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深刻地意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恢复、确立和巩固，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和彰显。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在于科学地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曾饱尝无尽的屈辱和磨难，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自由民族之林，重新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确立了主体地位，延续了民族的文化血脉，享有了建设自己家园的主体权力和自由。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关键在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文化原创性的民族，它拥有着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民族的“根”和“魂”，亦是全民族儿女涵养心灵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虽经受过无数的冲击与破坏，但从没有真正地断绝，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博弈和较量中最终通过吸收对方的优秀成果和合理因素而不断地壮大和复兴起来。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复兴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获得极大提升，意味着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文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且意味着中华文化通过一百八十多年的洗礼重新获得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民族孕育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使中国永远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所有领域享有充分的优势，能够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生存博弈之中占有充分的自主权，进而能够为捍卫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推动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归根结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享有，都只是复兴的外在表象，相反，只有真正地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复兴，才能为这些外在表象奠定内在坚实的基础，提供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事实上，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华文化，如何科学地改造和提升中华文化使之具有无限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才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任何原创性民族文化实际上都为自己奠定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在各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过程中，纵使文化的外在表象和机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毁和破坏，只要不触及文化的基因，那么，这一民族文化就能够重新恢复元气，重新发展和壮大起来。客观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运用西方文明的镜子来反观和检讨自己的民族文化，来分析和解剖民族文化的不足、缺陷与弊病，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和观点。客观而言，无论是激进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派”，还是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派”，等等，等等，无不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利益。然而，毕竟不同的思想流派和观点往往只代表着某些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同思想流派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分析及其提出的发展方略，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是否坚持了科学的立场和方法论的重大问题。历史不容假设，事实证明，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肩负起改造和提升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因此，旨在建立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创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全面观察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工具，而且是解剖中国旧文化的手术刀。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客观而言，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和原则，立足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着眼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尊重中华民族历史辩证发展的前提下，正确地分析和评价了中华文化自身存在的不足、缺陷和弊病，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导致旧愚昧落后，蕴涵浓厚的奴化思想，本质上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是倡导民主精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文化的改造和提升提供了科学的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和原则，真正立足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尊重历史辩证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甚至是极端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与改造的。尽管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灾难，但改造和重塑中华文化，从文化角度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良好初衷不应该怀疑。“文革”结束，如何全面地从文化角度反思“文革”，特别是如何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加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为此，他进一步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多年实践和经验教训说明，如何科学地看待中华文化，使其更具生机和活力，进而如何为中华民族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世界，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科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归属的重要指标，而强调继承传统，不忘根本，延续民族精神命脉，坚定自己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则说明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宗旨，则为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塑关键在于彰显中华文化精神特质
一种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关键在于其拥有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精神特质。只有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些精神特质，揭示地优势与特长以及伴随其中的不足、缺陷与弊病，就是实现该文化创造、发展和重塑的关键。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以及伴随其中的不足、缺陷与弊病呢？特别是，在与西方文化复杂冲突与较量中，经过一百八十多年的洗礼，究竟哪些内容和品质是值得中华民族倍加珍惜而需要大力弘扬的呢？而哪些不足和缺陷需要不断弥补，那些弊病需要剔除呢？特别是，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已经从前现代向现代化、后现代转变的历史大趋势下究竟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到底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塑造和建构出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生活世界。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呢？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哲学是文化的精髓与内核，在文化整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特质就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
概括说来，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以下精神特质：一是崇尚天人合一，注重整体和谐与系统统一；二是坚信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重视创造与革新；三是崇尚和而不同，向往万物并育；四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主张赞天地化育；五是强调知行合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统一；六是人事明断吉凶、得失、功过、善恶、祸福，具有鲜明的价值考虑；七是注重内在心灵超越，强调内圣外王；八是超越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注重生命感悟和生活智慧。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精神特质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客观而言，这种影响是整体性、全方位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两者彼此难以割舍。从积极方面而言，中华民族形成了很多值得赞美的文化品质和精神特征，如中国人形成了自尊自信、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形成了革故鼎新、日新变革、顺势而为、因势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形成了崇真求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形成了讲信修睦、谦敬礼让、礼尚往来的礼义文化；形成了天下为公、公而忘私、注重情义、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的高尚美德；形成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形成了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维护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然而，从消极方面而言，中国人过分注重肉体生命，形成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隐忍自安、奴颜婢膝的奴性意识；过分敬畏天道，形成了因循守旧、封闭狭隘、盲目迷信的保守思想；过分恪守等级秩序，形成了君贵民轻、以位定贤、愚忠愚孝、安分守己的等级观念；过分顾及家族私人利益，形成了无视公道、轻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逢事旁观看热闹、看笑话的冷漠心理；过分在意血缘亲情，形成了徇私枉法、以情代法、逢事托人情找后门的违法乱纪恶习；过分推崇美德，形成了以善伤真、以孝害身、以德害命的错误思想方法；过分注重情面，形成了盲目自大、虚荣好面子的畸形人格。众所周知，鲁迅曾深恶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无疑，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人身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鲁迅认为中国人历来生活在“二重思想或多重思想”之中，这实际上造成了极为复杂的矛盾状况，严重地阻滞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鲁迅说：“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拨去了‘二重思想’。”
因此，从根本上说，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中华美德，敢于自我解剖，从自身上剔除文化基因上的劣根性，全面地塑造更优秀的中华民族。可以说，只有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解剖和重塑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客观而言，文化的革新与改造是一项极为复杂艰辛的工作，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既急躁不得，又不能消极无为，而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和永不松懈的努力，持之以恒地全力推进。事实上，近代以来，在无数次的东西方文化冲突、较量中，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中华文化已经自觉地通过比较和鉴别而认识到自己的长短优劣，已经通过吸收、借鉴对方的长处、优点而实现着改变。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个性、创新、时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追求，注重实践，讲究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毫无疑问，这些可喜的成就还不足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的改造和提升还任重道远。
为了更好地改造和提升中华文化，事实证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可以说，这句话为中华文化的改造和提升确立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相信真理、遵循规律的科学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原则；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倡导个性自由、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毫无疑问，如果脱离了这些理念、原则和宗旨，中华文化就难以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难以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张曙光强调：“东方的启蒙不能只要类与个体，还必须在类与个体之间重建共同体。”如何在启蒙之后从文化的高度重建中华民族，是更为根本的任务。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争奇斗艳、竞相发展的态势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从心灵上回归中华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只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才能最终为中国共产党奠定最根本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的先进文化，从根本上说，只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经过全面改造和提升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不是忽视或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而凭空臆造出来的所谓新文化。先进相对落后而言，绝不能再简单、粗暴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难以为中华民族所接受，事实上也只能摧毁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根基，更难以培育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提出的第四个“自信”。客观而言，前三个“自信”，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因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科学理论，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在党成立九十五周年之际，正是通过多年来的反思，最终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寄托于中华民族文化，充分地肯定了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实上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客观而言，这实际上理顺了党和人民孕育出来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即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是中华民族在伟大的斗争中通过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它既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存在，归根结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客观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正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阐明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全面地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
结束语
我们坚信，尽管中华文化的改造和提升，特别是中华文化主体的重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锐意进取，定能伴随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创造和建构出最适合最具中国特色、最能涵养中华儿女性情、最适宜中华民族生活的自由和谐的民族生活世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为实现这一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准备紧密团结、凝神聚力，为之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