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存在很多风险，全球化、技术变革等更加剧了各国风险的爆发。由于风险的多样性和内生性，现代社会总是与各种风险相伴而生，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当前，在新冠肺炎已大规模扩散及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无法做到立即完全消除风险。但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全国各地都能够做到风险可防可控，即使疫情仍持续一段时间，也可实现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运行的同步进行。
实现“静态防疫”和“动态防疫”并重。针对农村的防疫，采取封禁性措施将人们保留在原地，即可以达到防疫目的，即“静态防疫”。但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实际超过70%（含镇和未升格为市的县城）。当代中国社会正常运转，民生基本维持，需要有两亿以上的人口处在某种流动状态。因此此次战“疫”，在做好静态人口防疫的同时，需要改变依靠单纯的严防死守、封堵禁止的“静态防疫”模式，采取同现代流动性社会相适应的“动态防疫”方法，将防疫重点放在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流动人口、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场所等上面，实现以“动态”中的安全防疫，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促进经济产业复业。
树立对防疫学研究成果和现代防疫体制的信心。与“动态防疫”相关的一个核心专业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无症状感染。德国两大权威病毒研究机构，不认可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无症状传染性的可能。国内及世卫组织主流专家认为，无症状传播的例子虽然存在，但非常罕见，不是此次疫情传播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我国的防疫体系已实现超级动员的情况下，所有感染者、疑似者、接触者都已被置于严格医学监控，在非湖北省的区域内对流动人口、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场所都已采取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因此发生大规模感染事件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近日返城的流动人口并未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疫情形成大的冲击。即使发生个别感染事件，也很快可以实现有效防控。
警惕极端防疫措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国已经是老龄化和城市为主的社会，社会成员中急慢性病患者、独居老年人、残疾人、心理疾病患者等人群数量巨大，他们为维持生存需要经常性的紧急医疗、交通、照护等需求。湖北省之外的其他输入性疫情的省市，采取诸多极端防疫措施，将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社会关注度全部倾注到“防疫”这一紧急事态上，可能造成上述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医疗、看护、交通、心理等需求被严重忽视（尤其在农村、镇和县城），影响其生活。同时，与科学防疫相违背、同疫情不成比例的极端防疫措施，也造成许多社会成员长远的心理损伤。极端防疫措施会带来五个方面的负面效应：一些区域“民生失稳”；一些地区“出入失控”；一些地方“农业失时”；一些城市“工业失序”；一些国民“行为失范”。
防止极端防疫措施让感染者产生抵触心理。当前，全国非湖北的省区市确诊患者数量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即使疫情再延宕一段时间，确诊感染者人数可能还会有一些上升，但非湖北的各省区市的疫情急剧升高的现象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在非湖北省的其他区域需要更加强调科学防疫和“动态防疫”，不能采取单纯封禁等极端措施进行防疫。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各种非人文的极端防疫措施，将感染者、疑似者、接触者视为同主流社会相对立的角色（尤其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就会使这些人产生防卫和抵触心理，为避免被歧视不去主动报告，甚至加剧其中一些人的反社会心理，对疫情防控本身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物资保障。物流企业的专业技能和资源是保障防疫物资供给的有效力量。防疫物资需求的分散化性质，使社会组织（国内民间、海外捐助）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对防疫期间的物价变动，政府管理部门需要更多着眼有利于扩大总供给这个目标，采取稳健灵活的市场和物价管理措施。总体上，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宏观协调和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企业）的专业特长，充分发挥民间支援力量的积极性，形成防疫物资供需高度匹配的“三位一体”的联动运营机制。
工作场所员工的分散式特征，是企业复工的基础。由于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员工具有分散式而非集中式特征，在疫情特殊时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后，企业可以复工，健康员工之间发生感染将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即使有意料之外的个别感染事件发生，也将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对于少数工作场所员工具有集中式特质的企业，在可能情况下推进员工的散点化分布，或鼓励居家作业。
为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创造条件。可参照香港卫生署的做法，紧急制订新型冠状病毒防疫规范要求，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措施，提升员工和社会的安全感来促进复业。参照国际防疫惯例，对各地来自非湖北省区域的无任何症状的返岗员工，鉴于他们已经历过武汉“封城”以来的防范，以及返程过程中在列车、飞机、小区等多道防疫关口进行了检查，除非他们有症状，可以默认他们为健康人口，取消14天的隔离观察。不具备复工的企业要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各级政府强化有关政策的发布和落实，为企业、行业恢复运营提供必要条件。
（作者系全球风险控制专家、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