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数字媒介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文化领导权建设必不可少的介体载质，通过数字赋能、数字赋权与数字嵌入，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系统的各个要素数字化发展的内在需要相契合，但数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呈现出数字功能僭越消解政党文化领导权与主流价值认同、数字鸿沟偏见解构社会文化正义与社会政治信任、数字文化霸权引发传统文化失语与民族文化失落等异化图景。为此，需要在总体上重塑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协同。具体而言，要增强党的领导禀赋，提升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拓展公众数字参与渠道，增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情感联结；推动文化多元发展，丰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生态场域。要通过以上途径，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耦合联动，推动数字技术的向善向好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守正创新。
【关 键 词】数字技术；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力；党的领导；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韩亚琦（1995— ），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孟丽荣（1989— ），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微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调控研究”（项目编号：21BKS01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智媒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0350）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5-0020-10
一、文化领导权建设传统与问题的提出
文化领导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具有强制权威性和组织机构性的立法权、监督权等权力不同，其并不依靠国家的强制权威而获得，也没有执行权力的特定组织机构，而是通过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自觉自愿的认可和赞同来实现的。［1］也就是说，文化领导权是一种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文化领导权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日益成为政党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也因此而获得高度重视。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这是“文化领导权”首次出现在领导讲话中，证明党对文化领导权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领导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革命家也一直把文化领导权建设作为组织人民争取与稳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与黑格尔将文化视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只能“从它们的思想定义和思想形态上来理解”的抽象思辨不同［2］，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550，生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又会反过来作为一种文化权力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服务于社会生产与国家建设。因此，意识形态斗争成为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重要内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11。为形成这种“物质力量”，马克思主张积极利用当时的物质条件来组织群众。印刷技术及其背后的生产性力量就是马克思最早找到的物质条件。马克思主张以报刊媒体为文化斗争的主要阵地，以理论掌握群众，积蓄文化力量而为反抗现实的物质力量做准备。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中虽未直接提及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权力和文化斗争的内容，已经接近形成文化领导权的概念。
列宁也未明确地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但是，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斗争中重新评价了文化斗争战线的作用，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列宁从未抽象或孤立地谈论文化，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充分利用和争取新闻媒介，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延伸到传播领域，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唤醒”无产阶级意识的功能。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整体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率先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政党应该通过彰显与强化“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来赢得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与支配地位，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政权，“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这表明政党在争取与获得政权之前，以及在掌握政权之后，都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建设来不断地再生产政权合法性的意义源泉与社会心理。对于如何争取这种文化权力，葛兰西认为要重视利用市民社会之中的教育机构、大众传媒等文化机构来运作与施行文化领导权，这些承载文化传播功能的机构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媒介。
从以上对文化领导权建设思想的回顾可以看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本结构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①文化空间——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场域；②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导力量；③民众——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力量；④技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介体力量。我们也可以把文化领导权建设简要理解为政党利用特定技术载体对民众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通过民众的文化认同而获得政治认同，并取得领导与支配力量的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习惯性地将文化领导权建设重点放在“文化”本身，而忽略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效能影响至关重要的载体——技术工具的研究。实质上，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在建设，而建设的过程一定有赖于技术工具的参与，文化则是为实现领导权而作为政治问题被提出来的。若单纯着眼于文化的力量而忽视技术对文化的塑造，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传统的偏离。这就启示我们：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对文化领导权建设进行整体性思考，不可忽视技术力量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代语境下激活文化领导权建设传统的内在潜力。
