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主体性是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是构成该文化独特性质的内在根据。具体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可识别的独立持存的文化形态所应该具有的规定性或属性。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失落与寻找，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的体现。在当前时期，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新文化主体性发展和成熟的路径在于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但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新文化；文化建设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强调论述，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这其实强调的也是要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因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要进行理论的建构，更是在进行一种文明的赓续和创造。而这一文明的赓续和创造，在实质上就是创造一种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文化、新型文化，也即具体主体性的中华文化。
那么何谓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为何一定要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怎样去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它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有科学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才能为推进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工作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内涵
“主体性”是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现代哲学往往被视为主体性哲学，或者确立了主体性的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重要创始人，笛卡尔首先开启了主体性的建构，他以“我思故我在”作为思考的起点和支点，“我”被视为确定无疑的存在，我的意识——“思”被视为一切思想和理论建立的逻辑基础和标准。康德通过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实现了对传统认识论的彻底反转。在传统认识论中，认识过程总是要求主体的意识要围绕客体来进行，去把握客体背后的根据、原因等，而在康德看来，这达不到科学建构的标准，很容易被怀疑论所摧毁，所以真正的认识过程应该是客体围绕主体来进行，主体的意识或理性就是最高的准则，客体的存在与性质要符合主体的理性逻辑（先验逻辑），否则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3]
对哲学的主体性建构，或者说主体性哲学的特质，概括最“直接”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胡塞尔看来，意识的对象就是意识本身所产生的，也即意识的内容是自身给与或建构的，它们不在意识之外，就在意识之中，即“意识的主观和意识本身不能与意识的对象性东西分开去考察，而是相反地，意识在自身中就具有被意识对象本身”[4]。这也就突显出主体性的“强盛”，也即主体性不但是外在世界存在的依据和法则的制定者（人为自然立法），同时，意识也不需要对外在事物进行“映照”，一句话，“意识有什么世界就有什么”[5]。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6]，它总是对时代问题最本真、最深刻的把握和反映，主体性哲学所把握的就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性。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整个现代社会观念中，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7]。
然而，如果把这种主体性套用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上就会导致荒谬的结果。现代哲学和现代社会的主体性主要是指人，尤其专指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即个人的理性、自主性、创造性等。[8]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性”并不是这种层面上的，这里的“主体性”具有一种独特的内涵。
也有一些学者把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文化主体性的“主体”界定为“当代中国”，认为文化主体性“意指在文化层面上彰显当代中国作为主体的特殊性质”[9]，这其实并没有把握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论述的精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把“主体客体化”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状况，是文化所要把握、反映的客体。如果当代中国可以作为文化的主体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组成部分，如“当代中国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经济”等，同样也可以视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体”，这显然是成问题的。
深刻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内涵，我们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何谓中华文化，毕竟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从“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定和认同中“延展”出来的一个问题。所谓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生存体验和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生命历程的表征，既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华民族正在创造的当代文化、新文化。中华民族的当代历程与过去是不可分的，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如果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来看，他所强调的构建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中华文化”，更多地是指向中华民族正在创造的当代文化、新文化。这一内涵指向在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讲话中被清晰刻画出来，即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1]。这种“新文化”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或者“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不是其他民族的，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融合、结合的产物。
而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一种特别规定性或属性。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是构成其文化独特性质的内在根据”[10]。具体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可识别的独立持存的文化形态所应该具有的规定性或属性。具体来说，中华文化何以能够称得上“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别的民族的文化，即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所应该具有的明显的可识别性，当然，也是其内在质的规定性。
概括起来，中华文化的这种“明显的可识别性”，或者说“内在质的规定性”，主要包括三层内涵。
其一，中华文化的独立性
所谓中华文化的独立性，主要是指中华文化必须成为一种非依附性文化，它不能是其他民族文化的附属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翻版，而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文化，尤其它不能是西方文化的翻版或附属。一种文化具有独立性的根本标志在于其内蕴独立的价值观系统，确保中华文化获得独立性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赋予其独立的价值观系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11]105这充分说明了价值观在一种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没有独特的价值观，就没有独立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无法拥有主体性。
其二，中华文化的自觉性
一般来说，文化的自觉性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是指生活在这种文化下的人，对这种文化进行自觉地反思和传播，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熟悉自身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价值意义、未来走向等，并有意识地进行创造、建构、创新等；另一方面就是文化本身的自觉性，文化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和产物，虽然是第二性的，但是文化本身却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但对社会经济具有反作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它还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这里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性”就是指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需要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进行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不是逐渐迷失自身，成为别的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淹没于众多文化之中，无法被识别，也即是我们要自觉地维护和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并了然其实践根源、价值指向、“性情禀赋”等。
