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也是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的集大成者。其注重“第二个结合”且在思想文化上的目标旨向，就是破除东方对西方的文化依附，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就是说，基于“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根底上创新发展且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种规律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建设文化强国推到历史前台，成为人们关切的紧迫问题，从中可提升出一种规律性认识，即从“物质”经“制度”再到“文化”。从马克思主义维度看，马克思是从“物化资本批判”人手，深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走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革命，这是马克思思想演进的逻辑;从历史维度看，从1840年到1921年，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经历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经“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这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予以回应的逻辑;从实践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因而相对注重物质世界建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党既要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活动予以制度规范，也认为创造中国奇迹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于是我们就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历史任务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制度的背后是文化。在物质建设和制度建设基础上，因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彰显出来，又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使我们注重寻求制度优势的文化根源，使文化强国建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这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逻辑。
上述逻辑意味着文化的重要性，它关乎国本、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灵魂，关乎人心根基，塑造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是相对于未经人的活动外化的“原始自然”而言的，讲的是“人化自然”的“人化”过程，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及其成果。一切人类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成果，在事实上都可称为文化。人类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一切“成果”之历史沉淀、选择和升华，就会“凝结”为一种“基因”，基因的群体化、共同体化就是“根脉”，对基因、根脉的传承就是“传统”，而基因、根脉和传统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进而影响“结果”（“东方从属于西方”所蕴含的依附性，其深层就是东方对西方的文化依附）。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体现种规律性认识，这种规律性认识内在要求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阐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指明方向。创新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方向。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这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依据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从本原、关系、过程、空间和功能五个维度入手。
从“本原”角度提出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命题，表达出我们党在中华民族文化“由何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价值何在”与“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和现代”等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它指中华民族在对待文化自我上具有自觉性、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引领性与话语权，既在对待自身文化上具有主体性，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或“统治”意义上的主体性危机，是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互鉴性”“普惠性”“和平性”的主体性;其目标旨向，在于重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关系”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中得以确定的。这几个概念存在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是前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主体性的具体不同的体现和实现形式;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也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赋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政治上的引领，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深厚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支撑。
从“过程”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历史概念，其主体性是中国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长期传承发展、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生成巩固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所具有的特性。从“空间”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区别于其他国家及其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更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一种呈现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主体性。从“功能”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有助于把内部差异极大的众多民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内部发挥着传承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民心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凝聚力、国家认同感的坚实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也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还使“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第二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文化根基。为巩固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其出发点，是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鲜明彰显出来，其落脚点，就是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其重大意义体现在“破”“立”“行”三个核心方面，它既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也为开启“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提供了方法，还强调以“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从“破”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底层逻辑在于破除“西方中心论”和“文化虚无主义”，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扫清思想障碍。“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古”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今”，就是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一论断的底层逻辑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层逻辑就是破除“文化虚无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强调“古为今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文化支撑，彰显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显然，“古今”问题涉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解决“古今”问题，有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立”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从“行”的角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就是在实践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此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