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算法为驱动的数字技术成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甚至被各国视为高度现代性的象征符号、权力工具和巨大利益的可能来源。数字与文化的融合建构起新的文化发展秩序，当今时代，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拥有了传播正确思想的话语权。［6］为此，我国制定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7］，将数字技术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领导权建设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指出：“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8］结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要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数字技术是否能够成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创新推动力量？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耦合？在这种背景下，系统分析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指归与可能产生的异化风险，探究数字技术条件下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具体路向，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提质增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指归
当下几乎所有行业现代化转型的底层动因都是数字技术的驱动，文化领导权建设也需要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传统文化领导模式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将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并不仅是使原本的文化领导模式简单数字化、网络化，还需要考量文化领导权建设系统的各个要素是否契合数字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能否在政党文化领导下赋予人民充分的文化发展权利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领导权建设只有呈现出数字技术嵌入的正向功能，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嵌入的现实价值。
（一）数字赋能：党的文化领导力提升的内在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以文化领导权建设立党、强党，取得政权并稳固政权这一主线。中国共产党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导力量，具有文化引领与价值支配的地位，但这一地位的获得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力的形成首先源于自身理论的先进性，理论的先进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能力构建普遍的思想领导权，进而构建文化领导权。［9］但是，理论的先进性并不必然保证绝对的文化领导力，这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当时的媒介技术的记录、传递和储存。［10］技术的形式决定了文化领导力的塑造方式，党的文化领导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取决于利用这种客观技术条件宣传与组织群众的能力。
在印刷传播技术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报刊传播面广、速度快的优点开展“主义”的争夺，使报纸杂志演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形塑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介质。［11］后来，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成为政治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以重复性、单向性的传播特点和广泛性的空间覆盖，塑造了党的文化领导的权威地位。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12］如今，数字技术全方位塑造了一个数字化的流体世界，数字技术嵌入政治文化生活的突出表现就是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科层式领导与管理体制，数字平台确立了一种扁平化的文化交流与组织新模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依托传统媒介的“中心化”文化领导模式已不再适应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趋势，借助数字技术展开实时式、交互式和情感式的文化沟通成为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的全新课题。利用数字技术，政党不仅可以通过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的方式扩大主流文化在数字场域中的影响力与传播力，还可以通过强算力动态追踪社会公众文化心理的变化趋势，弥补决策的不足。政党主动融入数字文化生活，可以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党文化领导的在场感知，在数字场域增强社会公众对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认同，同时也会不断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
（二）数字赋权：数字技术作为新质文化权利的崛起
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主体是从事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自觉的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一定是建立在利益获得的基础上的，这种利益既有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样也包含精神生活的需要。当代意大利著名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认为，权力是一种“交换关系，因而是互惠的”，“只有在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和期待后才能对他们行使权力”［13］。文化领导权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政党只有带领与组织群众争取获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利，才能够增强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群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党提供充足的优质文化资源，也需要人民群众有利用各种物质资源自主参与社会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数字技术表现出强大的赋权效应。在文化生活中，民众不仅可以自主选择多元的优质文化，而且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文化创作能力。对于一些文化精英之外的群体，这种赋权效应更为显著。例如，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民众可以沉浸式地享受虚拟仿真的文化体验，也可以在数字平台上随时领略经数字影像处理的历史珍本的时代风华。对具有艺术创作意识的个体而言，利用数字技术的通用功能可以承担多项工作任务，使个体能够不依赖于常规的团队合作而独立高效地完成某些复杂的艺术创作。民众从文化消费的客体跃居为文化生产的主体，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自主文化发展权利的实现。对民众而言，这不单单是一种能够使生活更加便捷的技术，而是进入了一个完全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数字文化世界”。数字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工具或载体，而是成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本身”［14］，数字技术在文化空间已经作为一种实现文化解放的新质文化权利强势崛起。从权力的发生逻辑来看，中国的政党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本身具有同构性，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帮助民众利用数字技术发展自主文化权利，提升民众的文化获得感与文化参与感，对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同样具有强化作用。