其三，中华文化的自主性
虽然文化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自主性的意味，但是文化的独立性还不等于文化的自主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独立和自主勾连在一起，即“独立自主”，如果独立就是自主，那么讲独立自主，无疑就有“叠床架屋”之嫌。在前述文化的独立性时，我们强调的是文化的独特性标识，特别是有独立的价值观系统。而文化自主性则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着眼于其发展方式或途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视野下，各种文化交流互鉴、呈现为不断冲击和激荡的状态下，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要坚持走自主性的道路，即“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1]。
二、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动因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道统和精神标识。中华传统文化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直接哺育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整个东亚文明，中国也一度被视为“天朝上国”。
然而古老的中国，在近代却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和危机，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在各种危机中，文化危机的影响最为深远。虽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国家独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且正在强起来。但是文化的危机并未解除，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众的文化自信尚未稳固确立，“崇洋媚外”现象并未根除，大量的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地去国外高校“镀金”就是一个直接例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观念仍然在一些决策领域、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更有甚者，面对中国的问题，一些学者总是在第一时间去西方学者的理论和书籍中搜索答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给与批判，他说，一些人“‘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11]67。
可以说，近代中国遭遇的挫折和危机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曾经被中国人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中华传统文化一度被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障碍，甚至视为“文化垃圾”，一些学者要求我们全面废除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盘西化。从此各种文化都被引进过来，学英美、学德日等，各种西方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被拉来“救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可以说既无理论又无自信，只好作为学徒被动地模仿和接受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思潮，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不同思潮的演练场”[13]。直到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我们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独立。
然而如前所述，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实现政治独立、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代表我们就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就能够马上实现文化自立自强、就能够使民众坚定文化自信。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就更明显了，各种崇洋媚外现象层出不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处于严重失落状态。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严重“失语”状态，“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14]。各种外来文化热潮，此起彼伏，如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后现代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曾非常流行，更成问题的是，各种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也伴随文化思潮或者潜藏在文化思潮之下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都曾一度流行，扰乱了人们的观念和思想。
究根溯源，这一切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记忆”[14]。也即，我们在文化上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是谁，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被判定“已死”，成为一种“古董”，而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尚未创造出来，马克思主义又在有些领域被边缘化，其曾一度“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1]76。
失却了文化身份的中国人，成为文化上的“弃儿”，成为文化霸权主义欺压的对象，成为文化殖民主义侵入的受害者。正是在此困境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我们开始寻找文化身份，也即构建文化的主体性，“‘找回自我’由此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紧迫任务”[8]。
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寻找之旅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自觉实践和努力，我们正式认识到“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取得重大进展，“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2]。“这一文化”就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未来的“新身份”，有了这个文化新身份，就“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
当然，中华民族新文化尚未完全形成和确立，我们不能说它已经成熟和定型，只能说已经跃出地平线，露出其初始面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还未完成，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实践基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从逻辑上讲，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最终完成后，中华民族新文化才能露出其全部面容，处于一种成熟完善的状态。
中华民族新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进行生存抗争，以及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征。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历经千辛万苦、流血牺牲，但不屈不挠，经过“凤凰涅槃”，实现了“浴火重生”，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迈向强起来，这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建构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再现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种新文化也一定可以为中华民族提供独特的身份标识，让我们重新“做自己”，一种全新的“自我”。
三、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科学路径
文化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自然即自然而然，文化则并非天成，是人的实践创造，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人类的文化文明史，就是人类的创造史。文化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某一民族自觉创造的结果，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体性只能来自中华民族的自觉创造，绝不会从地里自动生长出来。那么应该如何推进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新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和成熟，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就是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
首先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其“魂脉”，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1]94-95。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其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魂脉”，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生硬地植入到新文化之中，而是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开枝散叶”。马克思主义具有永恒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其秘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它不断地根据各国具体实际、每个时代的状况来发展自身、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成就了新中国、成就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相互融合、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5]。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它具有普遍性，但是普遍的东西总要落到实处、落到具体处，否则就无法发挥其普遍性作用，就会成为抽象的东西，乃至成为一种教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必须落到实处、落到具体处，也即和各国具体实际、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文化形态，那就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构成成分。
