路、向同一性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标迈进的过程，其中“高尚的、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应当教化其他“野蛮的、非文明的、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通过“主统治客”建立具有统一标准的普遍文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是二元对立文明观，其虽然承认多种文明存在的事实，但仍通过理论和话语建构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一元主导地位。
（一）“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8］在人类文明初始阶段，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在类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同程度地带有自我中心化倾向。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西方二元对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内在地决定了西方文明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把其他文明视为自身宰制的对象，西方殖民主义传统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化倾向的体现。冷战结束后，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西方社会需要团结起来保存和更新西方文明，以应对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亨廷顿的观点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将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视为“挑战者文明”。这种自我民族中心主义历史观使得西方文明把世界二分为“中心”和“边缘”，其他文明因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压制和排挤而在文明结构中被边缘化。对于多元文明共存的事实，亨廷顿并非毫无察觉，他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9］1但奇怪的是，亨廷顿既认为世界是多文明的世界，又将世界的多元文明简单粗暴地划分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可见，正是受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支配，“文明冲突论”最终无法直面和接受多元文明共存的事实，只能利用“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为西方的霸权行径辩护。
（二）“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
“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决定着“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处于中心地位的文明总是想方设法支配和影响边缘文明，让边缘文明从属于自身。这种“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是一种“为我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0］161。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确立起的主体性和文明关系，就是将他者文明置于“为我关系”的框架中，削弱他者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其他文明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自身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亨廷顿在讨论文明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对这种“为我关系”的某种承认。他指出，“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9］30，西方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9］31。当前文明之间的关系正处在相互作用的阶段，“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9］285。基于这样的判断，亨廷顿将多样性的文化和文明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敌人，其强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目的就是保持西方文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支配地位。
跳出“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兴起过程中实现对他者文明的支配，根本上是“资本逻辑”统摄的“资本文明”对他者文明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1］，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91，不断打破空间界限，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席卷全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12］95，但资本的“文明胜利”因其内在的“支配—从属”逻辑最终成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3］，不可避免地陷入文明悖论。
（三）“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
在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十分注重用形而上学最高的“一”解释现实物质世界的“多”。作为最高的普遍性，“一”是同化“多”的最高的同一性。此种同一性思维延续到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就表现为：西方国家常常罔顾事实，把自己的地域文明说成是普遍文明，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是“文明冲突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套路。
亨廷顿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9］45西方文明的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由此认为，西方文明是绝对的“唯一”，后发国家应遵从西方的“文明模式”。正是受这种“伪普遍性”的影响，西方国家把对外殖民扩张说成是对落后民族的启蒙，认为采取极端的暴力措施是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促进和捍卫文明”的“正当合法”行为。但“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0］861。
“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14］“文明冲突论”的“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为西方主宰世界秩序提供了文明范式和理论依据。亨廷顿说：“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9］162于是，他向美国政府献策，建议“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等［9］287-288，这些策略无不透露出西方称霸世界的野心。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使古老的东方文明重焕生机。在此背景下，从更高的视野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及其超越性，对于揭开“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面纱，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重塑世界文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二、和合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对文明理论和文明实践的重大创新。它不仅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解释框架，而且在秉承崇尚和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合作，顺应了文明共存演进规律，描绘了人类文明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
（一）“和”的文明基因：秉承崇尚和平文化传统
任何文明观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669。中华民族5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孕育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政以养民的民本思想、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这些丰富的文化思想不同程度地消解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潜在地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全新的文明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持久的精神力量。不同于以“血与火”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西方文明，“文明以止”和“克己复礼”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随着中华民族在晚清以降遭遇的内忧外患，这种强烈的文化自尊心理最终因剧烈的失落和挫折而得以扬弃。“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5］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共处，以和为贵，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天下一家”，包容性与和平性特质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始终秉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与不同国家友好往来，古丝绸之路就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融通、美美与共的繁荣景象。