（三）数字嵌入：数字与文化的融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从来不是理论与观念的强制灌输，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实现整体文化发展的繁荣兴盛，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所在。数字技术在文化场域的深度嵌入与文化发展相融合，催生了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现象，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现实载体。
一方面，通过数字嵌入与技术重构，实现文化的数字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持续合法性来源于民众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认同。以往凝聚文化认同力量主要是通过国家颁布政令来调节与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或是通过文化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努力来获得社会支持［15］，但这种传统的文化发展形式无法有效满足文化社会化的需求，也会使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边际效用受到限制。数字技术的嵌入为文化发展找到了一条有效的社会化路径。借助于视觉符码的呈现方式和社交界面的互动方式，数字技术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更易为民众所接受，数字技术成为民众文化活动的主要记录与沟通方式。民众在对数字媒介的日用而不觉中接受文化的浸润与滋养，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主流文化的价值共识有望通过文化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化传递与扩散，在数字文化场域中凝聚起群体认同的文化因子。文化借助数字力量改变了单一的发展形式，重塑了文化艺术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与消费方式，使其不仅带有现实空间的文化属性——基于现实生活来建构文化想象，而且带有虚拟空间的文化特征——基于数字媒介来形成文化符号。游走于数字虚拟与现实情境之间的数字文化，更能够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场景下的文化需要。
另一方面，利用文化引导与价值规制，实现数字的文化化。技术作为介体力量，在参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役工具，因为“任何技术都承载着价值，是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16］。哈贝马斯也提出科学与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但在技术理性的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17］，即若无价值规范与引导，技术的工具理性总是会遮蔽其所负载的价值理性而表现为否定性力量，塑造出马尔库塞语义下的“单向度”的人。数字技术是资本逻辑下追求先进生产力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指向对资本的占有与对权力的支配，因此，要实现其合理性就必须重视价值维度，以对抗其在渗入现代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力量。然而，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理性有别于技术所承载的技术理性，文化天然具备来源于现实却与现实中的异化秩序相对抗的基因。社会主义文化所指向的是公正与和谐，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其所蕴含的价值规范与数字技术价值规制的需要相契合，这使得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具有同构的内在张力。因此，从战略层面上对数字技术进行文化引领和价值规制，以主流文化消弭数字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鸿沟与认知隔阂，也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必要环节。
三、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异化图景
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代新兴技术的诞生都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以谋求自身发展的权力意志。在规范条件下，技术会为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技术的两面性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数字技术具有强大的通用功能与超级仿拟智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其在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化风险，防范数字赋能变成数字负能。
（一）数字功能僭越：消解政党文化领导权与主流价值认同
数字技术因具有某种类人智能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而引发了技术革命，这是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本质区别。民众也萌生出一种将数字技术视为与传统技术不同的特殊物的追捧心态，这在数字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强势入侵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数字崇拜、数字狂欢和“数字中心主义”的倾向中已经初见端倪。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因素，数字化最大的特征在于其不仅为自身建立规则，而且为社会重建规则。［18］数字技术的这种强大性能可能会使其脱离文化的规制而异化为支配性力量，进而为僭越党的文化领导主导地位埋下隐患。
一方面，数字技术强大的通用功能会增强人们的技术依赖，消解党实施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性。在未使用数字技术之前，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要依靠人力完成，并为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逐渐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格局，党员干部对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责任感。但是，在数字技术表现出高生产效率和超级数字传播能力后，传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便显得低效、冗杂，数字技术的强大通用功能使其可以部分取代人力而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如此便可能使党政部门的宣传工作产生技术依赖，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简化为购买数字设备、制定数字平台规则，将日常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交付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手段，出现文化领导能力弱化和消解文化领导自觉性的风险。