其次，还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时代的魅力和光芒。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根脉” [16]。如果丢掉了，我们就会不知来路，忘记归途。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营养，不断壮大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生命历程的表征，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所思所想所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传统文化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过去，它是中华民族过去的苦难和辉煌的见证，一定会有其历史局限性，而中华民族走进新时代，融入世界历史之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要求我们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它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形态。在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催化的力量。
最后，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最后和最终所求，乃是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就中华民族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关注文化的主体性，其根本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以精神独立助力和巩固社会政治经济的独立，保证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在五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虽然屡遭劫难，尤其到了近代，甚至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然而独立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让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奴化教育时，能够始终不忘根本，恪守中华文化身份认同。
然而，战火的硝烟已经远去，中华大地和平已久。在这种和平的岁月里，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早已被冲散，人们往往会被各种外来文化的“新奇”所吸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化的承继者、实践者、守护者，时刻不能丢掉危机意识，必须披荆斩棘、奋发有为，带领中国人民重铸中华文化之辉煌，必须时刻牢记“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
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任务，就是赓续中华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载体，谱写中华民族新文化，以中华民族新文化丰富人类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跃迁提供不竭动力。
四、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2]。在文化建设中，守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2]。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不但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尤其在今天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相互交流激荡，一些文化在这一过程未能坚守根本，逐渐消失不见，整个民族失去文化身份认同。中华民族的过往经历，使我们对文化身份的失守痛感心扉、刻骨铭心。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特别注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文化自信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坚定文化自信，就得有文化可供坚定，也即我们的文化自信需要有明确的对象，这种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也是现代的，具有先进性。我们当前所讲的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而这些文化资源将会熔铸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之中，实现质的飞跃，确立了主体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将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说，“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同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也深刻表明：“失去文化主体性，文化空间被外来文化占据，就只能产生文化自卑感，导致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滋生”[18]。
（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伟大的梦想。在今天，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毅力。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增长、物质财富的繁荣，更包括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没有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就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而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民族独立性的精神力量，更是整个民族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的思想支撑。[11]13
（三）它是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条件
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自古以来，各民族的文明就是在交流互鉴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而文明能够交流互鉴的重要条件，就是文明文化的主体性存在，霸权文化与附庸文化之间既无交流互鉴的必要，也没有交流互鉴的条件。霸权文化是不屑于从附庸文化那里汲取营养的，而附庸文化本身又缺乏独立性、主体性，是霸权文化的低级组成部分，缺乏交流互鉴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也即其他文明就可以把中华文明从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识别出来，“发掘”其优秀成分，从而为其所用，促进其自身文明的跃迁发展；而中华文明也因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可以发现其与其他文明的差异、互补部分，从而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
（四）它是促进人类现代文明转型跃迁的有生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11]113。现代人类精神的表征就是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文明。现代文化在人类自由解放的历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使人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确立了人人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还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可能永恒不变，都要被新的更高级的文化所取代，实现文明的跃迁。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所启动的现代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服从于资本的增殖逻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人类虽然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然而又开始为外物所役。正是现代文化所固有的缺陷，带来了现代文明的全面危机，包括生态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危机、经济危机、核战争危机等。可以说，当前时期，人类的现代文化文明到了历史的拐点。而中华民族新文化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类型，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巩固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它的主体性的确立和成熟，必将丰富人类的现代文明，有力地促进人类现代文明的转型和跃迁。
结语
目前学术界关于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从四个维度对其解读把握，算是一种出于“抛砖引玉”目的的尝试，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化研究。文化的主体性对一个种文化来说至关重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主体性建设，在深化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建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为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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