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必然秉承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零和博弈思维，主张不同文明和平相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的，一个文明征服和战胜另一个文明是常态。这不仅夸大了文明间的差异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更忽视了和平是人类文明发展主旋律的事实。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多元文明的共时存在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打破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不同文明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竞相开放。历史上，西方文明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掠夺和暴力征服曾给人类文明带来严重创伤。这种以损害他者文明换取自身发展利益的霸权行径并不能持续促进西方文明的发展。有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和平底蕴，在继承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找到了人类文明和衷共济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与偏见。
（二）“合”的文明主张：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合作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天然形态和基本特征。“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16］543-544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但也可能因彼此间的差异引发对立冲突。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观内在隐含了对于文明多样性的极端化理解，过分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从而忽略了不同文明通过和平交流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将不同文明的差异与特点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而非制造冲突动乱的理由。文明的异质性使文明交流成为必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7］任何一种文明要永葆旺盛生命力和活力，就必须积极同其他文明互动，否则就会因自我封闭走向衰落。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态度，以积极处事之道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对话。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更广地域的文明交流。从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到改革开放中国主动拥抱世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发展机遇，无不表明不同文明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各个文明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正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在更新优化自身既有内涵和系统构造的同时，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主张不同文明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合作共赢。“文明冲突论”是在冷战结束不久的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今不同文明之间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只有超越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才能在世界变局中找到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文明观，始终倡导合作共赢理念。文明冲突本质上是利益的摩擦，是西方文明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正确的义利观，重视其他文明的正当利益和发展诉求，把中国与世界携手共进作为文明互动交流的基本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蕴含的“互美互成”逻辑在实践中主张合作共赢，倡导不同文明主体在互利共赢中共同发展，通过拓展文明内部视野开创齐头并进的文明景观。
（三）“共”的文明逻辑：顺应文明共存演进规律
多元文明共存是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多元文明的共存样态和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摒弃了“文明冲突论”一元化的思维定式，主张多元文明平等共存。西方文明之所以无法改变自身霸权型文明的基本面貌，主要是受到一元文明观的支配。一元文明观的主导逻辑是以“对抗独霸”代替“多元共存”、以“一家独大”代替“多元纷呈”，认为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这是文明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其结果是造成文明的单一性、野蛮性和霸凌性。以平等的态度正视其他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同文明共处共存的必要前提和首要条件，只有各种文明共存互动，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文明的发展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具有汤因比所说的“生命周期”，即任何文明都可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意味着，任何文明都不能贬损其他文明，因为在文明产生和消逝的可能性上，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打破强者恒强的思维定式，致力于消解“自我”与“他者”的互斥，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地域特色之别，主张尊重每一种文明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肯定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价值。
（四）“生”的文明愿景：实现多元文明共生发展
文明观凝结着人类对于文明发展的愿景选择与价值追求，不同文明观勾勒着不同的文明愿景。“文明冲突论”抱持霸权文明观，以文明对抗冲突取代文明和合共生。然而，要实现多元文明共生发展，就必须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致力于构建文明共生关系，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为价值指归。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规律问题上，历来存在神学文明观、理性文明观、唯心文明观以及后现代断裂文明观、文化虚无文明观等不同观点［18］，但这些观点因其抽象性和唯心主义立场而无法为人类探索文明共生的美好愿景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现实的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推动历史发展，任何文明形态都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创造，“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9］。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面”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资本主义“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0］412-413，其必将被更高的文明形态取代。1844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书信中用“新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指代不同于“旧文明”（资产阶级文明）的文明形态。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体现，将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三大差别”，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始终坚持人民本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共生愿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观，也是人民本位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把人人共享文明成果的普惠型文明变为现实，向世界展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气象。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20］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体现了人民意志，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价值主体性，超越了西方制度框架生成的“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观。比如，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有机结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三、文明对话：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践行路径
文明的对立冲突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出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建构性方案是历史必然。对此，不少学者、政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与“文明冲突”相对的概念与观点，如“文明共存”“文明对话”等。
（一）夯实全球文明倡议的认同基础
文明的内核是价值，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是文明交流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中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其丰富内涵和主张代表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夯实各国对于全球文明倡议的认同基础，有利于引领和助推不同文明展开交流对话，切实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
首先，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文明对话的前提条件。多样性是文明的本真状态，产生文明冲突的价值根源在于强制用同一价值取向代替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独特认识。西方“普世价值”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文明都遵从西方文明的价值规范，是带有殖民阴谋的虚幻共识。与之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是文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在不同文明间具有共通性。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尊重不同文明的发展空间，推动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机结合，能够夯实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实现深度的文明对话。