另一方面，数字算法的强大功能会制造“过滤气泡”，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在数字技术中，算法的强大功能可以使无序的数据条理化并排列组合，对数据信息进行标签化归类与匹配，这就为数据信息的流动制造了一层“过滤气泡”。社会大众在自主选择与算法推送下看似实现了信息自主与文化自由，实质上则是掉入了算法过滤的“信息茧房”与“价值气泡”圈套，与自身价值偏好不符的内容会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从而造成价值认同的固化与偏颇。数字文化场域作为一种智能化的公共场域，在算法平台的流量操纵和权力规制下塑造了一种“数字化的普遍理性”［19］，党进入数字空间会遭遇身份沉降并弱化以往的权威形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他网络信息一样，成为被社会大众选择和过滤的语义符号，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确定性也因算法赋魅而受到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价值秩序面临着被算法解构与“悬浮”的风险。
（二）数字鸿沟偏见：解构社会文化正义与社会政治信任
在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文化正义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的目的又指向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社会文化正义与社会政治信任分别代表着民众在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政治认同的建设生态。然而，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趋势下，文化正义与技术正义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强化。从数字技术的法权属性来看，到目前为止，数字技术的研发与投放依然是由市场把控，数字技术因其强大性能而得以进入各个领域，成为一种通用资源，但不是一种公共资源，其依然具有相对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属性与自由分配的权利，那些受地域、收入、代际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数字弱势群体将被排除在数字权利体系之外，形成难以完全消除的数字鸿沟和数字偏见。因数字鸿沟或偏见而引发的技术非正义问题会解构社会文化正义，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危及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一方面，数字鸿沟加剧社会分化，解构社会文化正义。数字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因而在文化领域，民众必须首先掌握数字技术并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才能获得更多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会。但是，在社会系统内部，信息与知识并不会被公平地提供给每个个体，信息的丰欠存在个体差异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20］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以及数字技术的分化效应直接加剧了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个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并渗入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数字技术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分化影响，在数字资源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会进一步在文化上被边缘化。数字技术获取渠道、动机与意识不足的数字弱势群体会面临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智能三种数字鸿沟。这三种数字鸿沟所形成的数字差异扩散到文化接触、生产与传播三个层面，会使部分民众因数字接入鸿沟而无法获取数字化文化信息、因数字使用鸿沟而无法创造数字文化产品、因数字智能鸿沟而无法共享数字文化成果。这种民众在文化上的不正义感受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也会使民众质疑决定这种文化分配的社会制度，进而弱化党的文化领导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另一方面，数字鸿沟激发“后真相”偏向，解构社会政治信任。在数字技术应用之前，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落实并不需要干群之间的直接接触，而是依托传统媒介在一种“脱域”的状态下实现。对于民众而言，党是理性、权威与公权的代表，是一种公共信任的对象。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党群之间的信任系统面临着数字入侵的风险。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结合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数字资源的多少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话语权的大小，人们对数字技术使用得越多，给数字技术提供的数据也就越多，其声音、要求、价值和观点也就体现得越充分［21］，而较少使用数字技术的数字弱势群体的声音与公共理性的声音则可能会受到限制，结果导致数字鸿沟加剧社会偏见，不断挤占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更有甚者，在数字文化场域，理性话语逻辑逐渐被刺激公众感官系统的视觉符码代替，视觉成为叙事表意的首要介质［22］，呈现出一个不再以理性话语为基础而诉诸情绪宣泄的“后真相”社会，人们拒绝大一统的价值认同，至少不依赖任何权威，对任何宣布为“真相”的东西都表示怀疑［23］。一些“数字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编造或控制“真相”，使得民众离真相越来越远，对党所宣传的理性价值也会越来越不信任，从而导致主导理性消失与政治信任危机。
（三）数字文化霸权：引发传统文化失语与民族文化失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理论基础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但这并不代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文化内涵表现为静止的和确定的状态。文化本身需要依托特定的技术载体进行历时态的传递与共时态的传播，因而是动态的和流动的。当前，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强大传播力与创生力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承载工具，但数字技术的全球开放性意味着其还承载着其他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一些西方国家往往利用数字技术所表征的现代符号消解他国的文化生态，实现文化霸权。这对于具有稳固文化秩序与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会形成一股穿透和破坏力量，在数字空间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矛盾关系。
一方面，数字技术以现代表征阻隔传统文化的赓续，造成传统文化失语。历史文化传统之于社会生活而言，是前提性的，是一切合理性、正当性和规范性得以确立的依据［24］，但在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下，人们在潜意识中往往容易将传统与复古画等号。在现代社会，文化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成为现代文化的强势话语［25］，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集体主义和伦理精神的一种挣脱。数字技术标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恰好契合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同时也是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现代文化发展趋势的推动力量。例如，当下，一些“数字青年”将学习利用先进技术视为人的现代性的表征与追求，这种心理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热衷于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网络文艺，将一些二次元与虚拟偶像作为情感投射的文化符码，传统文化在赛博空间里则难以彰显赓续传承的生命力。当传统文化失去生产与传播空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传统力量的支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凝聚力也会从内部离散开来。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世界共识”弱化民族认同，导致民族文化失落。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巩固主流文化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要面对直接性的文化霸权，还要警惕间接性的文化入侵。技术是文化承载的重要介质，但相对于其文化功能而言，技术的经济功能与生产功能更易于被其他国家需要和接受，这就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打开了一个隐形的缺口。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技术传播史时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参与跨文化技术的对话，不仅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会侵蚀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未来我们将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基于机器的全球文明，它将越来越多地消解民族的独特性。［26］数字技术的强大通用性使其可以在纵向上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在横向上形成一种将世界整合统一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数字技术上更具竞争优势的国家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其文化影响力，而那些在技术上处于弱势的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将会面临着被冲击与削弱的风险，这对于技术爆炸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挑战。
四、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风险纾解路向
文化领导权由民众合法赋予，由文化建设赋魂，由数字技术赋能。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文化领导权建设必不可少的载体，然而，数字技术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风险。因此，为加强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首先，要从技术问题切入，在总体路向上重塑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实现中国自主的数字技术创新，打造社会主义性质的数字平台，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在价值观念上协同一致；其次，要在具体路向上针对数字技术的异化图景，整合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理路，为数字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与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创造有利条件。
（一）总体纾解路向：重塑数字底层逻辑，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协同
技术是实现社会秩序构建和改造的方法论武器，文化领导权建设必然要应用具体时代条件下的技术介质。在传统媒介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主要是借助报刊、广播等介质进行传播中国共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技术媒介拥有绝对的引领与支配权力，建立了以党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化的文化权力结构系统，但在数字场域中，中国共产党并未拥有绝对的领导与掌控文化建设的权力。这一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与传统技术媒介存在本质的区别，由市场把控的数字技术具有独立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属性，而且在技术创新上更多地依赖于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从而导致数字技术在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中有可能并不完全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运行。这中间既有技术发展的问题，也涉及技术应用背后的社会制度与科学思路，因而需要在技术发展与制度建设的协同耦合中重塑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在价值观念上协同一致，从根本上改造数字技术的异化基因。
1.实现技术自主：以价值引领技术开发，确保数字嵌入的意识形态耦合
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耦合问题，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也必须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耦合问题。从数字技术对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塑形式来看，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质代表的是一种“数字民主化”趋向，本质上是有利于实现民众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但为何这种“去中心化”特质会引发人们对文化秩序重塑的恐慌，甚至可能成为颠覆党的文化领导地位的异化力量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在意识形态属性上的不完全耦合，而这种不完全耦合又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我国当前数字技术创新的不完全自主。客观来看，我国的数字技术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只有少部分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多数技术是在国外数字技术开源框架基础上的简单调整，这就使得西方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游走于我国的数字文化空间。由此可见，实现我国数字技术的完全自主十分必要且紧迫，其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我国自主开发的数字源码成为可能。为此，国家不仅要在政策上为数字技术研发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与竞争机制，在资金上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对数字技术研发人员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确保数字技术的研发与价值设定以主流意识形态为遵循。即便在数字技术自主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加强数字监管来限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确保投入使用的数字技术在价值设定上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相一致。
2.加强制度保障：改变技术法权属性，打造社会主义性质的数字平台