其次，重视文明的传承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开展文明对话的动力源泉。文明对话的持续进行既离不开每一种文明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离不开不同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冲突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人文交流合作，主动落实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为加强文明间的理解互信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拓展全球文明对话的合作网络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需要依托良好的合作网络，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对话的机制和平台。面向不同区域和民族国家的交流对话平台共同组成了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解决渠道。中国搭建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对话合作平台，与世界各国共商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同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在平等互惠的对话关系中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维克多?拉林曾评价：“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和沟通，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使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提供了良好平台。”［21］
第二，深化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沟通连接。国际组织是具有国际性行为特征的组织，能够为国际社会讨论公共问题提供场所，是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直以来，联合国始终倡导文明对话，先后设立了“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文明联盟、“文明对话国际日”等。联合国文明联盟倡导弥合文化差异，包容、关怀、和平、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中国支持并欢迎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亚太地区扎根。
第三，建立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伙伴关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霸权，拉拢盟友建立“小圈子”和“小团体”（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22］，不断挑动阵营对抗、破坏国际秩序，对多边主义造成严重冲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建设更加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发展伙伴关系对于拓展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至关重要。从本质上看，任何外交关系和伙伴关系背后都体现着文明间的对话，中国在深化伙伴关系中寻找各国利益的相聚点，推动建设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三）促进全球文明秩序的变革重塑
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多元文明的交往互动形塑着不同的文明秩序和文明格局。历史上，发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社会，此后的西方文明便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企图通过殖民扩张主导全球秩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文明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又将不同文明推向“地球村”时代更为普遍的交往之中。在全球文明秩序愈加复杂多变的今天，西方文明称霸世界的野心并没有改变，美国及其盟友极力维护西方主导的文明秩序，这种文明秩序的阵营化倾向严重阻碍了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因此，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打破文明对话的壁垒，就成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必须直面的问题。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为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提供了契机。虽然当今世界“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东升西降”的态势日益明显。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保持在30%左右［23］，2023年达到32%［24］。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25］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反映这种新变化的全球文明秩序变革就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大势。
其次，公正合理的全球文明秩序能够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把自身价值标准嵌入国际规范和制度，企图用制度约束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对此，我们要坚决维护国际法在维系国际秩序方面的权威性，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文明秩序。重塑全球文明秩序需要打破西方对于文明标准和文明关系的话语垄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不少西方国家产生了焦虑情绪，如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污名化为“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对此，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取得的发展成果打消其他国家的顾虑，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故事。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表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我们应该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考量“文明对话”，切实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6］，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追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引领文明对话，有利于不同文明在命运与共的时代大潮中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首先，实现不同文明利益共生。在文明的交往互动中，尊重各文明主体的核心利益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也是文明对话合作的基础。资本主义建立的共同体在“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27］虚幻共同体。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不论是制造动乱还是转嫁污染，都使难民问题、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实现不同文明利益共生，就是要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坚持正确义利观，正视并尊重不同文明主体的利益诉求，扩大文明对话的利益交汇点。
其次，实现不同文明机遇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28］截至2023年10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不同文明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平台，已经吸引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9］同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宣布将继续实施1000个“小而美”的民生援助项目，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培育经济发展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再次，实现不同文明责任共担。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的联动性也在不断增强，这使得一国发生的风险很可能扩散到全球。由此可见，不同文明不仅命运与共，而且风险与共。面对全球性的风险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种文明能置身事外，“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16］529。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同文明共担责任，通过对话找到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破解策略。
四、结语
“文明冲突论”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诞生的理论观点，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观察全球政治格局和竞争态势提供了独特视角，但内在隐含的二元对立文明观终究无法为构建全新的文明秩序提供解决方案。根植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跨越时空的文明交流将变得更加广泛而深入。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生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文明话语和文明理论，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关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不同文明如何交往等文明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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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于小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