数字技术在实现自主创新后，并不必然消除数字僭越、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等异化力量。这种异化本质上是数字技术所呈现的支配效应的“镜像”，而这种支配力量形成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与资本逻辑的“联姻”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秩序格局，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建设秩序的混乱。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数字技术的支配力量，就必须改变数字技术的法权属性，变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为社会公共属性。有学者指出了国家力量介入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在数字技术的本土发展中必须重视技术的共有性。［27］当数字技术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公共资源时，国家便获得了对数字技术进行合法约束和分配的权力，能够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规范有效避免数字功能僭越、消除数字鸿沟现象和防止数字文化霸权。当前，为改变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防止其被资本逻辑吞噬，已有政府部门与技术平台开展深度合作，合作方式包括政府的资金扶持与部分政府职能的“外包”等，但要想从根本上阻止“数字寡头”的出现，还需要通过国家力量与技术公司的合作开发，建立统一的数字平台，将数字技术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公共基础设施，限制私人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支配空间，使基于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理念分配使用数字资源成为现实。
（二）具体纾解路向：对抗数字异化力量，重塑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
当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取得社会主义性质的协同一致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导力量，必须统合发挥群众、技术与文化的作用，在重塑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前提下提升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增强情感联结，丰富生态场域，以纾解数字技术的具体异化风险。
1.避免数字功能僭越：增强党的领导禀赋，提升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具有优秀的领导禀赋，有能力构建文化秩序，在文化领导权建设中获得被民众认可的权威与主导地位。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数字嵌入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领导权威，关键在于能否适应数字变革而保持自身的领导禀赋，这不仅需要党在思想上摆脱数字依赖，还需要在实践中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自身的领导能力。一方面，要廓清思想迷雾，理性回答如何对待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这个元问题。尽管数字技术能够在一些精细化的工作中超越人类，甚至其所具有的智能功能能够仿拟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但从本质属性来看，数字技术依然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3］525数字技术作为人的主体客体化的产物，始终作为一种客观的介体力量嵌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是人的物质力量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边界。同时，我们也应对某些人工智能体给予应有的尊重，承认并积极看待其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与数字技术和谐共存。对于如何处理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党只有坚持理性思维，才能以正确的思想认知引领群众，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中引导共建规范的数字文化秩序。另一方面，要保持先进的学习理念，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党的领导权的正当性在于其先进性，在技术迭代更新的时代，党需要对保持先进性具有高度自觉，不断进行自我学习、自我革命，以提升文化领导能力。这不仅体现为思想上的重视，而且应在实践上推进数字技术的整合嵌入，通过定期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倡导党员干部主动学习并利用数字技术深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搭建起党务工作系统及文化传播数字平台。此外，党还应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由供给侧文化服务转向需求侧文化引导。传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注重以党为核心向外辐射的供给侧文化服务，但在数字时代，扁平化的数字平台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场域，若要实现文化领导权，就需要体现数字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丰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价值内涵。在宣传内容上，要侧重利用数字算法追踪公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与文化需求；在宣传方式上，要深度挖掘数字媒介资源，加强主流文化传播的视听叙事，使党的声音与形象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在宣传工具上，要推进传统官方媒体与算法平台媒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形成文化领导合力，以更易被群众接受的方式广泛地联系、宣传与教育群众。
2.消除数字鸿沟现象：拓展公众数字参与渠道，增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情感联结
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导权建设中的文化主体地位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建构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立足于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弥合数字鸿沟，以建构公平正义的文化发展格局。对人民群众而言，要主动提升数字文化素养，在政治参与中增进政治信任，在数字文化空间建立新时代的党群关系。这样可以使党与人民群众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相互承认、互为建构，增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情感联结。一方面，弥合数字鸿沟，建构公平正义的文化发展格局。在文化与数字融合的趋势下，数字正义影响与规制着文化正义，而文化领导权建设又必须以实现文化正义、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前提，因此，必须先解决数字正义问题，以数字正义推进文化正义。面对因数字接入鸿沟、使用鸿沟、智能鸿沟所产生的数字正义问题，党应该加强数字技术的公共设施建设，扩大数字边缘地区的数字覆盖范围，确保人民群众对数字信息的可及性，以解决接入鸿沟问题；在基层开展数字技术使用指导，引导人民群众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文化生产，以解决使用鸿沟问题；推进算法规则透明化，引导人民群众掌握数字算法规律，并将原创文化成果进行线上推广，以解决智能鸿沟问题。如此，便可将数字弱势群体纳入数字文化发展大格局，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数字文化建设的正义属性，提升人民群众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文化获得感与对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增进政治信任，在数字文化空间建构新时代的党群关系。数字鸿沟激发了“后真相”偏见，并引发了政治信任问题。要想弥合数字鸿沟，除了数字资源的再分配及党的数字指导服务，还需要人民群众树立自觉意识，积极利用数字资源进行“数字反哺”，以提升个人的数字文化权利认知、数字文化综合素养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参与能力，将代表数字弱势群体的声音、价值、观点和诉求在数字媒介中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文化领导与服务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要。面对超级数字场景下的“感官盛宴”与虚实交织的文化迷雾，人民群众应主动了解数字文化传播背后的流量逻辑，重拾对公共理性的信任，在主流媒体与算法媒体的博弈中提升自身的是非辨别力，使体现公序良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得到坚守。对于党而言，则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足的数字文化空间，以发挥其作为文化主体的创新发展能力，同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在数字文化空间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和亲密的党群关系。
3.防止数字文化霸权：推动文化多元发展，丰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生态场域
文化空间内的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与西方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建构同质文化以实现文化霸权的目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场域逻辑是实现不同文化共同发展下的多元一体，其中，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规制与价值引领的作用，其余类型的文化在主流文化的领导下不断交流、碰撞、重构与融合，呈现出文化发展的多样形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面对数字文化霸权所产生的失语/失落困境，从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关系的思维矛盾。只有多元才能造就一体，失去文化的多元发展，文化领导权建设就会从总体上失去内在生命力与鲜活力。为此，必须明确：现代化不是机械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不能因为数字技术的深层嵌入而背离或丢弃传统文化；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两个结合”的逻辑延展。因此，要在数字文化空间内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引导人民群众以自身的文化框架和价值观念对待数字空间所充斥的各种现代符号，实现党的文化领导下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以丰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生态场域。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双创”发展，增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因认同。首先，要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何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广，如何在现代条件下继续发挥教化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2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价值引领，在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准甄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造来增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因认同。其次，要从技术上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以什么样的数字形式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为人民群体呈现出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文化精品。为此，要摒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数字平台上的简单移接，灵活运用数字媒介之间的融合与转换，通过数字交互技术推进经典普及与民众参与，增强传统文化在数字文化空间的吸引力与传播力。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强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民族认同。数字与文化的融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它既具有把世界压缩成没有地域性的平面的倾向，也能够在再造与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定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与民族认同不可分割，以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必定要在数字场域塑造高度独立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利用数字技术增强民族文化建构的话语权，积极挖掘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成就与文化元素，打造系统完整的民族文化数字资源库，利用数字空间的整合功能将蕴含民族集体认同的文化能指与意义所指结合起来，增强民众的情感认同。另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要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民族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故事利用数字平台传播出去，在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总体而言，虽然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够为实现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数字转型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但数字技术本身无法确保其嵌入后必然能实现文化领导权建设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均衡样态。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不完全自主与私人属性会导致数字赋权与规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可能使数字技术从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异化为支配性的力量，挑战文化领导权建设原本的权威与秩序。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阻止技术革新并不是消解技术风险的根本出路，化解风险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并探寻有针对性的纾解路向。将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实际上就是直面数字技术渗透至文化领导权建设领域所产生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增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在力量，并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空间；另一方面，依托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规制纾解数字技术的异化风险，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耦合联动，推动数字技术的向善向好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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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萧 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